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坛开始，吴璟薇老师简要介绍了组织本次论坛的目的是邀请五次讲座的嘉宾们齐聚云端、深入探讨本季读书会所关注的媒介学话题，并简要介绍了参与本季读书会的嘉宾和所领读书籍的相关情况。随后，吴璟薇老师提出了本次论坛的开篇之问：
“在跨学科的研读中引入媒介哲学视角，会对未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哲学研究的相对抽象化与宏观，新闻传播学研究又偏向于中观和微观，这样的跨领域对话如何促进我们对媒介的理解？”
对于该问题，嘉宾刘海龙老师认为，哲学学科（面对媒介）要解决的是中介性的问题。他认为从基特勒之后的相关讨论就一直忽略了中介性的问题；即便是克莱默尔的Mediology其实也是从哲学的维度来提这个问题。
于是，疑问便产生了：传播学现在到底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如何理解“传播”？“中介性”是传播学者用来解释传播演变的“工具”。
现实情况是，传播对社会的影响是更多传播学者关注的问题——但这就和哲学对传播的探讨不尽一致——哲学实际上只是来修正本体论、或者是哲学的形而上学理论中间的缺失；只不过，哲学角度来提这个问题，对于传播学科是一个提升。刘老师还指出，传播学和哲学其实存在相似之处，它和哲学一样可以成为“平台性学科”——即为其他学科提供一些思考的路径、问题和解决方案。所以传播学本身可以为哲学、中文、社会学甚至于计算机、医学等学科提供一个来自传播学的视角。当然，每个学科有它自己的问题，它进入到传播学这个平台的时候，也会带来很多新的启发，只不过传播学在为其他学科提供一些资源的同时，也要同时要解决自身的问题——这便是泛化的问题。传播学现在还处在一个迷茫的阶段，过去的传播学属于实证性质的量化研究，但随着时代的转变，传播学必须走向一个更为宽广的平台，如何为公众做出一些贡献？如何避免社会给公众带来的危险？如何规避技术对人的控制？从传播学的角度讲清楚它们，对于社会而言是一大贡献，当然传播学原本的议题也不能忽略。
袁程老师赞同并回应了刘海龙老师的观点。他认为：哲学和媒介传播本来是相对立的一个存在——一个是少数人的沉思，一个是大众的广泛传播。但是现如今媒介已经遽然成为一个时代中构架性的存在，以一种内在构成的方式影响甚至支配着很多乃至一切，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媒介进行哲学思考不是一种趣味上的锦上添花，也不是所谓的从哲学角度上进行提升，而是说就媒介自身的发展来说，对媒介进行哲学性的思考，是它必然要承担的一个使命，媒介的哲学化是一种时代逻辑的要求，它必须要走到这一步。此外，就哲学而言，在当下境况的一个根本处境就是它在历史上所承担的宏大解释与整体理解的使命已经拱手让渡给了科学，大师已经成为过去，现代的哲学就是一个在不同学科、不同知识、不同传统之间进行说理沟通的“平台维护者”，或者说中介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的哲学就可以定义为是媒介性哲学。——总之，一方面是媒介的思考使命的哲学化、另一方面是哲学沟通平台的媒介性转化，这或许可以构成对眼下媒介哲学一个双重解释。此外，从媒介和传播学学科自身出发，在创生之初视野是非常宏阔的，那些学科之父的思考是非常哲学的，但是到现在越来越走向实证化，以及多少有一些窄化和碎片化，这需要哲学概念上的一些拢集。总之，就当代知识状况而言，无论是传播媒介或其他学科，一个知识领域当中若没有一点形而上学维度的考量，这个学科的知识色彩、知识质量可能是会受到一些质疑。
赵千帆老师紧接着袁程老师发言。赵老师基本赞同袁老师关于哲学与各个学科的关系，但不觉得哲学或形而上学色彩在现在还可以成为标准。他首先回顾了哲学与科学兴起的关系的简单历史。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的兴起把原来哲学处理的问题领域 给分走了，例如哲学要处理的“自由”、“公正”问题就被法学或者政治学接手；人的“灵魂”、认识能力等问题人的灵魂或者等等，认识能力的问题，被心理学科和认知科学夺走，导致到了当代，哲学失去了自身的问题域。比如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志业》的演讲中，就几乎没有提到哲学还能为科学赋予价值。但是从批判理论的观点来看，哲学不得不与其余实证科学共同合作，在学科交叉当中找到自己的问题域，这也反过来使得哲学可以行动空间变得无限的广大。因为每个知识领域在不断追问中，都会产生一种自我指涉和总体化的倾向，也就是会说，会去问在这个领域所最终要得到的总体世界图景是什么，概念的根本涵义是什么，这时就可能需要哲学的帮助，来追问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数，什么是自然力，什么是生命 等等。但这时哲学本身并不有提供答案，而是作为占位者（Platzhalter）的角色，就是临时提供思辨性的“概念”或大词占领那个还没有被经验科学以具体的方式加以规定的位置。这样的工作如果卓有成效的话，在哲学经过跟其他学科的意见交换之后，我们就会得到了新的、更具体的概念。
