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汉·马里克丨“一带一路”的地缘战略观

习近平主席签署的“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倡议于2013年提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宏伟计划。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大规模的铁路、公路、油气管道、港口和工业区将中国与亚洲、非洲、欧洲连接起来，意味着中国不仅是一个大陆强国，而且试图谋求全球海洋霸主的地位。2017年10月的中共十八大将“一带一路”提升到“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的地位，这一用词类似于中国在西藏、台湾和南海问题上的主张。但是，“一带一路”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各方的严格审查。

“一带一路”的支持者认为它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蓝图，将把发展和繁荣散播到全球各地。然而，批评者认为，这只不过是中国的“帝国扩张”，甚至可能是“以债养债”式外交的一种体现，目的是建立中国的支配地位，而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目前，以印度为首，日本、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先后对中国的这一特大工程提出了批评或质疑。

印度是首个抵制2017年5月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的国家，此后西方世界的回应基本与印度一致。孔切塔·菲拉万提-威尔斯（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是澳大利亚国际发展和太平洋事务部部长，近日表达了如下担忧：“中国正在利用这些‘白象项目’（译注：喻大而无用的东西）把太平洋小国拉入以债养债的陷阱。”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于2018年1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造访了西安这一古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他号召中国和欧洲在一带一路计划中共同合作，并表示，如果这个计划是“单向的”，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古代丝绸之路并不仅仅属于中国。”马克龙告诫道，“这条路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新的霸权，不应当把沿途国家变成它的附庸。”

在马克龙这番讲话前不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试图发展“掠夺式经济”，国务卿雷克斯·提尔森（Rex Tillerson）警告拉美国家“警惕新兴的帝国主义势力，它能带来短期的收益，但代价是长期依附其生存……与欧洲的殖民历史有异曲同工之处。”针对习近平主席这一宏伟计划的抗议不仅出现在西方国家和亚洲的竞争对手当中，而且还包括历史上与中国关系较为密切的国家，例如泰国、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议员塔希尔·马什哈德·萨伊德·沙（Tahir Mashhadi Saeed Shah）就曾表示：“这个计划很危险：银行是中国的，钱是中国的，专家是中国的，管理人员是中国的，赚的钱是中国的，劳动力也是中国的。”

但是，习主席的一带一路计划事实上并不是全新的。它建立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主席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和“中国西进”的基础上，目的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心辐射型经济体系”，作为对美国的“中心辐射型安全体系”的一种战略对抗。

由于俄罗斯的经济和人口都在衰退，实力相对较弱，且欧亚大陆上没有其他可与中国匹敌的竞争对手，中国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Silk Road Economic Belt）的过程中面临的阻力较小。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对古丝绸之路的超越，是一条从中国出发、穿过中亚，通往俄罗斯与欧洲的陆上经济和运输通道。与此相对的是一带一路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名称略显奇怪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一条将中国与印度洋、波斯湾、非洲和欧洲连接起来的海上通道。这个规划遭遇了许多障碍、曲折、冲突和断层线。与“一带”不同，“一路”不仅通过另一个强势崛起的国家——印度，而且对于所有依赖印度洋航线的贸易国和海洋强国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在经济、地缘政治、航海等多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对其进行谨慎的考量。

对于如今的中国而言，经济就是战略。金钱代替了毛泽东思想，成为谋取全球影响力的工具。这种经济的巨大力量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在商业和贸易中，各国不能仅仅选择某一个阵营，而必须与各方互通往来。对于矛盾频发、实行专制统治因而无法从国际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国家来说，中国的资助和投资适得其时。比起经济上的成功，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至少看起来如此。

当然，很多国家并不信任中国，但它们需要依靠中国的经济增长发展自身。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修建的基础设施质量可能经不起考验，但是质量不好的公路也聊胜于无。中国有能力在海外大规模砸钱，这一点完全碾压西方和日本，对于想要修建工厂、学校、公路和港口的国家，中国的资本和工业优势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中国的国有企业有充裕的现金流，还有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支持，能够迅速而毫不拖延地完成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完全不为环境、劳工、人权问题所动。

