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他的重要性无需多言。
1998年，他网罗中国一流经济学家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目前仍然经济学界的最高级论坛和顶级智库。
政经社府叔整理了20年来他主持或参加“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发言实录，寻找他的思想轨迹，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当前经济政策来路和去处。
刘鹤：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转轨经济大国，增长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回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年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
经济增长的动源总是起源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而增长的实现或消失又总是取决于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或加剧扭曲。
结构性矛盾，从本质上来说是即定的增长格局和经济运行的方向与经济增长的客观趋势之间出现的背离或扭曲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有四个结构矛盾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第一，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过低，甚至出现服务业比重下降的现象。
自90年以来，以不变价所衡量的第二次产业和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服务业比重出现下降，这种现象是非常不正常的。1998年与1990年相比，第二次产业的比重由41．6%上升到55．6%，其中工业的比重由37％上升到51％。增长的幅度之大是罕见的。中国目前服务业所占比重低于低收入国家十个百分点左右，低收入国家90年代服务业的平均比重为39％，而中低收入国家服务业平均收入的比重为49％。中国比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比重低二十个百分点。
服务业
为什么出现
滞后的现象
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制度性的垄断
，包括单一或有限的供给商结构，各种进入的壁垒。排斥竞争的价格政策，对国有部门所有制的盲目性等等。
第二，对服务业存在着不正确的歧视和偏见
，“无工不富”’，“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发展”，这种思想还是根深蒂固。服务业与工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相互关系，但是为什么发展服务业的前提必须是发展当地的工业呢？这两者之间在国际化背景下应该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这种歧视和偏见是自足经济或者封建意识，而不是分工的思想，在本质上是逆市场化的。
第二是城乡人口的比例失调和极低的城市化率。
目前中国的工业化率已经超过50％，而城市化率只有30％多，两者相差20多个百分点，这20个百分点的差别导致了一系列的扭曲，一方面加剧了农村人多地少，农民收入低的矛盾，另一方面导致了国内市场的狭窄，也就是说国内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仅服务于占人口30％的城市市场。目前中国真正有效的市场空间不是以13亿人口为基数，而仅以2亿多人口为基数。有人曾经做过测算，如果城市人口每年增长3％或增加3个百分点，GDP可以享有1．2到1．5个边际增长率，也有人说，今后世界经济的希望在于美国的高技术和中国的城市化，这些都是有道理的。
第三是社会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
尽管中国的硬性基础设施，包括供电、供水、供气和公路，码头还要继续发展，
但是目前软的基础设施与经济转制不配套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严重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
比如居民对未来改革充满着不稳定的预期，我们相应建立社会保障的速度与政府的支持能力与居民预期之间是严重不对称的。再比如说，目前民营经济正在逐步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主导作用，而体制和制度仍然偏爱病态的国有部门。另外，居民正在由消极的储蓄者变成积极的投资者，而资本市场一系列制度都不配套。还有，中国经济正在面对全球一体化和网络社会的冲击，但是目前的种种规则与这种形势严重不适应。
总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以及政府职能的不到位，可能是诸多结构矛盾中最核心的问题。
第四是公司或企业治理结构改革不到位，
实际上公司的治理结构也是非常重要的公共产品。我们知道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增长之间存在着非常明确的关系，有了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投资者的信心增强，投资的回报有了保证，这样外资会不断增加，国内储蓄会更快转为投资，于是可以享受比较健康的经济增长率。而如果没有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我们就会看到投资率相应的下降，可能经济会产生一系列的风险。另外公司治理结构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目前各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家才能的积累，如果有了好的治理结构，这个问题就可以顺利解决。
目前我国治理结构的问题有三点需要特别重视。第一，是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还不够明确，以致于使代理人在具体经营操作过程中不明白自己的职能是什么，主要表现为政企不分，党企不分等基本问题没有解决。第二，是代理人的激励机制和产权没有挂钩，导致一系列的短期行为；第三，是涉及到股东利益、董事会、监事会、CE0、独立外部董事、信息披露、投资人作用等基本制度仍然不健全。总而言之，目前的治理结构存在着一种“三缺二”的现象，虽然提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但是对投资利益、股东利益、经营者的收益如何实现最大化并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固此整个治理结构是不完整的。
因此，下一步结构调整的实质是体制性的调整。进行结构调整最直接的目标，是尽快使中国经济回复到正常增长的轨道上去。目前的增长格局充满着风险，政府主导经济的局面是不能持久的，
