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鲁迅故居
故园的女人与花朵
文 | 王彬
那蔷薇，就像所有的蔷薇，
只开了一个早晨
——巴尔扎克
写下这个题目，有些纠结。纠结什么呢？一时难以说清。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题目中的故园是指鲁迅的故园。既然是鲁迅的，那么至少有三处，绍兴、北京、上海，都有资格成为鲁迅故园。
如果我是绍兴人士，则毫不犹豫地选择绍兴，如果是上海籍呢？而我是北京人，熟稔的当然是北京，因此以鲁迅在北京的曾经居住地而作为写作中心，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迟疑了。然而，虽是如此，也还是有些纠结，纠结那些女人与花朵，尤其是女人——新与旧的女人，真的一时梳理不清。那就暂时放下，从故园的猫说起。
一
在北京，鲁迅曾经居住过四个地方：一处是南半截胡同7号的绍兴会馆；一处是八道湾胡同11号周氏兄弟旧居；一处是砖塔胡同84号；一处是宫门口西三条21号的鲁迅故居，现在被包围在鲁迅博物馆的院子里。在绍兴会馆，鲁迅住了七年半，从1912年的五月到1919年的11月，先是住在会馆西北的藤花西馆，因为邻人吵闹而迁移到会馆东南的补树书屋。
关于邻人吵闹，鲁迅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半夜后邻客以闽音高谈，狺狺如犬相啮，不得安睡。”搬到南部的小院以后，虽然逃避了狺狺犬啮，却又平添了猫的骚扰。而且，这里多少有些阴气，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有这样一句话：“往昔是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据说是一个官员的姨太太。鲁迅对此倒不在乎，况且“现在的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让他恼火的是猫，是夜晚闹春的猫。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对于猫叫春，像小儿一样绵长的啼哭，他们那时是“大抵大怒而起”，周作人说，他的1918年的日记里，也有“夜为猫所扰，不得安睡”的记载。不得安睡怎办？只有采取行动，“拿着一支竹竿”，周作人写道：“我搬了小茶几，到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去用竹竿痛打，把它们打散，但也不能长治久安，往往过一会又回来了。”谁拿竹竿？揣摩文意，既然周作人“搬了小茶几”，那么就应该是鲁迅，是鲁迅手持竹竿与搬着小茶几的周作人走到后檐下面。打猫为什么不在前檐，而偏要绕到房子的后面，舍近求远地走到后檐下呢？我近日去哪里探访，绕到补树书屋的后面明白了，后檐的地势相对前檐至少高出半米，站在那里可以很容易打散在屋顶上叫春的猫。
当然，在补树书屋，对鲁迅而言，更多是岑静与寂寞，是抄古碑的好地方，而且“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夏夜时分，“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关于这株槐树，研究鲁迅的著作记述多矣，这里不再多说。我感兴趣的是槐树之前的历史，因为文献记载，补树书屋的墙壁上，曾经嵌有一方石匾，刻有这样一些文字：
昔有美树，花夜合。或曰：楝别种莲芙。
夜晚将花朵合拢的，是什么树呢？是合欢吗？合欢我是熟悉的，北京曾有一条街道将其作为行道树，夏天的时候绽放绯红的花朵，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统统被砍掉了。合欢的叶子在晚间闭合，因此在日本有“睡觉树”之称。叶子是这样，花也是这样吗？
什么植物的花在夜晚一定闭合呢？有一种叫“夜合花”，“又称夜香木兰”的，有九片花瓣，外面三瓣是绿色的，里面六瓣是白色的，清晨开放，晚间合拢，香气幽馨，直径有三到四厘米，是一种偏大型的花卉。把这样的树，称为“美树”，自然是不错的。但这只是我个人猜测，因为还有这样的话：“或曰：楝别种莲芙”。楝，又称苦楝，果实是圆球形状的，成熟以后焕发一种金黄的色泽，因此又叫金铃子。在中国文人的情怀里，楝是高洁的树木，庄子《秋水》篇中便有凤凰非梧桐不栖，非楝实不食的议论。楝花一蓓数朵，颜色紫红，芳香满庭。
楝，这种树在印度被称为神树，是雕刻佛像的好材料。那么，楝的别种“莲芙”，是楝的哪一个品种呢？可惜也一时难以说清，而历史中的现实是，在鲁迅的时代，无论是夜合还是莲芙，都早已在壬寅年的春天死掉了，壬寅是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这一年，距鲁迅入住的时间是七十年，距周作人是七十五年。他们所见的槐树，种于癸卯，与壬寅相差一年——公元1843年，如果从这一年算起，周氏兄弟眼际中的槐树正当盛年，正是亭亭如盖，青翠如幄的好姿态。