中国领导人和官方媒体总是强调这些特大项目的经济规模，它们可以推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一带一路计划提出的时间点正值中国的投资热潮终结之时，钢铁、机械和金属行业出现大规模的生产和产能过剩，因此需要向海外寻求出口市场，修建铁路、港口和贸易通道，将中国的制造中心和全世界的消费市场和自然资源连接起来。这些“辐条”或通道可以进口原材料和能源，同时将中国制造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仅仅在亚洲地区，北京就已经承诺投入数千亿美元的资金。钱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些地区的发展也需要投资。很多沿海国家（马尔代夫，斯里兰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都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试图利用中国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例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修建人工岛）。

为了给这个基础设施网提供资金，北京建立了400亿美元的丝绸之路基金和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向加入海上丝绸之路计划的国家提供大额贷款和援助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影响力。大部分项目都能够拓宽和确保中国的资源和贸易渠道。中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修建港口、电厂、铁路和城镇，满足了这些国家的需要。由于在制造业上的低成本优势已经消失，北京现在需要将制造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海外国家，如缅甸、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中国的经济体量、地理位置、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和熟悉程度都是很大的优势。

经济上的扩张带来了海外利益，促进了地缘政治野心膨胀，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军事扩张。18和19世纪，欧洲工业国家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实行殖民统治的动机就是寻找支撑工业化的自然资源和倾销产品的市场，而修建合适的据点（也就是装煤港口）可以同时达到这两个目的。资源、市场和据点三个要素常常同时出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贸易、市场、榨取资源、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了新的关键要素。

习主席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设计的这个“新游戏”事实上并不新鲜，究其本质，是试图在资源供应国培养顺从友好的政权，确保可以打入这些国家的市场和港口。有些人把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与列宁论述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终极形态”相提并论，都是过剩的资本向海外扩张，因此会与其他同样在海外谋求利益的经济体发生冲突。一带一路计划确实有很强的经济色彩，但它也有地缘政治和战略方面的考虑。中国外交政策的目的是同时保障自己在大陆和海上的利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确立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支配地位，为了未来的经济增长开发自然资源，并且建立一支横跨两大洋的海军。 从习主席的计划当中，能够看出19世纪地缘政治思想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和海洋战略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影响。

考虑到中国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在地理、军事和经济实力上拥有明显优势，基础设施外交也许能够重塑和强化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这或许意味着中国能够重新确立历史上的全球霸主地位，让那些寻求繁荣与安全的国家再一次聚集在“天朝”周围。 中国正在建立一个由“特许经济飞地”构成的帝国，由中国的企业财团和“地理经济伙伴”共同管理，开创了中式和平的新时代。

北京日益增长的实力强化了传统意义上的强权、文化霸权和朝贡关系，这是一种大国给予资助、保护和贸易优惠，而小国回报以顺从称臣的模式。有些中国官员开玩笑说，比起进攻小国，还是收买它们更好。资源丰富、市场广阔或者拥有关键海军基地的国家是中国式慷慨最大的受益者。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导向型的工业策略，中国建立起了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借此阻止其他国家制定不利于中国的政策。 来自中国的分析师胡维嘉（音）近期呼吁“加强与缅甸、尼泊尔、孟加拉国的经济合作，从而在有争议的地区问题上对印度施加压力”。通过对柬埔寨和希腊经济的完全控制，北京在南海问题上已经掌握了关键的否决权，也控制了欧盟在人权、贸易问题上的立场。

虽然国内有长期的民族主义传统和对民主的追求，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哈萨克斯坦、缅甸、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马尔代夫、斯里兰卡、泰国以及其他接受中国施舍的国家还是被国家驱动发展的“中国模式”所吸引，民主机构的力量因此受到了削弱。中国的经济实力太过强大，任何地缘政治冲突或者政治变动都无法撼动中国的投资和战略利益，无论是在津巴布韦、缅甸、马尔代夫还是斯里兰卡。有些人试图对抗北京的专横干涉，但是很难成功。中国的全球影响力非常强大，对邻国来说，与中国合作能够得到一切，而对抗中国则会失去太多。

2004年，胡锦涛主席曾提到“马六甲困境”，并指出中国应当发展海洋力量。于是北京计划在印度洋沿岸实行“珍珠链”（String of Pearls）战略，建设一系列港口设施，从而保障贸易和能源供应。这些“珍珠”包括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巴基斯坦等国的的港口。虽然官方很少提及中国的海洋野心，但是分析员和退休的海军军官逐渐开始呼吁修建海外军事基地，保障稳定的能源供应，打破美国及其盟友的地缘政治包抄局面。2008年，中国海军在也门海岸附近执行打击海盗任务，中国媒体开始呼吁北京建立正式的军事联盟，建设海外军事基地，公开与华盛顿对抗。