而增长在中国转轨的现阶段，仍然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
，如果我们失去了机遇，而急转入下一步
人口老龄化社会之中，可能增长会更成问题。
因此，结构调整应该和增长的目标密切结合起来。
刘鹤（主持人）：
感谢中国惠普公司的支持！现在开始讨论。今天讨论的题目比较大，因为我们感觉到在目前这种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有必要讨论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当然，我们的基本想法，是每一位论坛的成员，都能够从这个角度出发，把自己最近研究的问题，关注的热点跟大家共享一下。共享的结果可能就是使中国经济界，尤其是研究公共政策，研究改革的经济学家，由某种共识，或某种趋势，转而能够把握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
我们感觉从90年代来说，
有三个比较主要的趋势，一：
市场化的加快；
二：
城市化的加快；
三：
国际化的进程也在加快。
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很多情况，有些是连续的，有些是不连续的，比如说，
新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推进就是跟过去连续的
，911事件的发生就是和过去不连续的。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要求政府很多公共职能都要做适应性的调整，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做比较大的改善。所以就是基于这么一个基本的考虑，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年会提出一个非常松散的，可以让诸位充分发挥的命题。
谈美国政府改革。刘鹤（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
说到政府改革，我刚从美国回来，了解了他们所谓电子政府的建设。因为最近国内开始做这个事，政府改革改什么？电子政府意味着什么？国内有很多次讨论。
我感觉美国政府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由管理型的政府向服务型的政府转变。就是怎么能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提供直接的服务，在服务的过程中产生从由E-government到E—goverments，因为我们过去说治理，是在公司层次，最近好像goverments开始说到政府这一层次了。对政府内部来说就是几步走：
第一步：网络平台的互连互通；第二步：信息共享；第三步改变业务流程；意味着政府机构重组，对外是通过provide direct service（提供直接服务）促进政府本身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内部通过互联共享，改变业务流程，打破分割，打破垄断，来实现高效的管理。
美国存在的一种分配现象。刘鹤（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
刚才永定说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还会有巨额的贸易逆差，这次我去美国还专门问了一下，他们说是一种分配现象。新经济扩张的过程中，真正的赢家是消费者。居民有大量储蓄，投资者没有获得利益，这样在所谓衰退过程中，老百姓仍然买东西，进口的主要是它相对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刘 鹤：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入世一年的回顾与思考”，今年是入世首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对过去的一年进行回顾，并展望新的一年中国经济的发展。
入世之前，社会各方面曾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有五个方面：
第一方面：中国发展宏观策略的变化。主要包括：入世后经济能否加速增长？会不会引进通货紧缩？国际收支顺差会不会减少？失业是否继续增加？
第二方面：产业增长。主要有几个问题：第一，资源密集型产业受到得冲击比较大，特别是农业；第二，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获得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出口型产业；第三，资本密集型产业喜忧参半，一些“热点”产业，比如汽车工业会受到致命冲击；第四，知识密集型产业可能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增加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方面：体制制约因素。大家普遍认为政府行为的国际化速度会进一步加快，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会进一步增加。另外，行政性垄断和寻租现象会减少，市场竞争会进一步加强，市场秩序会产生新的变化。
第四方面：社会意识形态。入世后会带来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化。国际化的意识会进一步加强，本土化的意识会减弱。另外，随着竞争的加剧，学习的意识、社会的意识会成为一种新的普遍的观念，法制的观念也会进一步加强。
第五个方面：收入分配。大家普遍感到担忧的是，入世后，地区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在短期内会进一步扩大。总的来看，入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建立新的体制，对创造未来的发展空间是非常乐观的，但在近期内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遇到阻力。
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些判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产生错误判断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特别是我们现在要制订“十一五”计划，首先要对当前的新形势有清醒的认识。
为了便于讨论，我先把入世后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和争论做一个简单的归纳，请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发表自己的看法。
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今天是50人论坛2003年到2004年度的年会，首先我论坛对各位同仁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另外，今年又有四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加盟，有国家财政部副部长、研究员楼继伟，财政部副部长肖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宋晓梧。我们这个会得到著名的企业家段永基先生的大力支持，同时参加这个会有我们国内很多著名的媒体，对你们的到来也表示热烈的欢迎。另外，我们这个讨论是通过搜狐网站现场直播，也通过这个场合向广大的网民感谢。
