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突破了布罗代尔的范式，展示了更广阔的海洋史研究视野，不再局限于某一区域，而是讲述了全球、海洋和当地的历史联系。
本书展现了海洋史研究的多元视角，但仍有不足，没有完全摆脱一元发展的传统历史思维。作者在首尾部分强调太平洋的‘整体性’，但这与本书主旨存在龃龉违和之处。
作者认为本书内容丰富，描写细致，展现了太平洋开发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是近年太平洋史研究的重要作品。
编者按
突破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的范式，戴维·伊格莱尔的《逐利之网：从库克船长到淘金热的太平洋世界》显示出了更加开阔的海洋史研究视野，他不再局限于地中海、大西洋等某一片区域，而是因着太平洋的广袤，努力地讲述了一个更加多元的海洋史故事，白人、原住民甚至太平洋上的动物都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力图将全球、海洋和当地这三个层面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联系起来。不过作者也指出，伊格莱尔依然有构建太平洋的“整体性”的意图，与他的多元视角有龃龉之处。
文 ｜ 王晴佳
（《读书》2025年1期新刊）
费尔南·布罗代尔尝言：“一部以辽阔水域为中心的历史论著诚然令人神往，但更加可以肯定的是，它像任何新事物一样，会冒种种风险。”他的话当然是针对有志研究海洋史的同人说的。可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史家在布罗代尔的感召下，其中已经有不少人甘冒“风险”，努力拓展海洋史的研究。戴维·伊格莱尔的《逐利之网：从库克船长到淘金热的太平洋世界》便是其中一部，本人读后颇多感想，下面将抛砖引玉，就其内容、新意和不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来源：whb.cn）
谈到海洋史的缘起，首先要提到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该书从书名到结构，都将地中海的地理环境及其作用视作历史叙述的中心，其做法在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多重意义。除了提出长时段概念，突破民族国家的叙述框架，布罗代尔以地中海作为其历史叙事的主角，还有很重要的一重意义，那就是他的《地中海》一书，成为当今海洋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以布罗代尔的时代而言，他将地中海视作“一个世界”，本身是十分创新的举动，因为这一认知突破了国际乃至洲际的界限——他的“地中海世界”不仅包含了许多国家，而且融合了北非、南欧和中东。但这一做法，也有将这个“地中海世界”孤立看待的倾向，无怪乎当今海洋史研究的倡导者、哈佛大学的大卫·阿米蒂奇呼吁，希望今天的海洋史研究者能扬弃布罗代尔的范式。与此相对，最近二十年来的海洋史研究，则具有更宏阔开放的视野。譬如大西洋史的研究，便几乎容纳了欧洲、非洲和南北美洲，而印度洋史的研究，也包含了阿拉伯海和南中国海等区域，其中所含的文化十分异质和多元，史家往往无法将之容括为一个世界而无视其中的显著不同。太平洋史的研究更是如此。伊格莱尔写作的《逐利之网》，足以表现这样的特点。他在书的起始便指出，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其中包括“众多的海洋”和不同的“文明”，而与之相比，“太平洋真的是太大、太多元、太复杂了”，因此很难“设想它只是‘一个’海洋世界”。因此，研究太平洋史，史家首先遇到的是“哪个太平洋的历史？谁的太平洋的历史？”伊格莱尔能直面这些棘手的问题，有助于他在写作的整体上避免一元的视角。的确，在西方的现代地理学中，太平洋抑或大洋洲本身至少分成了四个区域：澳大拉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但研究太平洋史，还必须包括其周围的国家，如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海洋东南亚（Maritime Southeast Asia）的国家。还有，自哥伦布开启了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的殖民强国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德国等，都在太平洋的不同地区留下了深刻的足迹，因此他们的行踪也是太平洋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伊格莱尔的《逐利之网》，正是从上述这些国家在太平洋的探险和“开发”开始的。