周作人说住在这里，盛夏的时候屋子里并不很热，“不大有蚊子，因为不记得用过什么蚊香，也不曾买有蝇拍子，可见没有苍蝇进来”，自然与这株槐树有关，“它好像是一顶绿的大日照伞，把可畏的夏日都挡住了。”这是槐树的好处，当然也有坏处，只是槐树上的“青虫很有点讨厌。”青虫，在古人的笔下是尺蠖，鲁迅写作槐蚕，是一种像蚕那样白皙的小虫子，以槐树的叶子为食，北京人俗称“吊死鬼”。
这种小虫子，时常用一根细长而雪亮的白丝吊下来，落在地上一曲一伸地爬，不小心，落在行人的身上是免不了的。如果落在“头颈上”呢，会像鲁迅那样，产生“冰冷的”感觉吗？周作人呢？他奇怪的是：“那么旧的屋里该有老鼠，却也并不见。”这其实是与猫大有关系。周作人说，“谁家的猫常来屋上骚扰，往往叫人整半夜睡不着觉。”这些扰人清梦的猫便是驱逐老鼠的功臣吧！
但是，它们哪里料得到，做了这样的好事却难免被痛打，功臣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吗？
那些白皙的小虫子，那个自缢的女人呢？
二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三个活泼的姑娘：俞藻、俞芳与许羡苏。照片中，俞芳与许羡苏之间是鲁迅的母亲鲁老太太。
俞芳与俞藻有一个姐姐叫俞芬，俞芳后来回忆，八岁那年，她们的母亲去世了，比她大十二岁的俞芬，带着她和小妹俞藻一起到北京读书,住在西城的砖塔胡同61号，即今之84号。俞氏三姐妹的父亲叫俞英崖，61号是俞英崖朋友的房产。俞英崖在外地工作，俞氏三姐妹便借住在这里。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离开八道湾而迁居于此。
与鲁迅初次接触，俞氏姐妹很拘谨。但是，很快发生了变化，一天，鲁老太太给他们讲鲁迅小时的故事。说鲁迅穿着红棉袄，手持大关刀，模拟关羽征战的样子，高喊：“娘，给你看看！”听了这个故事，俞芬立即拿起鸡毛掸子，模拟鲁迅小时的样子高喊：“大先生，大先生，你看！”“这是红棉袄，这是大关刀，和尚师父给我做的，给你看看！”陌生的界限一下子打开了。
俞芬与许羡素同为绍兴人，是鲁迅三弟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教书时的学生。许羡素到北京女子师高读书的时候，俞芬在师高附中读书，因此许羡苏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说她的这位同学是一位超龄的活泼的女中学生。鲁迅借寓砖塔胡同61号便是通过许羡苏介绍的。1920年，许羡苏从绍兴来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住在八道湾，鲁老太太很喜欢她。后来，许羡苏考上了北京女子师高，住到学校里去了，鲁老太太舍不得，流了好几次眼泪。许羡苏当时剪了短发，与高师当局的要求相抵触。当时剪短发的，还有廖伯英、甘睿昌和张挹兰。张挹兰后来转到北京大学，与李大钊同日遇难。高师当局下令这些剪短发的学生必须把头发养长，而这四个学生拒不遵命。高师当局于是向学生的保证人、监护人与家长，要求他们督促执行。许羡苏的保证人是周作人，为此，周作人退掉聘书以示抗议；鲁迅则写了一个短篇《头发的故事》，表达他的激愤与支持。
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南下，由此，鲁迅与许羡苏的通信也频繁起来。以8月27日至10月2日为例，根据《鲁迅日记》他们之间的通信次数是：
八月
二十七日上午以明信片寄寿山、淑卿。午蹬车，一点钟发天津。
二十九日晨七时抵上海……以明信片寄淑卿。
九月
一日下午寄羡苏明信片；
四日下午一时抵厦门，……以明信片寄羡苏及三弟；
五日午寄淑卿信；
八日下午得淑卿信，二日发。
十二日下午寄淑卿信及明信片一；
十八日上午寄许羡苏信并《语丝》十本；
二十三日午后得羡苏信，十五日发；
二十四日上午寄羡苏信并《语丝》；
二十七日收小景片十二枚，十六日淑卿自北京寄。
十月
二日下午得羡苏信，廿四日发。
按：淑卿，即许羡苏。鲁迅九月八日得到许羡苏的回信应是对九月一日以前三张明信片的回复。许羡苏二日寄出的信，鲁迅六天就收到了，说明其时邮政是顺畅的，作为平信的收发时间今天也大抵如此。从8月27日到10月2日，在三十七天的时间里，鲁迅与许羡苏通信13封，鲁迅8封，许羡苏5封。有人根据《鲁迅日记》统计，鲁迅与许羡苏的往来信函大概有二百五十余封。鲁迅——包括邮寄书籍，有一百多封，许羡苏的也有百余封。
