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终露底牌 权威操盘手放话了！不迁都的“千年大计”机会到底在哪？

 
根据中国古都学会的认定，中国有十大古都，分别为北京、开封、南京、洛阳、西安、杭州、安阳、郑州、大同和成都。北京作为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秦汉以来则一直是中国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也是战国时期燕国、辽、金、元、明、清的国都。北京作为战国时期燕国国都时，称为蓟；辽代称为幽州，后称南京，当时是作为陪都；金的时候称中都；元朝时称大都；明朝永乐之前叫北平，即平定北方之意，永乐之后及清朝都叫北京。
 
北京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近70年的发展历史，而且，这70年的发展速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快的，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辐射影响力，都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然而，北京在超常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大城市病等诸多问题，如城市的发展模式是摊大饼，目前已摊至六环，交通拥堵现象越来越严重，汽车数量暴增带来的尾气大量排放进一步加重了空气污染，城市已不堪重负。
 
北京作为首都，按帝王时代的城市布局发展下去，要彻底治理顽疾几乎不可能，靠通州这样的副中心疏导，也只是缓解而已，标本都难治 。如作为经济金融中心的超大城市上海，有浦东和虹桥两个机场，而北京主要靠首都国际机场；到2016年底，北京的汽车保有量达到548万辆，为全国第一，上海为322万辆，比北京少226万辆，但人口数量却超过北京。北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和世界级大城市，单就交通拥堵与空气污染这两个问题而言，已是亟待解决。交通拥堵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出行和办事效率，污染问题则影响到所有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用了“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尽管规划建设雄安新提出要突出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中并未隐含“迁都”的意思，且认为这是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的探讨。但如果目标仅限于此，则与通州模式类似，雄安成为北京或首都的副中心，那就称不上千年大计了，甚至还比不上当年深圳经济特区和浦东开发开放的影响力和历史意义。

从深圳和浦东开发开放的实践看，建成并取得国内外举足轻重地位的时间仅需20-30年，所以，按深圳和浦东的标准建设雄安新区，最多也只能称为“百年大计”，所以，称之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应该是肩负着更大的历史使命。当然，考虑到迁都并非易事，也容易造成预期变化而引发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故当前提迁都时机并不成熟。

有人认为，雄安新区同样存在缺水和空气污染等问题，故迁都雄安的可能性不大。对于这样浅显的问题，高层不可能没有考虑，正如建设雄安新区的七大重点任务中所提到的那样，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也就是说，要用新的理念来治理和改变雄安新区乃至整个京津冀地区。 

从现实看，北京的地理位置和城市布局，都还留有近千年来历代王朝国家治理模式的影子，即以紫禁城为中心，往外层层围圈，权利过度集中，导致朝贡文化和跑步进京等习俗代代相传。而未来的雄安新区，将“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来建设”，“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至今，已经过去三年半了。尽管不少领域的改革在顶层设计上已有了雏形，但要落实到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为改革会触及不同阶层的利益，而当前中国各阶层的利益已经逐步固化，这就给改革带来阻力。正如2014年习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所说：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但如何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呢？有道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现实情况是部署多、落实少，文件多、执行少，使得不少改革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如个税改革、房产税、遗产税、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等都停留在原则和概念上，长期得不到落地。那么，是否可以模仿当年的深圳和浦东开发，通过建立特区或新区的方式，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在一张白纸上实践，这样就会减少阻力。当这些改革方案生根落地之后，再向全国推广？

从习总书记提出的雄安新区七大重点任务的最后两大任务看，确实与改革有关：六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七是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从宣布设立雄安新区后当地政府所采取的举措看，也确实有别于其他新区，如当地已对房地产市场采取了限制措施，冻结了全部房产过户，也严禁房地产中介进行房地产买卖交易。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设立了不少国家级新区，如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兰州新区、广州南沙新区、陕西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大连金普新区、四川天府新区、哈尔滨新区、长春新区、江西赣江新区等，但带来的效应更多体现在当地房价上，至于新区能否起到集聚和辐射作用，就很难说了。

从上世纪80-90年代初价格双轨制下的全民经商，到如今的全民炒房，其本质原因是改革滞后，这也导致了经济脱实向虚。当北京、上海、深圳等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来源中，炒房或持有房产所获得的财产性收入数倍于薪资总收入，有多少人会赞成推房产税呢？有多少人的利益已经固化在楼市上了？有多少人会拥戴改革呢？

对于白纸一张的雄安新区，必须阻止地产商、炒房客进入，防止新区建设的房地产化。唯有在这样的前提背景下，雄安新区方能建设成为中国开放的新高地和对外合作的新平台，吸引高端高新产业项目和各类人才流入。从2016年中国人才的流动特征看，北京、上海和深圳已不再是人才流向的第一目标，因为房价高企、生活成本太高。现在要建造雄安新区，就应该植入“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新理念。有消息称，中央在雄安可能主要建设廉租房和公共住宅，而并不是完全走房地产市场化的路子，即所谓的新型城市化样板，以此来打破全国城市因房地产化导致的利益固化藩篱。

因此，从寻求改革突围的角度来看，这个“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雄安新区，在推出时机的选择上确实有点像1992年的小平南巡，演绎着“春天的故事”，通过以点带面来推动改革，这也许是在为“千年大计”的实施找到突破口。

深圳和上海浦东之所以能够成功，我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设立的时间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和经济高增长阶段，它们的发展壮大属于顺水推舟；二是这两地均享受了国家政策和税收优惠，具备虹吸效应，吸引了大量外资和内资的流入，也吸引了大量人才和廉价劳动力的流入，生产要素的配置对其发展极为有利；三是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经商环境，引发土地价格不断上涨，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大地主”，可以利用土地财政来招商引资、做大盘子。

至于改革，窃以为浦东不如深圳。记得当初浦东开发时，提倡的是“小政府、大市场”，而如今浦东新区的行政架构与上海其他区的差异似乎不大。从两地产业结构的分布也可略见一斑，如深圳是科技与金融齐头并进，2016年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接近2万亿元，与当地的GDP看齐，浦东与之相比相差甚远。

当前的雄安新区，从时机上看，是在中国经济已处于下行阶段时设立的，不是顺势而是逆势；从政策环境看，估计在税收优惠上很难有特殊政策了，因为这与当前的经济发展理念相冲突。如果说有优势，那就是它属于“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可以倾举国之力予以支持；从地方政府的实力看，由于不允许搞房地产，故招商引资的吸引力有限，更多将依靠中央的行政性命令来获得外部资源。

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区域板块的成功案例看，成功的区域大多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天津滨海新区的现状低于当初提出的目标，更不用说那些甚至被称为鬼城的新区，它们大部分位于北方和西部地区。如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议决定举全国之力建设新疆，设立喀什经济特区，目标是五年后喀什的人均GDP将达全国平均水平，2020年和全国一并达到小康水平。但截至去年，喀什的人均GDP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这是因为一个区域的发展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资金的流入和人才的流入，而中国的北方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城市在此方面优势不明显。如2016年全国人才净流入的前五大城市，分别为杭州、长沙、武汉、深圳和上海。在京津冀地区，河北一直是资金和人才的洼地，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政策扶持，河北在市场配置资源上并无优势。

因此，雄安新区的发展能否成功，取决于中央将给予多大力度的支持，也将取决于资金与人才的流入情况，这同样需要建立良好的体制机制。现在断言雄安新区的未来为时尚早，因为优势和劣势不能简单相抵，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故还需走一步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