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经济预测 | 欧高敦观点

我对2017年中国经济的基本预测是，中美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加剧，某些产品类别的关税将提高（比如钢铁和部分农产品）。尽管贸易关系全面破裂不可能发生，但仍有不少知名企业将被迫在中美两国间做出选择。

当然，如果美国政府将贸易保护主义的表态转化为大规模的实际行动，那么2017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就会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如果美国当真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势必会对一些企业和行业造成更多限制和打击，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将全面吃紧，进而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紧缺，致使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此，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一系列举措来维持就业，限制资本外流，以提振国内经济。下一阶段，与市场化改革相比，经济保护主义、食品和能源安全，以及社会稳定将成为最重要的议题。

然而，如果2017年全球贸易趋势不变，那么中国将如何应对？尤为重要的是，对于视经济增长为第一要务的中国而言（中国“十三五”规划的核心内容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GDP增速能否实现2016年的6.5%左右？

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来自哪些领域？首先，不大可能依赖出口，因为全球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不会出现大幅增长，同时主要出口国有可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此情形下，人民币贬值是否能够提高中国外贸出口竞争力？即使人民币贬值，这一优势也将很快被上涨的工资抵消。其次，消费能否促进经济增长？ 2017年中国消费还会延续8%-10%的增幅吗？由于政府出面抑制房价并收紧房贷，买房和装修的消费有可能大幅下降。而一旦目前的小汽车购置税减税政策到期后暂停，汽车销量也将随之下降。此外，实际工资增长率将降至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而且随着房价走势趋缓，2016年的财富效应估计难以重现。一方面，电子商务在小城市的初步普及可能有助于刺激消费，但另一方面，高新技术将会逐步取代制造业甚至服务业的人力，这一点不利于消费增长。事实上，技术对经济的影响日益重大，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担心失业或者被淘汰。在医疗和教育领域，新技术的应用将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但这些岗位只适合少数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而且并不能解决短期失业问题。

如果不靠楼市拉动经济，投资需求能否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然会。2016年民营企业的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但民间投资在2017年有望复苏并加速增长。实际利率的下降会刺激技术投资，比如机器人和云计算。而政府仍有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投资，从城市交通（比如北京、天津、河北斥资360亿美元合力建设的交通网络）到城际铁路、水处理和5G通信网络。总体而言，这些项目能够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几个百分点，这与十年之前的方式相同，但同时也会导致债务在2017年底达到GDP的300%。

从以上种种来看，2017年中国经济要维持6.5%的增速较为困难，所以有必要观察下半年房地产调控政策是否有放松的征兆。总之，我认为，2017年中国将更多沿用过去的方法，经济增速也将放缓。

2016年伊始，中国政府就明确表示要强制性削减煤炭和钢铁产能，并于11月宣布达成预定目标。实际上，中国所制定的削减目标并非高不可达。比如，2016年计划削减2.5亿吨煤炭产能，目标比上一年有所下调，而这些产能基本属于违规（且其中的大部分仍然可能会重新投产）。去产能对煤炭企业（大多为国有企业）的影响最大，企业的生产天数被严格限制。这样煤炭产量减少了12%，而价格却涨了80%。显然，这有利于煤炭企业，却不利于煤炭需求方。

钢铁行业去年实现去产能4,500万吨，但过剩产能仍高达几亿吨。截至交稿之时，由于建筑和汽车行业需求不断上升，2016年钢铁产量和钢价实际上是增加的。钢铁行业兼并重组的情况不多，基本上是通过强强联合进一步扩大规模。但合并后并未能够降低产能或者提高生产效率，除非钢铁厂完全拆除，否则过剩产能仍有可能产生。

2017年度的产能削减目标即将拟定公布。随着建筑行业增长放缓，钢铁需求将下降，实际产能过剩将进一步增加。钢价可能快速回落，这使得去年刚刚走出困境的钢铁企业不得不再次陷入破产的窘境。而对于那些钢铁工业城市（尤其是中国东北和西北地区），这将造成消费者信心受挫，消费萎缩，从而导致本地企业利润下降和裁员的恶性循环。在这些城市，房价将受限于需求不足，房产将难以变现，持有人的个人资产缩水。如果这些地方问题引起中央的关注，银行为偿付能力不足的企业继续提供融资的压力就越大。今年可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但随着企业因生产效益不佳而丧失竞争力，最终可能引发失业。