顺便提一下，此书的英文原名是The Great Ocean，直译就是“大洋”。作者以此为书名，或许正是为了表现太平洋之大及其多元和异质。中文译名改为《逐利之网》，突出了欧美殖民者的行为，有助于吸引读者眼球，但同时也模糊了原作想表现的多元性。由于史料和作者的知识所限，此书的内容的确侧重了欧美人士的活动，但伊格莱尔其实并没有多写库克船长探险的“艰苦卓绝”，而是在不同的章节，尽力呈现太平洋土著居民的角色。同时，他的写作还尽量描写在太平洋的洋面上其他国家和民族人士的足迹和贡献。如此众多而又不同的人士参与了太平洋史的活动，“逐利”即使是一个动力——以欧美人士的行为为典型，但其表现也必然有着程度上乃至性质上的差异，可能无法笼统视之而一“网”打尽。《逐利之网》英文版与中文版封面（来源：douban.com）
此书的第一章“海上商业”，便是证明这一差异的一个例子。太平洋进入世界历史的舞台，与人们在那个广袤的区域进行的商业活动有很大关系。伊格莱尔在书中强调了中国的作用，说到“中国推动了太平洋早期的贸易，后来发生的很多商业事件，都有中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西班牙建立美洲殖民地之后，其“马尼拉大帆船”将墨西哥与菲律宾连接了起来，但他指出“在西班牙人看来，这三个地方特别关键”：马尼拉、中国和中美洲，而从美洲驾船驶往中国，首先需要往北航行先到日本。所以，太平洋贸易活动中，亚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客观来说，明清两代对于海外贸易，虽然已有研究指出并不完全闭关自守，但其积极程度应该远不如欧美国家，而日本在那个时期，执行了“锁国”的政策，尽管仍有缝隙，但绝对说不上热情投入。因此伊格莱尔在书中强调了广州“在东太平洋的商业世界里发挥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有趣的是，他又用被动态这么描述了一下：“根本无法采取‘措施’阻止欧洲或美国的货物从东印度公司以外的渠道进入广州。”这句话没有主语，不过至少表明，欧美商人在广州做生意，遇到不少阻挠。更有意思的是，广州固然重要，而夏威夷则是“太平洋中心的‘大客栈’”，但夏威夷的政治社会结构，让其参与这一商业圈的活动，显现出明显的内部阶级差异，虽然上层阶级从中获利，“平民大众却鲜有收益”。因此太平洋海上商业的开展，其推动和接受在各个地区均表现出不小的差异。
《谟区查抄本》（The Boxer Codex）中的插图，描绘了乘“马尼拉大帆船”的西班牙人与马里亚纳群岛的查莫罗人早期相遇的场景（来源：wikipedia.org）
夏威夷和太平洋其他岛屿的普通居民不但没有受益，而且还在由欧美人主导的开发太平洋的活动中，成了某种受害者。伊格莱尔写道：“不管身体健康还是不健康，那些饱受性饥渴之苦的水手都极其渴望在夏威夷群岛放纵自己的欲望。”《逐利之网》一书对于欧美商人和水手如何与岛屿居民之间交往，花了不少笔墨，其中性活动占据了不小的篇幅。上面已经说过，海上活动存在许多风险，对于欧美的探险者而言，他们受到了各种疾病的袭击，连库克船长也不例外。这些疾病包括肺结核、疟疾、登革热、痢疾、水肿、流感、肝炎、天花和性病，而这些输入性疾病对土著居民而言，则带来了空前规模的瘟疫。道理很简单，他们长期处于“世外桃源”中，对这些曾经肆虐欧亚大陆的疾病，其体内毫无抗体，所以受害程度是“毁灭性的”。造成这一伤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美人与当地居民的性事，伊格莱尔称之为“性交易”，其中别有深意，因为在欧美人的记录中，“性事如此容易上手，这让那些水手乐翻了天，与岛上女人共度良宵一刻的水手，没有一个不把那些女人描述为滥情教唆者”。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比如一个美军少尉勾引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女之后，承认他对当地的风俗“形成公开威胁，因为这种制度严格要求青春期的姑娘要保持童贞”。用“性交易”的词语来形容，因此更为精确，因为欧美的军官和水手，用的是长钉、铁钩、小玩意儿和硬币等廉价的东西，与当地女性发生性关系，而“在后来的岁月里演变成一种公开的、有组织的、被强迫的体系”。更有甚者，看到性交易有利可图，当地的部落首领也参与其间，逼迫土著女性成为欧美男人的性奴。由此，性成为“太平洋地区的物质、文化和传染病等种种不平等交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虽然有“你情我愿”的部分，但也有“大规模强奸”，让当地的年轻女性“被迫利用自己的身体满足外国男人的欲望”。