在鲁迅的人生中，许羡苏是一位难以回避的女性。许羡苏面容姣好，性格活泼，历史如果给鲁老太太再一次选择儿媳的机会，有的研究者认为，她一定会选择许羡苏。友人曹聚仁在一本关于鲁迅的评传中，更是把许羡苏直接称为“鲁迅的恋人”。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经私下里，将许羡苏、许广平与鲁迅之间的关系称为“二许之争”。这样的闲话，很快传到鲁迅的耳朵里。1926年9月30日，时在厦门的鲁迅，致信在广州的许广平，转述伏园的闲话：“他所宣传的，大略是说：他家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但他是爱高的那一个的，因为她最有才气云云。”“高的那一个”是指许广平。对这件事，鲁迅看得很淡，认为是：“平凡得很，正如伏园之人，不足多论也。”看到鲁迅的信，不知许广平的心情如何，而许羡苏又会翻涌怎样的波澜呢？
关于鲁迅与许羡苏之间通信的下落，许羡苏在1961年著文回忆说，1930年她去河北第五女师——其地在大名府，任教前夕，把鲁迅给她的来信捆成一包，交给了鲁迅的夫人朱安，“不知她怎样处理了”。但是，后来整理鲁迅在北京的故居时，在朱安的箱子里并没有见到这些信。如果这些信还在，那些曾经的鲜活文字会传递何种信息呢？
1927年1月11日，鲁迅在即将离开厦门大学的时候，给许广平写了一封长信，述及厦大的学潮以及关于北京的一些传闻，说到一位从北京南来的教授白果“为攻击我起见，便和田千顷分头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不在之故”，将许广平喻为皎洁的月亮。信尾又告知这样一件事情：“我托令弟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很可惜，有些不高兴，而宴太即大放谣诼，说我纵容着学生虐待她。”宴太即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令弟即许羡苏。这封信收进《两地书》时，羽太信子与许羡苏的真实姓名都被芟夷而改为代称，前者是可以理解的，是为了避免麻烦，用鲁迅的话是“力求清宁”；后者呢？回避什么？许广平是许羡苏在女子师高的同学，比许羡苏大三岁，称其为令弟自然可以，但有什么必要回避其名？
“柳”的背后蕴含什么深藏的故事吗？
三
当然，这样的柳也可以理解为自然之柳。
1924年6月25日，鲁迅从砖塔胡同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次年四月五日，请云松阁栽种绿植。计有：“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杨三。”《鲁迅日记》中的丁香、碧桃、花椒、刺眉与榆梅，今天还可以见到，丁香位于前院正房两侧，壮硕蓬勃，已经高过屋顶了。其余的植物均在后园，一株在正房背后的东边，这是碧桃。余者则位于后园的北墙之下，从西向东依次是花椒、刺眉、榆梅。三株青杨呢？现在是一株也没有了。
青杨是杨树的一种，在中国土著杨树的种类中，与青杨相对应的是白杨。白杨树皮皎洁，青阳树皮青灰。清人陈浯子在辑录的《花镜》中比较这两种杨树的区别时说，白杨的叶子在萌芽之际，包裹一层乳白的绒毛，及至舒展开来，上面是淡青色，背面依旧是白色的。白杨的叶子似“梨叶长而厚”，“蒂长两两相对”，也就是“对生”，“遇风则簌簌有声”。岂止是“簌簌”，有时简直会发出骤雨一般的暴响。相对白杨，青杨的叶子要小许多，高度也相对低矮。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杨树不种在院子里，而是多植于茔冢之间。由于这个缘故，北京的四合院很少有这种树。
说是很少，是因为，还是有一些新进人士，比如周氏兄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束缚而任性自为。我不知道鲁迅对白杨是何种态度，周作人则似乎颇多喜爱，我忘记了他在哪篇散文中说过，在西教中，白杨是有罪恶的，因为基督临死之前背负的十字架是白杨做的。青杨呢？他，包括鲁迅似乎没有述及，但是虽然不见于纸上的烟霞，却见于鲁迅的后园，而且在不大的园子里栽种三株，可见主人的志趣与喜爱。
如同杨树，西三条栽种的那些花木，也基本不见于北京的四合院，只是反映了的鲁迅个人兴趣而已。见于《鲁迅日记》中的刺梅即黄刺玫，榆梅即榆叶梅。二者在花期的时候都绽放黄色花朵，而且都是重叠的花瓣，只是刺梅有刺，榆梅无刺，叶子细小模拟榆树的叶子而已。丁香就不用说了，盛开的时候香气郁烈，只是味道有些怪异，因此不太被人们所接受。尤其叫人费解的是花椒，有什么观赏价值呢？当然，这样的说法难免偏颇，因为《花镜》里不仅收有花椒，而且把它列在“花木类考”里。《花镜》描述它是“本有尖刺，叶坚而滑”，气味辛香，“蜀人取嫩芽做茶”。
北京却没有这样雅，春天的北京人，只是以炸“花椒芽”自飨和飨客罢了。我年轻时的工作单位便种有花椒，栽种在食堂门口，好大一片，从那里经过时即便是炎夏，也会感到一种辛辣的凉气。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开花，当然不会没有花，花椒，包括我们食堂附近的都会开花，是一种澄黄、纤巧而类于腊梅那样形状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