一早上一地鸡毛。因为晚了10分钟叫醒孩子，老大还只是轻轻抱怨了一句“爸爸你怎么这么迟才叫”，老二就大哭大闹，“你这个老糊涂，都怪你”，最后我也绷不住发飙了，他还以更猛烈的暴怒，只是当妈妈提醒他就快要迟到了，才哭哭啼啼，饭也不吃、牙也没刷，一路在后座用拳头捶打着我的背到了学校。
送完孩子，一阵疲惫就像老酒的后劲涌上来。很累。之所以晚叫醒，是因为我忘了五一长假调休，今天星期天也要上学的。昨晚睡前，老婆还让我记得（因为我是全家最警醒的人），但这两日事太多，今早一睁开眼，我满心想的都是昨天未了的一些思绪，想先打开电脑记下来。
昨天那篇引发的留言很激烈，以至后来评论区被管理员关闭了（重申一次：我本人
绝对不会
关闭评论区）。许多人无处宣泄，还继续给我发信息，骂我的居多，比如这位在取关前丢下一句：
当然也有人说好的：
另一位则给我忠告：
其实我也知道这不讨喜——也许我所有文章的写法都是不讨喜的。这些年也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争吵，我逐渐意识到，很多人对社会评论的期望似乎是某种“秉公说理”的态度，这可能源于中国人对“公”（公平、公正）深厚的伦理期待，但这对我而言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写作不是判案，在我看来，其价值在于能否带来新知。
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对，我只是提出一个可能很少人提及的视角、观点，仅供参考。昨天那篇也是因为看到次条的文案说“再优秀的人，都会毁于不会说话”，忽然想到特斯拉危机公关，其副总裁陶琳“决不妥协”的高姿态也不是专业的处理方式，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拿出数据、就事论事地技术性处理、别去指责维权车主的“居心”，这事也不会闹到现在这样。
我的本职也经常处理危机公关事件，在入行之初，老板就告诫过两条基本准则：
第一条：消费者是没有错的；
第二条：如有异议，请参看第一条。
在我看来，不管怎样，需要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倾听他们的诉求，进而在技术层面不卑不亢地分析，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就算对方在闹事，也得了解清楚他为什么采取这样激烈的方式。普通消费者没必要考虑特斯拉的难处，你要做的只是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已。
但很多人显然不是这么想的，至少有几种典型的反应：闹事不应鼓励，这是给法治化开倒车；闹事者道德有瑕疵，是无理取闹，动机不可告人；为什么针对特斯拉，还是因为国内外的大环境，上下联手，会把仅有的外企都赶出中国；特斯拉的品质就是好，再怎样也胜过国内的同类。
我得承认，自己原先低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果然陶琳的发言是“很懂中国”），也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回归技术性处理。实话实说，我虽然喜欢做社会分析，也正是复杂多元的反应才更有意思，但本能地警惕和反感中国社会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倾向，最终把简单问题搞得复杂化了。
当然，某种程度上，那个消费者法则稍稍更改下，也未尝不适用于我自己：读者是没有错的；如有异议，参见第一条。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也让我看清楚自己立场、视角的问题所在，刷新自我认知，但我肯定无法每一篇都让人满意，遑论让所有人喜欢。
我集中关注的几个议题，读者也未必都喜欢。去年我就察觉到，有些人赞同我对疫情的评论，但反对我对美国大选的观察（尤其我还预测了川普败选），连我一位读者都发现了，有次说：“维舟涉及到性别议题的文章下常见‘你平时文章很好，但这篇太偏激/逻辑太混乱’的评论，维舟这么温和的人了……某些人真是听不得实话。”之前写了那篇《
弱国时差综合征
》，有一位给我赞赏后留言：“感觉我熟悉的维舟又回来。你写时政就好，女权什么的就别写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当然感谢有人喜欢我写的，但我也怀疑，有时这种“喜欢”只是恰好合了他的胃口，未必是我自己写得多好。就像当年“伤痕文学”轰动一时，但那是因为有一群特定的读者，可以产生强烈的共鸣，然而时过境迁，大部分文学评论家都赞同，就文学性而言，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没什么价值。我不想自己也这样。
“我喜欢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更不一定是“对的”，但很多人都分不清楚这其中的差别。我在意的，是自己写的，即便在多年后，还能让人觉得“观点有可取之处”。至于别的，就像美国色情大亨拉里·弗林特在自传中说的，“如果你不喜欢电视里说的一些话，关掉电视就行了。如果你不喜欢《风尘女郎》里面的东西，不看就得了。”
这里记录的本来就是我个人的所思所想，我既不想迎合读者，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读者”本身也是一个庞大多元的群体，反应不一，就好像我做的菜，喜欢吃这一道的，不一定喜欢吃另一道。但很抱歉，这我也没办法，我只会做这些。
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有一段话深得我心：“我常常说，我是卖豆腐的，只会做豆腐。同一个人，是拍不了那么多形式各异的电影的。这就好像在万物具备的百货大楼的餐厅里吃不到美味饭菜一样。在别人看来可能一样，但我却在一部部的作品里加入了新的表现、新的想法。”
小津安二郎（1903-19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