与建设海外军事基地的呼声同时出现的是中国收回南海岛屿并进行军事武装的尝试。这被视为海洋霸权战略的关键一步，中国不仅希望控制自己的后花园，而且还想成为东南亚海域的一支强大力量。2015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正式提到了新的海洋战略，其中包括“公海保护”，这意味着为了保护位于海外的资产和利益，中国海军必将继续扩充实力。

习近平主席的海上丝绸之路计划是中国海军两大洋战略（太平洋和印度洋）发展到顶峰的产物。很多中国分析师将缅甸和巴基斯坦视为中国的西海岸，可以帮助北京克服通过马六甲海峡进行贸易和进口能源的风险。退休的海军少将尹卓（音）呼吁应当制造“至少五到六艘航空母舰”，保证“有两艘在西太平洋，另外有两艘在印度洋”。有高级军官表示，为了确保海上丝绸之路计划的实施，“解放军海军应当确保有在全球活动的能力，这就需要建立更多的海外物资基地”。退休的陆军少将徐光宇（音）表示，中国“至少需要在全世界的大陆和海洋修建10到20个港口”。北京正在无节制地购买海外基地。全世界50个主要港口中，接近三分之二归中国所有，或至少有中国的投资。中国海军正在武装第一批列岛，而北京则试图买下太平洋的第二批列岛。不出十年，中国就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和水下舰队。

虽然中国试图掩饰自己的海洋野心，并且宣称要建立“双赢”关系，它的战略矛头还是指向了印度洋。北京的行动非常隐蔽，小心，按部就班，只有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才把碎片拼成完整的图景。以斯里兰卡为例，2000年，斯里兰卡发生了内战，中国看准机会在这个国家建立了强大的立足点。通过帮助当地政权打击泰米尔独立分子，以及在汉班托塔（Hambantota）和科伦坡（Colombo）修建港口，中国海军在印度洋沿岸建立了战略基地。

中国的战略是进行海洋扩张，与此同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并且建立多边合作，这一战略已经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中国签了一系列的租约，其中包括巴基斯坦瓜达尔（Gwadar）港口40年的使用权，希腊比雷埃夫斯（Piraeus）港口35年的使用权，吉布提（Djibouti）港口，10年；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99年；柬埔寨20%的海岸线，99年；马尔代夫费德胡（Feydhoo）岛，50年。北京正在向缅甸施压，要求把中国在孟加拉国皎漂港（Kyaukpyu）的股份从50%增加到75%-85%，如果缅甸在30亿美元的密松（Myitsone）能源大坝项目中违约，且不愿意支付相应的赔偿，就要把这个港口租借给中国99年。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和肯尼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缅甸、马来西亚、柬埔寨的港口共同描绘出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轮廓——一个以印度洋为中心连接起来的的海上计划。

对于北京来说，从新疆到瓜达尔以及从昆明到皎漂的铁路和油气管道构成了一带一路中最重要的两条中枢，可以确保印度洋通道的畅通，克服马六甲海峡这一战略性的弱点。通过将商业活动与战略目标相互融合，北京吸引了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和战略地位重要的小国，可以帮助中国化解敌对政权的包围。一位中国分析师说：“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个经济计划，而且是打破美国对于马六甲海峡控制的战略措施。”中国不可能在没有长远战略利益的情况下，盲目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数千亿美元，其真正目的是控制或者保障能够优先使用军民两用的港口和空运基地。海军分析员李杰（音）表示，“中国常常把一个项目建设成军民两用”。不仅是商业港口有这种用途，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项目都是这样（例如通讯和高速公路），在战时可以被用来支持海上军事行动。有些人曾断言中国与美国不同，不会在国外修建军事基地或派驻士兵，认为中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型的强大国家。在事实面前，这些人陷入了沉默。