2016年，中国的立法机关和监管部门推出了多部影响企业运营的法律法规。但由于法律条文在实际操作中的含义还有待界定，因此企业如何确保合规成为目前一大问题，对于在华跨国公司来说更是如此。仅举一例，2016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为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作出了明确修订，这与《反垄断法》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非常相似。鉴于这一规定的解释比较宽泛，小型零售商和供应商可能被允许向与其业务相关的大企业要求索赔。同时，该规定还意味着企业要对员工的贿赂和利诱行为承担责任，即使是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此，跨国公司难免有怨言，但在其他国家也要遵守类似的法律规定，而且这已经成为企业道德的一部分。

2016年11月《网络安全法》颁布，并将于2017年6月起施行。该法对数据本地化、网络安全事件的有效应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和共享，以及网络内容的发布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意味着几乎所有在华跨国公司都需要依法对其运营模式进行调整。条律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按照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安全评估。该法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也为企业带来了更多挑战，甚至某些知名企业会因为对新规的理解不足而栽跟头。2016年外企高管被拘留人数增多（并非单纯的驱逐出境），最近澳洲赌场员工因在华揽客而被拘留。一旦《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预计2017年该类事件将更频繁。

也许不久之后来，中国会爆发大规模的消费者信息泄露事件。事实上，许多企业并不重视网络安全。中国银监会最近就多家银行疏于监管使得员工出售客户个人信息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中国人之所以并不怎么在意个人信息是如何被共享和使用的，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尚未发生大规模信息泄露事件。但是不难想象，一旦有黑客进入银行或互联网公司的支付系统并公开所获取的信息，公众就会迅速转变看法，政府就会重拳出击，对个人信息的安全性严加管控。结果就是大型企业纷纷投入巨资加强网络安全建设。当然，也会有一些业界巨头因对信息保护不力而受到法律诉讼。

2017年，政府和投资者的“老鹰捉小鸡”游戏仍将延续，政府想要压低人民币汇率，而投资者则要资产多元化，并且保持其部分资产的美元价值。去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但下半年人民币将持续贬值的预期基本形成，而现在政府已经意识到需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投资者单边押注。

中国政府一直在寻求如何防止资金外流，但常常被自身目标不一致所限制。2016年，中方企业的跨国并购导致中国资本外流超过1,000亿美元，许多企业溢价收购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资金转移到境外。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及时采取措施叫停套汇交易。此外，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于2016年11月末宣布，对三类对外投资实施更严格管控，包括100亿美元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国有企业10亿美元以上的境外房地产交易，以及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主营项目并购投资。但对于民营投资者而言，由于大多数交易低于100亿美元，且属于主营业务，这一规定还是可以绕过。而一旦彻底关掉资金外流“水龙头”，又与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的战略相悖。

考虑到2015年中国出境游高达1.4亿人次，中国政府可能会对境外使用信用卡有所限制，中产阶层游客不得不寻求其他境外付款方式（旅行支票的使用仍然比较活跃）。比如说，2016年很多投资者去香港用人民币购买趸交人寿保险单（单笔可达1亿美元！），然后想方设法将保单兑换为美元。对使用信用卡的限制降低了套汇的可能性，如果成效不够，保险公司会被私下约谈禁止销售此类产品。企业方面，政府正调查通过高报货价将人民币兑换为美元的情况，严厉禁止利用自贸区将资金转移到境外，同时加强对企业在境内外之间转让定价的管理。近来，中国要求一些此前从未申报利润的大中型跨国企业披露近十年的转让定价资料。如今，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贸易和旅游的规模和开放程度之大，经济政策想必会推陈出新。

2017年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理论上，每个中国人每年兑换外币的额度是50,000美元等值的人民币。2016年上半年就有很多人选择将人民币换成外币，预计还会有很多人单边押注。由此产生的资金流量规模很大，意味着这一额度将在2017年大幅收紧，要么被正式取消，要么难以操作。“股市互联互通”允许中国投资者（在每日额度之内）投资境外股市，目前可联通港股，预计2017年将联通伦敦股市，这将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参与。如果今后推出“债市互联互通”，也会受到投资者青睐。目前参与互联互通机制的投资者还不多，是因为对这一新的投资渠道还不熟悉，但在2017年，这将成为中国资本向境外流通的又一途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要将资金转出中国会变得非常困难，所以应该思考如何就地处理现金盈余。

最终结果是，尽管贸易收支仍然保持盈余状态，但中国的外汇储备将持续下降，就算监管部门采取措施，预计今年仍将下降20%。因此，监管部门很可能祭出“杀鸡儆猴”的老办法——对明目张胆将资金转移至境外的富裕人士公开彻查。