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讨论之前我先简单说一下今天的安排，首先是论坛的秘书长把今年的工作打算向大家作一个简要的报告，然后我们开始讨论，讨论的时间是一下午，然后欢迎大家在这儿吃晚饭，晚饭期间论坛的成员，央行的官员要做一个讲话。下面请徐剑对50人论坛人做一个介绍。
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非常感谢徐剑对我们这个论坛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讨论开始以前，我想把这次论坛的主题以及一些初步的想法向各位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然后我们展开讨论。
大家知道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是“走向世界的中国经济”，去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
一个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正在稳步地走向世界。
中国内需的不断扩大不但促进了国内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全球经济从不太景气的状态走向复苏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的出口也在全面地扩张，不但提升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而且对分工也产生了新的影响。
我们国内的经济政策不但对本国而且对周边国家，对世界经济都在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感觉到这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可能在未来二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中国经济要稳步走向世界，可能有很多问题、很多挑战会出现。
第一，从短期来看，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规避宏观经济的风险，重点是防止通货膨胀。我们比较密切关注的是生产资料价格向消费资料价格的传导，政策意图是希望中国经济上升周期能够延长，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从整个世界经济来看，美元不断贬值，通过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的渠道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
第二，从中期来看，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去年中国GDP占世界4％，但是消耗的材料占全球的25％，我们怎么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增长方式？加快技术扩散、技术进步的步伐，创造比较好的环境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准确地定义小康社会，准确地定义未来适合中国国情的消费方式。
第三，从长期来看，全球一体化不断，中国经济全面走向世界，很可能需要更多的鼓励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我们在未来需要创造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不但资本要流动，商品要流动，劳动力也要流动，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把人力资源的巨大压力变成优势。
在大家讨论之前，我简单的作一个开场白，今天樊纲先生还在新加坡，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参加。我先说这么多，下面欢迎大家就本次年会的主题展开讨论。
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 我作个非常简单的小结。
确实在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讨论了很多问题，我想首先跟大家解释的是，我们讨论的价值是使大家能够相互交流，以及让世界各国了解经济学家在想什么，当然关注的热点不一样，从今天下午非常丰富的发言中可以感觉到我们经济学家在想什么，比较共同的感觉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感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走向世界，来的非常突然，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快的发展速度，我们从来没有感到对国际资源有这么强的依赖
，我们遇到很多新的发展矛盾，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取得了从来没有的重大的成就。我记得原来过去学习的时候对
大国开放经济
有一个基本的定义，
什么叫“大国经济”？
我们过去以为人口多、面积大就是大国经济，实际上这个定义是不准确的，我记得“科路多曼”所谓大国经济就是本国的货币政策对他国的利率变动产生影响。
所谓开放经济
，也不是说贸易流、资本流，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国家正在稳步走向大国开放经济，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遇到很多新的矛盾、新的挑战，经济学家也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但是我感觉可能在中国发展的今天是最需要我们在座的诸位经济学家的智慧的时候，希望我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第二个感觉，中国经济在变化，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可能在座很多的经济学家也看过这本书，
《工业化过程中的制度变迁》
，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可能对我们下一步深入研究问题是有启发的。当然，这个书归纳了