虽然获得了近80个国家的支持，海上丝绸之路还是面临着各种问题。这个计划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从地缘政治的层面来看，尽管中国口口声声奉行“和平崛起”和“双赢策略”，还是在亚洲国家中引发了不安。这种不安来源于中国的体量、历史、地理位置、实力，更重要的是“中央王国”的记忆还没有消失。战略上的不信任阻碍了双边关系的发展。90年代的“中国热”在进入21世纪后变成了“恐华”。由于北京倾向于使用经济和军事力量收买、胁迫他国，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担忧甚于对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担忧。2010年，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面对东南亚国家时曾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而其他国家是小国，这就是事实”，这段记忆仍然折磨着这一地区的很多国家。北京希望其他国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甚至将中国的利益置于本国利益之上，这是一种朝贡式的心态，仿佛中国是亚洲的王者。亚洲国家想要从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中获取利益，但是没人想变成中国的附属国。在这种背景下，将丝绸之路与中国的复兴、海上力量的壮大或者“中国梦”联系起来，对中国将弊大于利，让人怀疑这是一只为扩张地缘影响力而派出的“特洛伊木马”，目的是将中国经济的过剩产能转移到国外。

虽然贫穷国家的政府乐于接受来自中国的投资，这些国家的反对党和民间团体却常常反对北京的经济支配。中国的援助和贷款对于那些饱受批评的政权来说至关重要，借助这些钱，它们的领导人可以继续无视人权，进行专横统治。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带来的并不是善意，而是压力和张力。冲突主要集中在中国劳动力的输入，环境标准低下，以及当地政府的债务飞快增长等问题上。昆明-皎漂和泰国的铁路项目、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大坝工程、孟加拉国的高速公路工程相继被取消，其中有许多项目是北京通过行贿等不正当手段拿下的。而当腐败专制的领导人被赶下台，或者遭到国内民众的反抗时，这一策略的局限性便显现出来。

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的崛起使得区域政治经济向着对它有利的方向发展。经济上的依赖使得其他国家非常沮丧。很多人害怕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投资会导致中国对本国经济的全面支配，甚至连本国政治也受到影响——就像老挝、柬埔寨、缅甸、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津巴布韦的情况一样。某些基础设施项目、承诺的数亿美元的投资并没有兑现，即使能够实现，也引起了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因为人们害怕中国的好意背后隐藏着长期代价。以股权换贷款同样引起了强烈反对，因为这会导致外国投资者控制国内资产。正如前文提到的，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战略势力引发了缅甸人的抗议，他们担心外国势力会干涉本国事务。一位缅甸外交官表示：“我们不希望缅甸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的牺牲品。”

虽然北京对外宣称“双赢”并承诺会无条件提供援助，但是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都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对于那些愿意配合中国战略日程的领导人，北京总是和颜悦色，但是当他们拒绝合作的时候，就会遭到激烈的反击。孙云（音）表示，“在谈判桌上，中国官员内心深处总是想着要让被援助国接受中国的战略计划。中国的帮助永远是有代价的。”经济上的融合是有战略后果的，参与其中的企业都发挥着战略作用，开始时可能只是修建一个商用港口，而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中国海军的进入，以及中国获得相关资产的长期所有权。为了偿还接近80亿美元的债务，斯里兰卡被迫通过债转股将汉班托塔港口移交给中国，北京借此机会在印度洋沿岸的战略要塞获得了一块飞地。马尔代夫的反对党领导人默罕默德·纳什德指控中国是在“攫取土地”，并且哀叹道，他的祖国有80%的海外欠债都来自中国。

中国国有企业在安哥拉、肯尼亚、缅甸、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塔吉克斯坦和希腊的行事方式，以及中国贷款的高利率（通常为4~8个百分点）对其他国家是一个教训，告诫他们要避免落入中国的贷款陷阱。中国通常通过高利率的大额贷款资助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以此换取战略上的让步，这种做法在国内和国外都引起了紧张情绪与冲突。债务越高，北京在谈判中的筹码就越大，越可能取得土地、资源、港口、机场的独占所有权。缅甸、斯里兰卡和其他国家都对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协议提出了抗议，这些协议约定他们必须以高利率的贷款购买中国的产品、服务和劳动力，而这些项目并不能解决本国的失业、腐败或者环境问题。中国目前在亚洲和非洲的所作所为与19世纪欧洲列强在中国所做的事情几乎一模一样。