随后，章戈浩老师分享了自己阅读傅拉瑟作品的体验。实际上，如果对傅拉瑟的充满哲理的“金句”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它可能会成为一个需要研究的、需要开创的领域。哲学性的思考如何进行与现实结合，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此外，提到媒介学或者传播学的时候，实际上视野还可以扩大到来自东方的哲学思考，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回答当今的我们关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实际上，来自中国的传统思想有可能会有进一步融入“媒介——哲学”对话的可能性。
张磊老师紧接着章戈浩老师分享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从《封神演义》“三教原本是一家”这句话出发，指出现代各种各样的学科，它们根源可能是一致的，都是指向我们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存在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我们对于答案的找寻，所以学科的界限本身就是因为当前时代的专业化导致，学科建设更多从所面临的问题出发点；标签式学术概念并没有固定不变的一个框架结构，更多的就像一个连接式、甚至是超链接式的结构，首先把我们形形色色相关联的研究集合在一起；此外不要局限在某一范畴，需要进行打破古今中外的思想对话，更多的去进行一种对话和交流。
潘霁老师分享了自己的研究体验。他指出，即便是做量化研究，没有诠释学的理论自觉，量化研究做出来也是莫名其妙，无法在理论与经验之间形成创造性的勾连。即便是最行政化的量化研究，它在对概念进行解析的时候，它也是要涉及到大量的诠释学以及牵涉价值立场、概念站位的选择；随后他分享了自己关于传播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的看法，哲学给予了从媒介的角度重新提问的前设，它或者可以把行政学研究当中很多的前设：包括它的局限性、它的历史性都澄清。但无论如何，传播学也应该反过来对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也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也需要在形而上学的立场上，以自身与实践经验之间的贴合，生产出它自身的、有自身问题意识、以传播或以媒介技术作为基本立场和导向的新的支撑点。这种支撑反过来对哲学或者对哲学当中的某些部分，实际上也要有滋养作用。
王金礼老师认为哲学与传播学的相遇是一个“艳遇”、一种“邂逅”。一方面，哲学从形而上往形而下走，到面对具体问题的趋向上，在对“媒介”这样一种器物的研究中“遇到”传播学；从传播学方面看，则是从内容生产、传播效果等具体研究中抽象，向上反思，就走到了传播哲学或者媒介哲学。这种反思是在思考，传播学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这种研究在整个人类知识增进过程中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王老师认为，传播研究的知识论意义在于，它是以传播、媒介的方式对人和世界关系的一种探索，也就是研究人如何“在世存有”。他说，这所谓传播的方式，具体是以C开头的三个单词：communication, connection和constitution，分享或传递，连接，构成。这种思考的基础是人和世界的未完成性、构成性，传播是完成、构成的途径。因为传递、连接以及构成必然通过媒介，这需要考虑媒介为何、如何介入到人类在世存有中去，由此就可能提出媒介性、媒介学的话题来。
曾国华老师紧接着王金礼老师发言。他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主流传播学、新闻学以及媒介研究，都跟那个时代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潮关联在一起。比如，传播学在早期初创那个时代为什么会体现出强烈的功能主义特征，除了传播学本身从早期就偏向应用研究之外，与当时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里面功能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有密切关系。近期关于媒介物质性的研究，其实也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近几十年里面一步步推进的物质性研究的总体图景是连在一起的。大体上来说，过往的人文社会科学主要从人的主体性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物质性研究更多转向一种从关系本体论、过程本体论、物向本体论或者整体宇宙观这些角度来进行研究。因此在这几种大的方向路径下，对物质性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出十几条关于物质性研究具体的理论路径，它们互相之间有呼应但也有非常大的区别。
吴璟薇老师提及了媒介学的背景问题，指出媒介学的理论背景是源自非常浓厚的西方文化、甚至是基督教文化的。对 “媒介”的隐喻中用了很多例子，例如天使、光晕、信使墨丘利等等，都是一种非常西式的隐喻。就此她提出了一系列疑问：