任何国家在发生变化中有四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新技术的扩散以及必要的制度安排。第二个特征是组织方式的变革和治理结构的改进。第三个特征是产权制度更加稳固。第四个特征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应的调整。我们看到我们在面临着很多新的变化，不但我们要解决今天谈到的企业的问题、金融的问题、财政的问题、政府行为的问题等等，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我想我们还要关注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整个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态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走向大国经济这些都要调整。
第三个感觉，
大家感觉宁可关注短期问题，不但要关注短期问题，
而且更要关注长期问题。
国家战略可能变得更为重要，
而我们今天提出的国家战略已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规划，而要在企业的制度、金融的制度各个方面都要考虑，为促进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最后，再次对诸位出席本次论坛表示感谢，也非常感谢各媒体朋友到来。
刘鹤发言：我有几个基本的想法：
第一，我们经济学家要关注这个问题。最近有一些呼声比较强烈，要搞清最基本的事实。
随着经济增长，我们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的扩大，究竟扩大到什么样的程度，
有没有基本的统计数据，怎么核算和衡量，这是第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第二，要从哪个角度来关注。我感觉，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要警惕两个现象：
一个是“拉美现象”。
刚才樊纲也提到了，随着经济集中化向自由化的过渡，社会公众对福利的要求开始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取向超过了政策的支付能力，会引起不良的后果；
第二，要注意“德国现象”。
两德统一之后大家的期望值很高，但是1.2万亿欧元都花出去了，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的广大群众都普遍感觉不满，认为没有达到政府承诺的目标，政府感觉到背的包袱越来越重。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处于转轨阶段，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另外也要针对一些突出的矛盾，更加注重于创造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
第三，要关注哪些人，要创造哪些最重要的制度，这可能是最实质的问题。我们最近也作了一些分析，请国家统计局和税务总局做了一些分析，把城市的人和农村的人作了一下分类。
整个初步的印象是一个倒T字型的结构，我们追求的理想目标是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但这部分实际上是一条线，低收入者的比重在增加，在城市主要是下岗职工。
农村的情况和想象不太一样，首先是出了一批富人，收入比较高，像专业户、种田大户等，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在城市务工，最困难的是10%左右。
我们在界定公共政策目标的时候，可能主要是这两部分人，不太可能也没有力量把范围定得过宽、过大。另外有一些最重要的制度，要加快建立，首先是教育，特别是农村基本教育和职业培训，第二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另外，在整个社会转轨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大反垄断的力度，规范市场秩序。
这次论坛年会确定以“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作为主题，我们也是希望经济学家对于这个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过去我们讨论效率的问题比较多，现在感觉到，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都需要研究，对公平问题要给予更多关注。严肃的经济学家、严肃的政策制定者对这个问题需要有更多的关注。如果公共政策导向出现偏差，如果对一些应该关注的事情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可能对下一步的改革发展不利。
刘鹤（年会主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感谢江小涓认真准备的精采发言，对开放领域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不久以前，我国一位老一代的经济学家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对我说了一件事：在美国访问期间他十三次进了白宫，在美国访问了很久，回来之后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
就是整个世界对接受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另外一个感觉是，中国也没有对自己走向世界做好充分地准备。
小涓刚才描述的判断可能恰恰表现出这种现状，有很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需要我们去研究。
刚才三位专家从改革、发展、开放这三个非常好的角度做了主题发言，下一单元我们开始进入自由讨论，自由讨论阶段请樊纲老师主持，谢谢大家。
刘鹤（论坛学术委员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论坛学术委员会让我代表他们表一个态。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重要，我本人对这个问题也一直很感兴趣。从古到今，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们始终关注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朝以前中国能够兴旺，而明朝以后就开始衰落了？第二个问题，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没有可能持续，未来会不会有更大的发展？
中国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要做出众多选择，很多国外的专家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诺斯说，大国的发展要具备四个要素，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第一个要素，外部环境使得生产要素的成本发生重大变化；第二个要素，要做出新的制度安排；第三个要素，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第四个要素，社会意识形态对未来的发展高度统一。在这里，我想附和一下张维迎的观点，就是我们在关键的时刻要坚定对市场取向改革的信心。
最后，我代表学术委员会向各位专家、企业家理事、嘉宾以及新闻记者拜个早年。谢谢大家！
刘鹤（主持人）：