基于历史原因，很多亚洲人和非洲人对于外国势力支配非常敏感。大部分国家都希望拥有开放的市场（以及开放的政治环境），而不是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中国的篮子里。中国企业的工作表现、贸易不平衡和过低的环境标准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中国领导人逐渐意识到了伙伴关系当中同样存在着商业冲突和“痛点”。实行集权统治的中国并不善于应对活跃的公民社会以及民主政权的更迭，这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另外，习主席的一带一路计划旨在打造一个以中国为单极中心的亚洲，这与中国的竞争对手截然相反，他们更希望看到一个多极的亚洲。一带一路计划的长远结果将是中亚、东南亚和南亚被拉进中国的轨道，而中国将在亚洲地区建立起经济、外交甚至军事霸权，如此一来竞争对手的实力就被削弱了。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讲，一带一路计划如果成功，将会损害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这些此前的地区主导国家。一带一路计划事实上并不是整合亚洲，而是让这一地区的分歧更加严重。 中国提倡的民族统一主义使其他亚洲国家转向美国、日本和印度，希望它们更多参与地区事务，从而与中国对抗。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经济和战略政策并不是毫无影响的。无论中国打算去往何处，日本、印度和美国都在它身后，为中国的潜在合作对象提供更多选择与机会。

为了与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抗，日本宣布了一项1100亿美元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通过亚洲发展银行以极低的利率提供贷款。日本的目标是利用投资和贸易修建一条东西向走廊，与中国贯通南北、连接东南亚和南亚的铁路抗衡。日本与印度在港口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达成了伙伴关系，共同参与一个名为“亚欧发展走廊”的项目，美国贸易与发展局和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同样参与了这个项目，其宗旨是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对抗北京的新商业主义（neo-mercantilist）政策。

和日本一样，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日渐扩展的海上势力充满不安，认为丝绸之路是“珍珠链战略2.0版”。为了平衡中国在东南亚建立的南北向交通走廊，印度作为竞争者，试图建立起一条东西向的通道（印度-缅甸-泰国高铁和加拉丹综合交通计划），穿过缅甸、泰国和越南。印度在伊朗修建的恰巴哈尔（Chabahar）港口和缅甸的实兑港（Sittwe）被认为是印方反制中方的措施，瞄准的是中方修建的瓜达尔港口以及缅甸的皎漂港，在那里有通向昆明的油气管道。由于缅甸允许日本和印度在孟加拉沿岸修建港口，中国在西海岸畅通无阻的希望落空了。印度已经募集了250-350亿美元的资金，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当中宣传“SAGAR计划”（“为了全地区的安全与发展”，Security and Growth for All in the Region）,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替代品，宣称“印度洋周边国家有责任维持和平、繁荣和安全”。这是印方对于习主席主张的“亚洲人的亚洲”论调的一种对抗，目的是振兴印度的传统商贸通道，与印度洋周边国家加强文化交流。

中国的军舰和核潜艇越来越频繁地涉足印度洋，这引发了很多国家的不安和怀疑。随着中国海军向南进入印度洋，印度海军也在向东行进，进入太平洋区域。北京的海上丝绸之路计划迫使印度海军实施三叉战略：通过毛里求斯、塞舌尔和马达加斯加的海军基地强化印度洋区域的防守；在中国南海和东海举行联合军演；实行雄心勃勃的海军扩张计划。2011年至今，印度的海上行动次数增长了300%。

美国政府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印度物资交换协议对于双方是互利的，因为它规定印度可以进入美军在迪戈加西亚岛、吉布提和太平洋的海军基地，而美军也可以进入印度的港口。此外，印度与澳大利亚、法国、日本之间也准备签订类似的使用对方港口的协议。美国与印度在2015年达成了“共同战略愿景”（Joint Strategic Vision），其中提到“促进区域经济整合”以及“增强基础设施互通性”。为了获得海上拒止（sea-denial）和海上控制能力，北京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而这些行为使得目前的海洋强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开始共同行动，避免北印度洋落入中国之手。印度和美国共同在印度洋追踪中国的潜艇，同时计划和日本一起修建“水下测音器墙”——这是一些放置在海底的麦克风和探测设备，位于印度南部和印尼北部之间，目的是监控中国潜艇的动向。