性交易的肮脏性，很快给双方都带来了恶果，那就是各种性病的广泛流行，造成当地女性不孕不育，婴儿出生率急剧下降。同时，梅毒也像野火一般，在十六世纪及其之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的加利福尼亚迅速蔓延。不过就其造成的危害而言，对太平洋岛屿居民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损害显然更为显著。性病和其他疾病的传布，让毫无抵抗力的太平洋土著人口急剧下降。一个统计数字表示，加利福尼亚本来的土著人口有四万到六万，但到了一七六八年，幸存者已经不到七千人，而这些幸存者“不是正在死亡，就是匆忙奔向死亡”。所以，在太平洋的近代历史中，土著居民大致而言似乎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但从上面的例子来看，他们在历史演变的长河中，也并非毫无“能动性”。伊格莱尔在书的第三章“人质和俘虏”中，描述了他们如何时时俘获那些被他们称为“流浪者”的白人。他特别提到：“不管是海岛上的居民，还是陆地上的居民，他们在遇到库克船长和他的手下时立马关注到这样一个几乎总是会引起冲突的事实：这些陌生人想要的东西，都是原住民想要控制的东西。”这一事例清楚表明，我们理解太平洋史，需要摆脱二元论的视角，不能将西方人视作主动的一方而无视原住民的能动作用。库克船长遇害前，他们一行人与原住民发生冲突。上图将库克描绘为双方的调停者，而下图中的库克表现出攻击性，挥舞着枪支（来源：en-academic.com）
为了突出这一论点，伊格莱尔在题为“博物学者和大洋中的土著”的第五章中，特别提到西方科学家对太平洋的研究，从物质到人种，多种多样，均有涉猎。伊格莱尔写作此章，似乎是通过展示西方科学的进步，希图相对正面地描述西方人士在太平洋区域的活动，但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地呈现了太平洋开发中土著人的角色。在这一章的起始，伊格莱尔就描述了一个名叫卡杜的美洲印第安人，并通过法裔普鲁士人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的描述，展示这个土著人的言行举止。卡杜和沙米索在十九世纪初期，搭乘了俄国探险船“鲁尼克号”远航太平洋。卡杜对参加这一远航，毫不退缩，尽管其他船员多次告诫他：“这是耗时很长的航行，可能再也回不来。”但卡杜以他的行动，“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船员”，船上的军官和水手“都喜欢他的幽默和好奇心”。与之前的欧洲人有所不同的是，沙米索不满欧美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乃至担心欧洲人的探险活动会伤害太平洋的土著。他与卡杜交友，与之近距离接触，其原来的目的是希望将其视作科学研究的对象。由此，沙米索特别关注卡杜到了新环境的种种反应，譬如卡杜如何搜集自己喜欢的东西，又如何对人表现出热心和慷慨。饶有趣味的是，经过九个月的相处，沙米索与卡杜之间结成了颇为深厚的友谊，沙米索甚至认为对方“是我一生中遇到的具有最好品质的人之一，是我最爱的人之一”。同时，伊格莱尔也从其留下的报告中看出，“沙米索在他遇到的很多东太平洋部落的土著居民举止上，看到了‘尊严和坚守’”。通过这些西方科学家与太平洋地区土著人之间互动、交往的例子，伊格莱尔凸显了太平洋史研究的多元视角。依笔者管见，这一历史多元性在书中还有一个表现，那就是在第四章“大捕猎”中，伊格莱尔详细描述了欧美人士如何在太平洋捕猎海狗、海獭和鲸等海洋生物。他写道：“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洋哺乳动物捕猎开始于十八世纪的北太平洋，并在以后的一百年里向东太平洋扩展。”所以，太平洋开发的受害者，不仅有当地的原住民，其人口在与西方人接触之后锐减（学界一般认为，美洲的印第安人，其人口数量下降了大约90%，而太平洋岛屿居民的人口，则降低了60%—80%），而且还有太平洋中的海洋生物。伊格莱尔形容：“在三种对于东太平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海洋哺乳动物接近灭绝的时候，这场大捕猎活动也达到了顶峰。”这场对动物的大屠杀，一开始还依赖土著居民的捕猎技术，但之后其作用日渐减少，因为需求急剧增加，欧美的捕猎者已经不屑土著人士捕猎时的仪式感了。这一需求主要表现在对海獭、海狗毛皮的热衷和用鲸油照明在当时的普及。体积甚小的海獭，其毛皮被称作“软黄金”，价格高昂。美国的一位商人这样形容：博物馆里一半的陈列品比不上一张海獭皮的美妙，没有什么比海獭皮更能带给人愉悦了。对海獭皮如此贪婪，那么对之捕猎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西方商人不但排挤了土著猎者，而且他们之间也相互争斗。不过土著的阿留申人亦不甘示弱，虽然居于“悲惨奴隶”的地位，“但是他们一直在进行着抵抗，从来都没有屈服过。况且，他们还在俄国商人最渴望的捕猎商品中，拥有不可替代的技术。虽然阿留申人的数量不断减少，但他们依然是最成功的海獭捕猎者，甚至把海獭捕猎到灭绝的边缘”。