今天在引介媒介学时，如何来看待它自身所具有的西方文化的根基或者是特性？如何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理解这样的“信使”或者是“中介”的隐喻？媒介学引介如何面对中国本土化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章戈浩老师结合自己阅读傅拉瑟的体验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应。章老师发现傅拉瑟一方面谈传播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人类现象，但他本人又不把传播作为一个西方普世的价值观念，傅拉瑟指出了传播在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下的差异，只是很可惜傅拉瑟并未继续进行研究，没有推进往下研究，只侧重在关于欧洲的基于线性文字的传播；但实际上傅拉瑟意识到了他意识到了基于方块字、汉字文化圈的种种传播问题。章老师还指出，傅拉瑟在某些地方还受到了马丁·布伯的影响，中国的一些古典哲学、特别是道家的古典哲学著作，实际上是马丁·布伯最先翻译至德语、再介绍给海德格尔的；因此传播哲学的源头与现象学的传统有关联，与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讨论传统是有联系的，而海德格尔提出这一系列观点时，实际上受到了中国的道家哲学的某种启发；故此，要重新再思考在不同的情境下，中国很多传统的智慧和思想如何在一个合适的契机下和这些理论发生碰撞、产生对话？学者们完全可以打破这种古今中外的界限——实际上，媒介考古它就试图在打破这种关于时间上的一种顺序：回头再去看，有一些现代人认为的很远古的思想可能恰恰是非常的“后”现代的，很多现代人认为是当代的，其实也可以放到古代去进行这样的对话。
袁程老师表示，对于“天使”这一概念，中国原本是没有的，将这一概念引入中文学界实际上是把这一概念对于媒介性的关注承接过来，在一个很深入的理解过程之后，是否能够在中国文化传统语境中寻得共鸣，激发出对于传媒或媒介性表达的形象概念。袁老师还以《鸠摩罗什》为例，说明形象的挑选或借形象去表达，关键不在于不是任何一个有传播色彩或传播角色的人、符号，都能把它纳入到媒介性的这样一种“刻画”当中。
说到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王金礼老师表示，因为身在较为偏远的地方，能够切身感受到中国一些传统实践的存在。正如彼得斯讨论的灵媒，今天的地方性日常生活中，还有着某些通灵的人。在人和神的交接处，有一个特殊人的存在，连接普通人和超越之物。这实际上也值得我们的媒介学加以分析讨论。从将特定的人作为“灵媒”、作为媒介，王老师进一步又提出了普通人作为媒介连接他人与世界的问题。他因此提到了疫情期间阅读的书：卢曼《作为激情的爱情》。他说，爱情这样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实际上是一个人通过爱情、通过与恋爱对象的连接，实现了人和世界的连接。在这种连接过程中，爱情作为媒介，打破了人的个体性的坚冰，达到了在世存有。讨论爱情的时候，其实没必要讨论东方西方，它可以落脚到普通人的意义上，或者说人类类的意义上来讲人。其基本话题是个体性的构成、个体性的成长，以个体性成长之后的边界和封闭性。和通过恋爱关系，或者通过其他媒介，实现了与世界的共存，在世界中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播研究不再仅仅关注信息、传递、效果一类的话题，它可能有了一种对人和世界关系、对人类文明进行解释的知识论的身份和意义。
赵千帆老师对卢曼《作为激情的爱情》一书的背景进行了补充，本书实际上是卢曼在1968年作为阿多诺的代课老师备课时提出的讨论班主题。当时德国正处于学生运动当中，卢曼或许是故意准备了这样的私人性的主题 。本书就是后来从这次讲授内容中发展出来的。赵老师还从爱情这个主题回到中西语境的问题 。他指出，中国在以前没有从西方意义上、也就是作为独立个体的连接来谈爱情。“爱情”在汉语中可以说属于陈嘉映老师所说的“移植词”，也就是说，虽然它现在已经是个汉语词了，但其意义根源最终要回溯到西方文化史的语境中才能明朗。中国自己传统中当然有类似的词，跟“爱情”构成一个谱系，如“情意”等。所以，谱系学的角度可能是很重要的。比如，天使、灵媒、萨满教和中国南方的传统等等，还有和希腊的精灵概念等等，或者中世纪的女巫概念，它都是一个谱系的，与其在其中去区分不同的文化脉络和渊源，可能只要研究谱系和结构就行了。赵老师认为，不一定非要去寻找东方的、专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范畴。他还建议，可以从探讨一些翻译或者概念变迁的小问题开始。传播学上的一个例子就是communication的翻译问题。他在翻译傅拉瑟的《什么是传播》时，对应不同情境，不得不有的时候译成“传播”、有的时候译成“交往”。此时，汉字主动差异化的功能就已经在翻译过程当中体现出来。注意这些问题，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摆脱文化和学科上的“自恋”。赵老师还指出这个问题中隐含的一个悖论。中国文化传统一直以来都推崇普适性话语，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东方的，而认为世界只有一个，道归于一。所以，强调中国本位、强调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实际上已经是一种西方视角了，因为只有西方现代以后才发展出一种多元平等的视角，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独立性和个性，每一种文化都有它各自的尊严。这就是矛盾所在：当强调中国要有自己的、特殊的东西的时候，已经是在模仿西方现代性的多元主义来做事情，甚至已经在模仿他们的行为方式了——而规避这个问题是最好的办法，直接从具体的翻译或者现象入手。
