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实际操作中，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着“落地难”的问题，如何走好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备受关注。在近日举行的“2017科技成果管理与转化暨知识产权保护、金融与运营专题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原标题：科技成果转化：如何走完“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为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法规体系。但在实际操作中，科技成果转化仍然面临着“落地难”的问题，如何走好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备受关注。
在近日举行的“2017科技成果管理与转化暨知识产权保护、金融与运营专题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指出，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已经构建完成，为科技成果转化指明了方向。但在政策具体落实的过程中，高校及科研院所还需不断完善机制体制，加快制定配套政策，让优秀的科研成果尽快走出实验室。
构建政策体系
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是我国科技创新成果的重要来源，汇聚着我国约85%的科技创新力量，但多年来，却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顽疾。据国家教育部相关资料统计，我国高校每年科技成果在6000项到8000项之间，但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不到10%。
“科技成果转化难是世界性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研究与企业经营的分离。”科技部原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副主任、巡视员马彦民表示，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导向和目标与企业是不同的，企业是从客户需求出发，通过各类相关技术的集成来实现更具市场价值的产品，从而获取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而科研院所瞄准的是前沿定位的技术研究课题，其最终目的是获得国际领先的科研成果。
事实上，为了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困境，近年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磅举措也在频繁推出。2015年10月，修订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2016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2016年4月，国办印发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形成了从修订法律条款、制定配套细则到部署具体任务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三部曲”。此外，更多的细化举措也在陆续出台。可以说，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法规体系。
“目前，全国范围内都在高度关注科技成果转化，形成了全社会重视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效应，并初显成效。可以说，2016年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年。”马彦民介绍， 2016年，全国技术市场技术交易呈现快速增长，共达成技术合同32.0437万项，其中，专利技术合同9839项，较上年增加2000余项，成交额1297.31亿元，增长92.1%，其中发明专利成交额翻了一番。
“落地”遭遇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政策体系已经构建完成，但政策具体落实的过程中，不少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还面临着难题。众多科研成果锁在文件柜中，很难走出实验室。
“我们在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时，会将50%的收益直接转入科研人员的工资系统中，但这部分收入却要缴纳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我校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湖南吉首大学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杨正华说出了他们的困惑。
“虽然政策环境已经逐渐明朗，但具体到单位如何开展工作，我们还有些摸不着头脑，仍处于探索阶段。”广州某企业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国家层面和科研人员层面都对科技成果转化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但仍无法解决研发成果‘落地难’的问题，重要原因之一是相关政策的不配套和中间层面管理规定的不到位。”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尹岩青表示，科技成果转化涉及要素很多，情况复杂，为保证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落地实施，有关部门需要完善资金管理、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配套政策，国家各部门、各省市应抓紧出台适应各自特点的政策法规，各单位还要针对自身实际制定可操作的管理规定，而政策的配套、规定的细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段时日才能完成。
“目前，高校在推动完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支持技术创新、扶持成果成熟、培育商业模式、进行技术许可等各方面的配套政策不完善，涉及权利、义务、风险分担和收益分配等方面的实施细则不够健全。”北京科技大学（天津）智能装备产业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超表示。
此外，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具体操作过程中，股权激励政策如何实施、专利权能否作价入股等也是目前存在争议较大的问题。
借鉴国外模式
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体制机制上应如何完善相关举措，走好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张超认为，我国科研机构和高校在制定配套政策、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也可参考一些国外先进的转化模式。
马彦民对此也表示赞同，他介绍，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如美国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大学都设有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下设研究管理、技术风险、知识产权、合作研究和商业开发等部门，对研发成果的商业前景、专利代理、转让许可、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过程进行跟踪管理。为了加强与企业的联系，美国很多大学还与企业建立了合作研究中心，根据企业的技术需求开展课题研究。斯坦福大学首创的“硅谷模式”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专利转移转化模式，都是成功的典范。
在以色列，主要的公立大学和科研机构、大型医院均成立了技术转移公司，通过明确科研人员与技术转移公司的关系、分工及知识产权收益分配奖励机制等，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交给相关专业人士，使其转化为市场产品的效率大幅提高。
马彦民表示，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取决于供给侧、需求侧和环境侧等多方面的条件，从总体看，我国目前出台的措施主要侧重激发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科技人员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和活力，要根本解决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问题，还需要环境侧等方面的配合：一是进一步形成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在制度层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深化技术市场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一些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例如，清华大学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建立了一个开放的技术转移体制，2016年上半年科技成果处置交易额接近1亿元；中国科学院于去年正式启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通过成立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重点专项、设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基金等，推动了大批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高校及科研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还需打破思想束缚，不断完善和落实相关配套政策，加快推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马彦民表示。（刘叶婷）
（文章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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