各位专家，各位企业家理事，各位嘉宾，新闻界的朋友们，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8年年会现在开始！首先，我代表学术委员会向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50人论坛每年召开一次年会，今年是50人论坛成立10周年，我们还要专门举办庆典活动。今年论坛年会的主题是“世界经济展望和中国面对的重大问题”。大家都知道，
整个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增长的拐点，
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影响在不断扩大，油价、粮价以及金融市场等各个方面都在发生一些变化。从国内来看，去年我国经济增长得很好，但是也面临着很多重要的突出的现实问题。所以，经过学术委员会的认真研究，把“世界经济展望和中国面对的重大问题”确定为今年论坛年会的主题。
今天的年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幕阶段，主要是把论坛的管理性、事务性的工作向大家做一个介绍，一会樊纲将做“论坛2007年工作总结和2008年工作安排”的报告。第二阶段是专题讨论。
刘鹤：
（主持人）
谢谢樊纲的汇报。50人论坛在去年做了很多工作，也有很多好的消息，我有选择的、不完全地把一些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50人论坛在一些国家大事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几位论坛成员参加了十七大报告协调组，并且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别是周小川、陈锡文、郑新立、刘鹤。
另外，论坛成员周小川、肖捷当选第十七届中央委员，论坛成员楼继伟、郭树清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论坛成员谢伏瞻当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另外，我们还有几位成员是十七大的代表，包括陈锡文、江小涓、蔡昉。除了十七大的工作以外，很多50人论坛的成员受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邀请，参加了总书记、总理举办的非常重要的经济座谈会，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见，论坛成员当中有几位同志直接参与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与我们50人论坛不断的讨论、大家不断的交流是密切相关的。
另外一个好消息，有几位论坛成员和企业家理事会成员非常荣幸地当选为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已经公布了，我不知道我统计得全不全，论坛成员有陈锡文、郑新立、许善达、李剑阁、江小涓、宋晓梧，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有卢志强、焦家良、任志强。另外，论坛成员蔡昉当选为新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我们的论坛成员还获得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学术奖项，因为统计得不完全，我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吴敬琏老师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抉择》获得国家信息化杰出奖；林毅夫的《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践》获得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江小涓的《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获得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樊纲于2005年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Foreign Policy)与英国《观点》(Prospect)杂志共同评选“全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因为统计得不全，可能大家还有很多奖项没有统计进来，我们接下来会继续统计。我想，50人论坛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个组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有必要提一下。
还有一些好消息，论坛成员肖捷担任了国家税务总局的局长，楼继伟担任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易纲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据悉，林毅夫先生将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是第一次由华人担任这个职务，是从50人论坛这个组织中产生的杰出代表，我们感到很高兴。另外，余永定、汪同三、李扬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
总之，好消息很多。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对国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们有很多成员在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我建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对这些成绩进行庆祝！
刘鹤：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专家高质量的发言，我听了以后觉得非常受启发，说几点想法。第一个想法，通过这次讨论，我们可能需要高度关注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的互动及相互的传导。
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国内经济的走势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刚才吴老师也谈到这个问题，特别是怎么看待目前出现的通胀。
我个人的看法是，目前的通胀可能有成本推进，外部输入，需求拉动，在工业化特定阶段出现的一种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并轨现象
，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需要深入研究。通过对国际互动和外部经济影响的研究，引申到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