刘海龙老师紧接着进行了补充。刘老师提及了《心灵的革命》中论及爱情的部分，“爱情”概念本身进入到中国时，在“五·四”期间有一转换——作者李海燕把爱情跟现代性包括跟民族主义连接起来，例如分析了郁达夫与日本的妓女爱情如何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天使”概念在中文世界中的《西游记》就有，太白金星就是“天使”，但实际上西方概念进入中国会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学科也是如此，学科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有它演化的逻辑，它需要更专业、更细分化的思考，而不是笼统的停留在一个哲学的层面。刘老师强调了“传播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他认为传播学实际上是一个实践学科，跟经验关系很密切，对传播学来说，可能更强调的是语境，是在中国、还是美国语境，不同语境会产生不同的理论？包括中国传统的这些理论，是不是在我们中国的实践中依然体现？于是在这个实践层面中就出现了哲学和传播学；哲学上可能会说从中国古代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资源去跟西方对话，尽管这个资源也许在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多实践的基础，但是它依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它从观念上、从理论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传播学的实践中间它是不是有这样的体现？所以这个问题一时可能就不会显现出来，因此更需要注重语境化或者情境化的解释。刘老师还提及了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是把一种纯粹的中介，最后把它非透明化；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个现象也不仅限于中国，伊斯兰教也重视书法，不过他们更强调书写文字的神圣性，中国人对书法的看法更世俗化和个人化。实际上中国人对于书写本身就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关注的对象，和西方对于这种媒介的透明或者忽视形成了一个对比。刘老师还提及了“communication”的翻译问题，最早communication被翻译成“交通”——这是一个中国古代的概念，只是这个“交通”概念和今天的“交通运输”概念不一样，就是一个“传播”概念的体现，中国的“交通”更侧重于“通”，更强调这个结果，而不是简单强调中介性。张光直的“地天通”体现的是中国人“上下交通”的理解，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人和人之间，或者是平等个体之间。所以爱情本身跟个体主义、跟人和人的平等实际上是有关系的，要平等主体、做一个他者，才能产生爱情；如果说没有这样的秩序，可能有其他的情感、未必是一个爱情，所以讲中国古代的爱情，很多都是讲发生在文人和妓女之间，而不是跟自己的老婆之间，可能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情感结构。所以这个里面其实确实是要回到经验、回到情境，像“双十二”、“双十一”现象，为什么它会是在中国？这就需要从中国自身的语境去考虑。
王金礼老师补充，关于中国传播学或者本土化本身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这种自我认定的问题，主要还是一种很没有自信的表现；在说爱情的时候，其实更多的从人作为媒介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尽管媒介并不是一个多么新的话题，但就在传播研究来说，人成为媒介可能是一个话题了；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有没有爱情这个话题，中国的经典故事中还是存在的，或许在命名上不叫“爱情”，这需要去探索。
刘海龙老师补充，中国的爱情故事，从媒介学的发展来看实际上有一个近代化的过程“五·四”之后建构中国的神话体系、童话故事会，按照西方结构经过了一些加工；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学术义和团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经验的问题，研究的语境、情境，理论本身不是一个普世的，因此保持谦虚的态度，没有必要去强调自己的这种地方性，也没有必要去强调它的普世性；研究的真实性、切合经验、准确的理论表述、构成启发性的叙事，更为重要；无需预设是否中国、是否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