2017年，人口结构的长期趋势对中国的影响将更为明显，并对经济增长进一步形成压力。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16年发布的小范围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已降至1.05，为全球最低水平，远低于维持目前人口结构所需的2.1（实际上，由于重男轻女，2.1的比率也不一定够）。2015年中国新生儿数量约为1,130万，[1]低于2012年的1,300余万，其原因是育龄妇女人数下降，而未来这一趋势将会延续。相比之下，同年印度的新生儿数量超过2,500万，总人口不到中国五分之一的尼日利亚的新生儿数量超过500万。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否有用？作用并不会很大，因为在原有政策之下，几乎一半的新生儿就已经是第二胎或者第三胎了。而且，中国的计生人员仍在对他们认为超生太多的家庭征收罚款。孩子少了，意味着家庭的消费减少，受教育的人口减少，未来的消费大军也会减少。

另外，如果观察上海或者南京的人口结构，你会发现与20年前截然不同。在中国的城市，50岁以上的人口有2.5亿，并且正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60岁以上老年人的增长速度更快。[2]目前中国的退休年龄仍为女性50岁（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为55岁）、男性60岁，因此退休人员大量增加，而且退休后的收入水平比退休前少了至少一半。即使是储蓄充足的退休人员也会节制消费，以便为未来的医疗开支做好准备，这一群体通常只求维持现有房产而不会再购置新房。同时，由于近二十年来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农村地区50岁以上的人口日益减少，成为城市退休人群的组成部分。 

辽宁是2016年经济负增长的省份之一。辽宁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国有企业。其前十大企业中，三家为原材料企业、三家为石油天然气企业、两家为汽车企业，还有一家为基础设施企业，只有一家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企业。中国的大型互联网企业没有一家在辽宁，而该省2016年上半年的个人投资比上年同期降了50%以上。该省的农业人口平均年龄超过55岁，[3]省内大学毕业生纷纷到外省就业。从2000年到2010年，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共有200万人离开东北地区。[4]尽管2016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热对多个城市的经济起到提振作用，但并未能带动该省的惨淡经济。由于房屋工程质量差加上市场需求萎缩，大量2000年后的楼房如今已经难以售出。在缺乏就业保障和房价下行的双重经济压力下，消费者的购房信心明显不足。

去年煤炭和钢铁价格的上涨暂时掩盖了国内其他地区的类似问题。2017年，辽宁省几大城市所面临的困境将在东北、西北、以至南方地区上演。实际上，以单一产业为经济支柱的城市都会面临这种困境，同时就业市场也承受压力。自2003年以来，如何让东北工业走出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去年，李克强总理就宣布了多项举措，要求将东北地区建设成为以企业创新和旅游服务为主的中心城市。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本地税收作为基础，年轻人又都到外省寻求机会，而快速老龄化的中老年人的技能无法适用于重工业以外的其他行业，那么这就成了几乎无解的难题。2017年，政府会出台更多举措来解决这些城市的问题，提供更多资金帮助重点企业渡过难关，并继续拉动房地产市场。尽管如此，我预计这些城市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抱怨生活质量并未得到改善，而一些小城市更可能已经耗尽了可供出售的资产，有破产之虞。

经过2016年房价大涨，2017年房价走势预计总体平稳（这当然也符合政府导向），而房产在中产阶层的资产占比已经很高了。理财产品（比如银行出售的表外负债类产品）对于投资者和银行的吸引力已经下降。尽管投资者希望重新杀入股票市场，但股市被公认为是一个追涨杀跌或者充斥着内幕交易的市场，因此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对对冲基金产生了兴趣（当然对冲基金的监管也要更为完善）。

大宗商品有望成为中国投资者追捧的下一个资产类别。数以百万计的散户投资者和5,000支对冲基金都已就位。今年也会有几支大型对冲基金因为业绩不佳而崩盘。出于提升股市信心的目的，监管部门将会推出一系列举措来加强企业内部管治，也可能对失职的企业董事和审计人员诉诸法律。

投资管理将成为外资参与中国经济的亮点之一。许多外资所有的投资公司目前正处于产品发布的最后阶段。如果能够建立起有效的营销渠道和品牌，外资投资管理机构可以提供国内外多元化的投资选择，从而与中国的个人投资者建立值得信赖的业务关系。跨国资产管理机构已经从中国机构客户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委托投资业务，比如为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进行投资管理。对于政府而言，这些跨国资产管理机构的作用不只是为投资者创造收益，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整个行业的专业化水平，引入投资管理最佳经验，培养专业化人才。正如许多其他行业一样，本土投资管理公司会迅速适应市场竞争，构建自己的国际业务网络，并引入外资机构的运营经验。