第二个问题，改革的优先顺序和重点。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在发言当中都谈到改革的问题。今年的改革跟1978年开始的改革，环境和条件完全不一样，怎么形成深化改革的社会共识？怎么确定优先的领域？这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涉及到目前宏观经济的稳定，而且涉及到未来的长远发展。
第三个问题，社会政策的取向以及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哪些问题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中央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当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我们需要广泛地研究国际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
第二个想法，在2008年，50人论坛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2007年我们讨论了很多问题，在各个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2008年非常重要，从国内来看，今年是贯彻十七大精神的第一年，又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还要召开奥运会；国际上，美国、俄罗斯要进行大选，而且全世界国家都出现了经济的拐点。因此，今年我们50人论坛要继续深入地研究，努力地工作。
这个问题上，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机构的公益性，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可能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最后，感谢为今天的年会做出重要贡献的各个方面的朋友！同时，我们也对这一年来向50人论坛提供积极支持和大力帮助的社会各界以及各方面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春节快到了，我代表学术委员会向各位专家、企业家、嘉宾和新闻界的朋友们拜年，祝大家新年愉快，心想事成，合家欢乐！谢谢大家！
2009年年会：
全球化趋势与中国的科学发展
刘鹤：
简单地说一下，下午听到很多意见，有共识，有争论，也有需要讨论的问题。刚才我们商量，我是想能不能今后年会的小结，不是讲个人的观点，而是把大家的共识，以及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作为一个学术总结提出来，供大家进行思考。我刚才听了以后，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几个方面是有共识的：
第一点，是大家认识的全球化的趋势，市场化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此我们需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态度。另外正如中央领导的判断，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发达国家长期占优势，这点都没有发生变化。
第二点，
大家认为可能因为
全球化
面对着金融危机的冲击，
有可能放缓，甚至出现一些曲折。
放缓的原因，除了直接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原因以外
，还有保护主义
。但是贸易主义来源于很多因素。同时从长期来看，储蓄率提高也是一个趋势。所以这样我们将在一个国际市场空间相对窄小，新的环境下，来认识全球化。这是第二个共识。
第三点的共识，大家感觉到中国政府和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需要坚持，
一方面继续扩大开放，另一方面有效扩大内需。我们要积极地推动开放，坚决地反对保护主义，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与此同时有效地扩大国内需求。
第四点，大家感觉到扩大内需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结合
，短期扩大需求，长期结构调整要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结合。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可能是更大的需求，因此做了很多关于改革的命题。
第五点，大家感觉到我们需要正确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在中国还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性过程，政府起到比较好的导向的作用。当前来看，就业问题需要引起高度的关注。总之，大家感觉到国际金融危机创造了很多机遇，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金融危机针对中国体制机制，乃至经济发展方式会有根本的一个转变，这是共识。当然还有一个共识，就是消费关系，推动城镇化，城市化的进程。而在这个背后，问题需要讨论。
第二点，就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有些是学术问题，有些是理论问题，有些是政府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现在确实我们这个会上提出这个问题，现在我看到的材料三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认为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作为背景引起的金融危机。我本人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第二点是市场泡沫，创新过度，过于杠杆化，贪婪，道德风险，缺乏监管引起的金融危机。第三种观点，正好与第二种观点相反，就是由于政府错误的判断金融市场的信号，采取了错误干预手段，而深化了危机。我认为我们是需要认真地研究，认真地讨论。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下一步全球化的模式是什么，特点是什么，以及相应引发的风险是什么。
会上有些专家提出的问题，因为不可避免地，我们在推动全球化。到底是什么样的需要深入地讨论。
第三个问题，就是最优的货币政策是什么，汇率政策是什么。
未来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汇率制度，以及货币制度有什么样安排。这是第三个要讨论的。
第四个问题，就是关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
以及在新的全球开放的趋势下，凯恩斯主义需要注意的问题。有的专家完全否认凯恩斯主义，有的专家认为做得不能过分。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讨论的。
第五个问题，就是怎么认识中国的高储蓄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