华盛顿已经注意到，一带一路计划把亚洲和欧洲连在一起，试图创建一个亚欧大陆上的协同经济区域。中国将是这个区域的核心，而非美国。不仅如此，一带一路计划唯一没有涉足的区域就是美洲，因为新丝绸之路的计划就是成为美国势力的替代品。由于新时代的战略重心是供应链的地缘政治，中国和美国都在争夺亚欧大陆上的工业、金融和商业要塞。 中国对小国经济的绝对控制起到了一定效果，削弱了地区内部的团结和地区组织的实力（例如欧盟、东盟、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北京和它的声援者宣称，西方的民主体制已经陷入一片混乱，中国建立了一种新的成功的治理模式，效果很好，值得被效仿。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给了小国很大的压力，它们必须从彼此竞争的二者之中选择其一。虽然华盛顿原则上不排斥中国的基础设施计划，但这是有前提的：它们通过公开的、竞争性的招投标进行，不会导致难以承受的高额负债（即掠夺性贷款），不会破坏环境，可以促进本地就业，而且管理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正在寻找与自己相似的、崇尚民主且具有开放市场的国家作为伙伴，试图维护一种由规则主导的秩序。

中国总是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一带一路计划催生了海外“独占经济飞地”（exclusive economic enclave）的出现。它们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不同，中国的经济特区欢迎全世界的跨国企业，但是一带一路的独占经济飞地基本只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服务，不欢迎跨国公司进入。一项针对中国在34个亚欧国家资助的基础设施工程的研究表明，89%的承包商来自中国，只有11%来自其他国家。“中国式全球化”的缺点是，它将会把全球经济变成两个互相竞争的阵营——其中一个是非一带一路经济体，另一个阵营则被中国的金融机构、财团、技术和商业主义支配，受到中国法律、审判机关、技术标准、规则、争议解决机制的管辖。G20成员国中，中国是对外国资本最封闭的国家，就算对于那些在其他国家收购战略性工业和重要基础设施的中国企业来说，也是如此。

还有一个问题是一带一路计划会把中国卷入其他国家的内政之中。随着中国介入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也逐渐增多。中国企业有时会面对外界批评的压力，因为统治精英的治理也可能会失败。北京在2017年介入了津巴布韦的政变，此前还支持柬埔寨和马尔代夫当局镇压民主行动。这些行动表明，当中国认为自己的利益可能受到影响、而且实行干涉的成本相对较低时，就会介入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简而言之，中国的经济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他国家的民主，而且会把军民关系倒向对军队有利的方向，扶持强人政治，加剧腐败状况，最终的结果就是公民自由受到了限制。

不仅如此，经济增长放缓加上中国货币市场和外汇储备的下降（从4万亿下降到3万亿），使得“中国梦”是否能够长久成了疑问。据官方估计，习主席的中国梦需要投入4万亿到8万亿美元的资金才能看到成果。有些人质疑，将这么多资金投入低回报的项目，冒着违约风险借给高风险的国家是否合理，特别是中国自身的债务已经达到GDP的250%，而且还在继续上升。很多基础设施项目的决策并不是基于商业决策，而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目的是建立战略性的据点而不是赚钱。这些项目常常变成“白象”工程，并且使受助国背负高额债务。某些中国官员曾私下表示，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亏损了80%，在缅甸是50%，中亚是30%。据彭博社统计，一带一路计划的68个成员国中，有27个国家的主权债务被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评定为垃圾级，或者低于投资级。

事实上，北京通过一个又一个“特许经济飞地”建立庞大经济帝国的做法可能超出了它自身的能力，摆在北京面前的问题包括崎岖的地形、政坛动荡、地缘政治竞争对手、金融灾难等等。归根结底，中国的计划可能有数万亿的投资作为支撑，但是凭金钱（很多时候是只凭金钱）买不来爱和忠诚。钱最多可以带来短期的影响力，就像中国在柬埔寨的状况一样。中国的铁路、高速公路和油气管道可以使亚洲国家在地理上融为一体，但是政治和区域安全方面的融合则很难，只有在各国的利益、价值观和规划与中国相符的情况下才能成为现实。简单来说，中国已经累积了无可匹敌的国家实力，但是需要在国际上树立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才能带来伙伴和盟友。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邻国常常是爽快地收下中国的钱，但是当中国试图影响这些国家的国内政策、或者要求它们作出战略让步时，这些国家就会愤怒地抗议。对于中国的不信任和怀疑会使这些国家违背承诺，中国将无法从中获益。北京需要对地区秩序进行新的规划，避免以中国为中心的行事方式，这样才能够吸引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