“捕鲸业景象”（来源：imagesofoldhawaii.com）
伊格莱尔的上述描述，应该不是为了怪罪阿留申人的行为，而是为了据实凸显太平洋史中不同人士的作用。但在对海洋生物的态度上，这些不同种族、出于不同目的的人士，又显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那就是人类的需求抑或欲求高于一切，因此对屠杀动物处之泰然。《逐利之网》一书中有不少人士出现，其中玛丽·布鲁斯特是一位捕鲸船长的妻子，曾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六年，详细记下了她的观察。玛丽曾对船上的水手与当地女性之间的性交易，表示了道德上的不齿：“哎，丢人哪，这样的事在这里人们并不以为耻。”但伊格莱尔适时指出：“很明显，玛丽·布鲁斯特给男人及其社会关系划了一些道德界限，如果那些界限被跨越，她看起来就会深受震动，而对于捕鲸这样一个人和哺乳动物之间的猛烈对抗，她却安之若素，令人惊讶地不受影响。”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伊格莱尔引用了一段玛丽的航海日志，其中近似冷酷地写道：“快速猎获（或用鱼叉捕获一头雌鲸）的唯一方法是追逐幼鲸，直到它筋疲力尽，然后就把它拴住，母鲸会守在幼鲸的身边，因此就被捕获了。”作为一个女性，她显然对母鲸与幼鲸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即母鲸愿意为其儿女舍身的母爱之情，无动于衷，毫不同情。而且，她的日志中还赞美了炼制鲸油场景的“壮美”。更具讽刺的是，正是人类对动物索取无度、暴殄天物的态度和行为，促进了太平洋的开发：“对海洋哺乳动物的大捕猎让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地方，也可以说是小地方，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根据每个物种接近灭绝的不同情况，这些偏远的地方都曾成为连接亚洲、欧洲、太平洋诸岛屿以及美洲的海洋贸易的中心舞台。”
“捕鲸人在捕鲸船上提炼鲸油”（来源：wikipedia.org）
由上可见，《逐利之网》一书，展现了海洋史研究的多元视角，其写作路径和内容反映了当今史学的长足进步，表现为从陆地到海洋、从欧洲到全球、从白人到原住民、从人类到动物以及“后人类”的思考取向。而此书以太平洋为对象，笔者以为更能体现海洋史研究之于当代史学的特殊贡献，因为与地中海、大西洋和印度洋的研究相比，广袤而又多元的太平洋之走上世界历史的舞台，更有助于人们走出西方中心论的传统，从多重角度展现近代历史演化的不同维度。正如作者伊格莱尔所言：“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全球、海洋和当地这三个层面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联系起来。”不过，如果我们看到呈现历史的多元为本书的主旨，那么也应同时看到，伊格莱尔的写作未能完全脱俗，而是仍然受制于一元发展的传统历史思维。他以美国船长威廉·谢勒的太平洋航海为本书的开始，因为谢勒留下了《中国和美洲西北海岸航行日记》，借此显现太平洋虽然辽阔，却又连接着中国和美洲这两边。而在本书的结尾，他又加了一章，题为“整合太平洋”。在其结尾的部分，伊格莱尔特别加入了这么一个细节：美国地质学家詹姆斯·达纳及其团队对太平洋海盆做了多年考察，撰写了《地质学》一书。此书虽然只印制了一百册，但赠送给了外国首脑和图书馆，其中也包括中国，达纳本人却未能获赠。因为正值太平天国时期，广州的总督收到之后，没有上呈给清朝皇帝，最终由传教士卫三畏在广州发现，买回来并“经历千山万水”寄回给了作者达纳，为后者所珍藏。《逐利之网》的首尾花费笔墨，描述这些细节，显然为的是表现太平洋的某种“整体性”这样的意图与本书的主旨，却有龃龉违和之处，构成本书的不足。这一不足或许显示，历史思维的革新，常常无法一蹴而就，而是时有反复。但瑕不掩瑜，《逐利之网》是近年太平洋史研究的力作，其所呈现历史图景的多维和多线，将会启发众多读者。
（《逐利之网：从库克船长到淘金热的太平洋世界》，［美］戴维·伊格莱尔著，姜智芹、王佳存译，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二四年版）*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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