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前言」
“我在这边唸一下胡兰成在《今生今世》的一段话，他说：「我已有爱玲，却又与小周，又与秀美，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只能不求甚解，甚至不去多想，总之他是这样的，不可以解说，这就是理了。『星有好星，雨有好雨』，人世的世，亦理有好理，这样好的理即是孟子说的义，而它又是可以被调戏的，则义又是仁了。」所以你看，我们都知道他强暴小周，辜负张爱玲，可是他在自己的想法里马上就解套，我们认为一个真正的文人应该的千锤百鍊的真心，到最后回归只不过是食色性也而已。”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林奕含站在一条河边，对岸是她的记忆，关于恶，关于美，林奕含竭力保持一种疏离的笔调，就像她曾经很迷的张爱玲。
她在复述、在虚构的文本里拷问良心。《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故事，它没有价值升华，也没有虚假的原谅，但它清冷萧索的笔触和以摧毁自我为代价的袒露，令这部小说拥有直刺人心的力量。
如果林奕含没有自杀，《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只是一部寥人问津的小说。如今，因为作者的离开和媒体的曝光，《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被作为一本自白书，成为每一个外人解读林奕含悲剧的线索。
可不要忘记，《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小说，不是非虚构作品。它包括性侵，但不止于性侵。
小说不只是记录，它还有思考，是作者面对困惑甚至痛苦的一种出路。小说能够从虚构的事件中逼近纷繁乱象中的人性原貌。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洛阳纸贵，因为它再次让人们意识到——这世界还有很多看不见的房思琪，也还有很多，披着正常人模样的李国华。
赤裸裸地铺开来，无所谓希望，也无所谓绝望，是什么样，你便读到什么。小说包含着一个光鲜的外部世界和一个屈辱的内部世界。外部世界里，是儒雅体面的李国华和早慧美丽的房思琪，是“我跟你在一起，好像喜怒哀乐都没有名字”；内部世界里，则是一组扭曲不伦的师生关系，虚伪的知识分子，与遭受性侵后挤在爱恨边缘的平凡少女。
巧言令色被强制的关系和真实的身体体验所取代。
“我是馊掉的柳丁汁和浓汤，我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我是一个灯火流丽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却没有人看得到也没有人需要的北极星。”
朋友说：“（小说）对李国华的刻画也许太极端单薄了。”但当我读到关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独白时，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作者的独白里有这么一段话：
“李国华他其实有些话，就是他所谓的情话，因为读者都已经有一个有色眼镜知道他是一个所谓的犯罪者所以觉得他很恶心，但他其实有些话如果你单独把他挑出来看，会发现它其实是很美的，请注意我说的这个美字，他有些话是高度艺术化的，他有些话，你可以想象、假设那是毛毛对伊纹说的，你会发现那其实是很动听的，你现在想象一下毛毛对伊纹说：「都是妳的错，妳太美了」，或者你想象毛毛对伊纹说：「当然要借口，不借口，我和妳这些，就活不下去了，不是吗」，或者「妳现在是曹衣带水，我就是吴带当风」，或者说「我在爱情，是怀才不遇」，这些话它其实都非常非常美。”
注意，李国华的话是高度艺术化的。而林奕含对艺术恰恰有一个自己的见解，她问：“艺术它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
李国华是一位教师、一位（伪善）知识分子，而古往今来传承艺术的主体，不正是知识分子吗？在文本中，我们可以轻易读到李国华作为一位性侵犯者的存在，但是否，他同时是人类世界一切被矫饰过的语言的微缩？李国华正是林奕含提供的一种对艺术的想象，更直接一点——李国华正是艺术。李国华正是巧言令色的存在。
李国华满腹经纶、出口成章，他能娴熟地运用自己的典故，可以精美地编织语言，对于外界，李国华是风度的榜样。我们不妨暂时放下性侵犯者的既定认知，我们只看李国华在外部世界中的作为，如果现实中你听闻这些作为，加上李国华教师兼知识分子的身份，你会想到什么？
大概很少人会想到性侵犯者，而该是一位为人类世界知识宝塔铺砖添瓦的能工巧匠，是一位令学生们怀有敬意的“人师”。
小说是一种语言游戏，但小说有趣的就是，它能够去拆穿藏匿于表面真实中的虚假套路。或许，用虚假这个词不够准确，因为当事人不认为他在虚假，他自以为他很认真，当他去编织一个谎言、去隐藏一个真相，他有很认真去做这件事情，他为自己的种种行为寻找合理的说辞，为自己“解套”。就像林奕含自己讲的一个例子：