最后一点，尽管存在上述治理风险，2017年境外投资者仍会加大投入中国股市。随着深港通于2016年11月份开通，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成长型企业变得更加便利。尽管很多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已经达到50倍至80倍，境外投资者仍然对中国股市很有兴趣，而且投资规模还会扩大。

过去十年，中国汽车行业的年增长率一直在15%以上。2015年下半年，中国汽车市场显现出需求滞缓的迹象，但由于中国政府及时推出减税政策，汽车市场在2016年的增长率仍然维持在14%。当然，由于目前中国每年新增汽车2,000万辆，汽车保有量已超过1.9亿辆，汽车行业难免承受诸多压力，比如空气污染、交通拥堵，有些城市平均每两辆车只有不到一个停车位。在某些城市，拥有一辆汽车的成本从未如此之高，车主不仅要缴纳高达15,000美元的车牌费（拍得牌照犹如幸运抽奖，只有20选1的几率），还要支付停车费和保险费。在各大城市，拥有汽车正逐渐成为一件花钱买麻烦的事情。好消息是，过去五年来，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每年下降3%，目前已降至每年60,000人以下，受伤人数下降得更快。与十年前相比，现在汽车道路安全性要高得多，交通拥堵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车辆行驶速度非常缓慢。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中国开车上路的体验似乎也不错。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在鼓励对节能汽车、自动驾驶汽车和共享汽车的研发。政府希望中国企业把握机会做大做强，成为全球汽车行业的龙头。这可能并非假设：中国政府有能力构建完善的法律和监管系统，建设充电设备和其他相应的共享基础设施，为企业提供投资和消费补贴，从而促进规模扩张。今年对汽车行业的资金投入将大幅增加，投入总额或与国内半导体行业看齐，其中很多顶级的试点项目将与中国汽车和科技行业内的领先企业合作。但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如果补贴政策向国有企业倾斜，购买传统汽车仍享有原有的税收优惠，或者说外企完全丧失政策福利，那么中国汽车行业的未来走向就会和半导体行业一样——政府投入极大，但回报率非常低，而无法像太阳能或者公共交通行业那样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目前中国企业在这两大领域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中国投资者纷纷涌入欧洲足坛，以响应政府振兴中国足球的号召。（中国足球队的表现实在乏善可陈——刚刚略有起色，又惨败给了叙利亚）。2017年，估计有一些投资者将会后悔不迭。在被中国投资者收购的球队中，有好几支面临很大的降级风险（这将导致投资者很大的损失，比如排名靠前的球队的转播费），球迷还会通过现场示威、社交媒体和报刊等不同渠道朝新老板呛声。

将球队表现不佳归咎于球队老板是长期以来的传统，尤其是在英国，比如指责老板不愿斥重金引进优秀球员和管理人员，或者从俱乐部抽走资金等等。去问问英超的一些球队老板，比如阿瑟姆·阿拉姆（Assem Allam）（赫尔城）、奥斯顿（Oyston）家族（布莱克浦尔）、印度文姬集团（Venky’s）（布莱克本）、或者格拉沙家族（Glazers）（曼联），就可以知道如潮水般的批评指责会令人多么难受。这种阵仗是中国企业家从没领教过的，所以很可能束手无策。这时候就需要各大公关公司。部分投资者会慢慢认识到，拥有一支欧洲球队最开始会受到媒体追捧，感觉很有面子，但其实这是一项极不稳定、风险很高的投资，到最后不得不低价出售。可以预见，2017年将有中国投资者从足球领域撤离。

投资于体育相关业务（比如复星国际投资于足球经纪业务）的风险相对较小，回报也更高。我预计，中国投资者很快会将注意力转移到英国博彩业，收购几家主要的博彩企业，从中取经并将成功模式带到国内市场（如果国内监管不允许，至少可引入亚洲市场）。

我预计中国政府在2017年的工作重点是国内事务。确保政府领导层的顺利交接将优先于隐含风险的经济改革。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将优先于市场化改革。政策性调整将会是渐进式的，基本上是进一步推进2016年的调控措施。但是到2017年下半年，消费增速可能难以达到GDP的增长预期，从而会进一步刺激靠债务融资的基础设施支出和房地产建设，这也使得下半年的中国经济更加跌宕起伏。

[1] 中国国家统计局,stats.gov.cn,CEIC数据,ceicdata.com.

[2]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com

[3]和[4]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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