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赢思维

随着国内疫情好转，一种幸灾乐祸的论调再次被唤醒：“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资本主义国家一天天坏下去”。3月16日连《人民日报》都忍不住欢呼：“中国以外87182例，反超了！”

现在终于踩刹车了：昨天甩锅美国的人被迫改口，民间助攻的人被约谈，开始强调同舟共济，感谢美国。胡锡进23日甚至公开表态：“冠状病毒挑战全人类，现在是人类最需要团结的时候了。如果美国和中国此时发生冲突，历史将不会原谅。煽动中美冲突的人，将受到历史的谴责。”

然而 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辞，不如说是“家和万事兴”的翻版，似乎全人类也就像一家人似的，一个屋檐下，斗而不破 。但前面那种幸灾乐祸，也决不只是忘乎所以的一时失态，事实上，这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一种心态。

如今，我们常说要实现“双赢”，但 长久以来，中国人所习惯的其实向来都是“单赢”——权力博弈中，成王败寇，哪有什么双赢？只有你输我赢而已 。

“单赢思维”当然是我戏仿杜撰的名词，这其实就是零和博弈。为什么中国人总想着“单赢”呢？简单地说，能单赢的时候，为什么要双赢？毕竟“赢家通吃”给人带来的权力满足感要强烈得多。

零和博弈适用于较为简单或等级分明的社会形态。Robert Wright在《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一书中曾说，在狩猎采集部落中，“大型猎物的重要性越高，非零和就越高，社会的组织性越强，以管理支配这项非零和，使部落整体获益。”换言之，非零博弈其实是有其基本条件的，那就是社会网络结构的复杂性达到一定程度，并且相对平等地交换——交换信息就是最古老的非零互动，因为分享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或代价很小，而对彼此的益处却很大。

正因此，社会学家赵鼎新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欧洲的城市与国家之间所存在的讨价还价关系使双方有达成妥协的可能，而中国商人从国家体制内部获取权力的方式却导致国家与商人群体之间的零和博弈。”这与欧洲的权力多元结构相辅相成，而在中国，一元化的权力都寻求对人力的绝对控制，造成一种典型的零和博弈困境，战胜者的所得永远等于战败者的损失。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中的传统观念，一向认为所有资源在是一个封闭体系内固定不变的。唐代陆贽提出：“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明人韩文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天之生财有限，而人之用物无穷。” 既然资源有限，那么争夺就是一个零和游戏，重点因而不在增长，而在公平地分配上 。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社会就没有合作，但在涉及权力的问题上，中国人向来惯于“零和地看待政治权力”（沈大伟语）。虽然都知道“合则两利，斗则双输”，但 泛泛地说“双赢”，并不能让人安心，因为人们内心仍会盘算：双赢了，但谁赢得更多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幸灾乐祸，就只能像 有些文章 那样，寄托于“良知”。但依靠个人善意的双赢是不牢靠的，它真正的前提是一个开放体系下、互相联系的群体之间动态反复博弈，最终意识到，别人活得糟，自己也好不了。

在这样一个开放体系下，哪怕是私利，也需要通过合作来达成——就像很多人前脚嘲笑国外疫情，后脚发现国内的外贸订单也因此消失了。就此而言， 那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结构相对封闭而孤立的产物：在一个小农社会，自足自给，别人的死活与自己无关，才能如此 。

不仅如此，在这样的封闭结构下，中国式家庭政治中还会产生一种攀比心理，那就是会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俗称“见不得别人好”。相比起“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很多人倒不如说在意“不能只有我不好”，甚至“我不好，你也别想好”。其结果相当吊诡： 开放体系下明确的私利，鼓励了合作；而封闭体系下不允许存在私利，却催生了一种同归于尽的怨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