“我在这边唸一下胡兰成在《今生今世》的一段话，他说：「我已有爱玲，却又与小周，又与秀美，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只能不求甚解，甚至不去多想，总之他是这样的，不可以解说，这就是理了。『星有好星，雨有好雨』，人世的世，亦理有好理，这样好的理即是孟子说的义，而它又是可以被调戏的，则义又是仁了。」所以你看，我们都知道他强暴小周，辜负张爱玲，可是他在自己的想法里马上就解套，我们认为一个真正的文人应该的千锤百鍊的真心，到最后回归只不过是食色性也而已。”
胡兰成与李国华本质上在做一样的事情，他们为一切迫害了别人、不征求别人意见而做出的行为披上美丽的衣裳，他们用语言、用身份、用种种巧言令色来消解这些行为本身的不公正、伤害乃至奴役的一面，而这些恰恰是历史上施暴者惯用的计俩。
这个问题，著名导演帕索里尼曾通过一种戏谑的角度向外界发问，电影《索多玛120天》中，帕索里尼将叙事设置在集权的背景之下。在帕索里尼的眼里，一个极权的氛围下，性虐待只是我们眼睛所见的浮波，在它的深处，是权力的幽灵蠢蠢欲动。统治者、“上流人”通过在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采用强迫、凌辱的手段，来彰显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性爱成为信仰和统治的工具，象征阶级压迫的图腾通过性爱呼之欲出。
《索多玛120天》讲述了纳粹占领时期，北意大利的纳兹的政要们对一群少男少女的监禁和凌辱。这部电影再没有《罗马妈妈》的温情，片中呈现的肉体伤害、精神猥亵层出不穷，丝毫不给观众喘息的机会。不但权贵们是丑恶的，被凌辱的少男少女也显现出恶的一面，她们对自己遭受的凌辱选择了接受，甚至进入一种病态的享受，仿佛一种人对奴性的眷恋。更让观众不适的是，影片中，权贵的粪便甚至要由少男少女们吃掉，而少男少女自己的粪便需要“自给自足”。
有评论家说，这是帕索里尼对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消费社会的露骨映射，帕索里尼则借电影发问：“如果所有人都是吃屎长大，如果吃屎才是生存下去的方式，是否人们都乐于并且享受着吃屎呢？”
林奕含曾说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如何理解这句话？
舆论往往只说到第一层，就是每次发生性侵事件后的老套用词——性侵可恶，声讨性侵。于是在这件事上，他们的解读也只是：性侵需要我们关注，因为它是被忽略的暴行。这没有错，但它也在无形中狭隘了林奕含的话。有没有发现，那些性侵事件，乃至那些关于一切暴行的事件，当大众愤怒以后，声讨一个虚设的靶子以后，愤怒就被消解了？
我们的舆论场构建的施暴者，是面目可憎、异于常人，浑身上下透着暴虐气息的，但如果回归现实经验，更多的施暴者，其实就如同李国华、胡兰成一般，一幅正常人甚至不俗之人的面孔，善于巧言令色的说辞，当他们施暴时，他们认为自己在做一件对的事情、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崇高的事情。比如：为艺术献身；为爱与美献身；为主义献身......他
们也许会因为对方的哭泣心生愧疚，但他们从不会发自内心地忏悔，他们可以用一切美好的词藻将愤怒消解，为人间世种种不合理披上合理的外衣。而这种消解的过程，正是助纣为虐的最大庇护所。
林奕含在直白中已经提供了解套的提示：
“身为一个书写者，我这种变态的、写作的，艺术的欲望是什么？这个称之为艺术的欲望到底是什么？我常常对读者说，当你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痛苦，那都是真实的，但我现在更要说，当你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了美，那也都是真实的，我更要说，当你感受到那些所谓真实的痛苦，它全部都是由文字和修辞建构而来的。这是我要叩问的问题。”
只可惜，外界看到的，终归是最显眼的词汇，比如美女、性侵、自尽、抑郁症，而与她的套中故事擦肩而过。希望总是有的，但不属于房思琪；世界也许会变好吧，但不是在这一刻。愤怒会被消解，迫害依然持续。房思琪走在独行的路上，李国华仍在身后。
于是，我们终将重蹈覆辙。
最后，我建议将这本小说与阎连科的《风雅颂》、夏济安的《夏济安日记》结合来看。
《风雅颂》是一本描述今时今日大学生态的小说，阎连科作为隐藏的叙述者，其实立意有点效仿钱钟书，对小说里的人物持讽刺甚至挖苦的态度。但比起钱钟书的《围城》，《风雅颂》的腥味儿更重些，也更露骨些。小说涉及了师生的性关系，阎连科多少是站在成年男性的角度来写。
《夏济安日记》是学者夏济安（夏志清的哥哥）的私人日记，内容大半写他暗恋一位女学生的心理波动。男性那些微妙的感情，就在那里了。夏先生有精神洁癖，而且似乎是一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文字比较干净。
林奕含的文字也干净，但透着股无望的气息。
-end-
今日话题
说说你对这本书/事件的看法吧
文字 | 宗城
图片 | 百度图片
编辑 | 于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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