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帝国：南宋“帝国意识”探析 | 名家纵横

数年前，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同事评论道：“中国人没有帝国，只有英国人拥有帝国。”这一说法旨在回应笔者对12世纪中国地图集、地图及其解读中政治想象构建的讨论。对帝国进一步的讨论，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充其量“中国人对帝国有疑问”。后一种说法表达了一种观点，即许多中国史学工作者们都认为， 诸如“帝国”等西方词汇对于19世纪前中国王朝及其政体的适用性 。

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亦即我同事指出的问题——是许多中国政治家和中国民众都对帝国主义政策心存疑问。帝国主义政策通常与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19-20世纪的扩张主义政权联系在一起，它们相互竞争，争夺对非西方世界的控制权。“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者”意味着帝国的扩张主义意志、对领土扩张的推动、对新领土的蓄意开发以及对各国人民和国家的征服。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各个时代鼓吹扩张主义的时候，有证据表明（例如，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统治时期和11世纪末的宋神宗统治时期），许多人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政治和文化原因。自汉朝以来的政治进谏者和评论人士就警告说，扩张是不可持续的，会导致统治王朝变得过度扩张并崩溃。像司马光这样具有历史意识的政策进谏者补充说，王朝灭亡屡屡导致多个统治政权更迭。领土扩张和经济扩张主义的批评者们，也依赖于文化差异的论点：中国王朝通过怀柔手段进行统治，通过吸引他人自愿进入文明轨道，并让他们参与朝贡经济关系，或者将他人拒之门外，以维持文明的差异。总的来说，扩张主义动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下去。

然而，在“ 帝国的（imperial） ”和“ 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 ”的政策和做法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 前者指帮助形成并维持帝国的政策和实践，但不一定要与军事、经济或文化扩张主义有关 。历史上，早期帝国的出现，并没有帝国主义所暗示的战略和扩张主义的视野。 它们也倾向于更关心核心，而帝国主义政权则更密切地参与周边 。

笔者把“帝国（empire）”作为一个分析范畴，而不是任何特定中文术语的翻译。 “帝国”在这里代表一种规模相对较大的政治形态，其中政治核心（皇帝、朝廷和中央官僚机构）通过精英中间人的协助——他们以赋税、徭役、兵役的形式，协助政治核心提取资源——来控制广袤的领土和多样化的人群。 精英中间人与政治核心处于不平等的关系，并容易被细分。各州府和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精英之间维持着差别，不同的契约将各式精英与核心联系在一起，以便于通过中心协商他们的权力。帝国的繁荣，建立在不平等和差异的关系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在理论上与民族国家是不同的。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将宗教精英排除在科举制度之外，并通过机制认定其身份，授予他们有限的权力，但同时也将他们排除在常规行政管理之外。通过与其达成不同的协议——和中国腹地的政治精英以及地方精英达成的协议不同——它们还试图将边疆精英，尤其是非汉族地区的地方领导人纳入其中。从12世纪开始，低等功名之人，以及其他通过荫补入仕而身份未得到承认之人，更明显地参与了地方福祉的管理；这些中间人参与帝国运作的范围，同样需要与政治核心进行协商和重新协商。 中国历史上与中间精英协商的策略和过程，可以（并且应该）与在其他地方形成并维持帝国起关键作用的中间协商水平进行比较 。

应用这一定义，引发了关于中国历史上帝国的第二个问题，即强加了一种自身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源于围绕帝国历史和帝国同时代相关性的更广泛的争论，以及在帝国比较研究中，关于中国历史的翻译与呈现的问题。正如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在对中国历史的讨论中，帝国比较研究的重要著作再现了分析和修辞结构，这些分析和修辞结构导致了对中国帝制史上重大事件和结构转变的史学忽视。

在本书中，笔者关注的是帝国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非典型案例：在其统治精英丧失了对北方领土控制权之后的宋帝国（即南宋）。笔者考察了个人和集体对靖康之难的纪念活动，并解释了士人对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危机的反应，如何改变了朝廷与州府精英在政治沟通领域中的关系。笔者的研究证实了由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dt）及其追随者们所赋予的士人在整个中华帝制史上重要作用。然而，尽管这些学者断言，士人精英自帝制初以来已经占主导地位，而其他精英相对较弱，笔者则提出， 根植于12-13世纪的士人文化与身份以及信息沟通网络的结构和地理，在自12世纪以来的帝国传统的持续维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

到目前为止，笔者已经确定，我们可以把宋朝中国政体的历史作为帝国来考察，但在中国历史上，帝国的概念存在几个问题。除此之外，本书的核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 维系全部领土的政治统一很难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司马光，以典型方式表述了这个问题。1061年，司马光上疏宋仁宗，他在奏状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 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 。”司马光奏状的传播史是一个强有力的标志，表明了11世纪到13世纪之间政治交流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司马光对中国历史“长时段”的考察，在12-13世纪被多次重复，但是在1127年之后，它的含意发生了变化。公元1126-1127年，宋朝都城开封沦陷，中国领土一分为二，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统治了北方地区，宋朝统治着南方，在此之后，司马光关于帝国统一容易丧失的观察再次成为现实。引文出处的奏状被收录在12-13世纪的几部论著选集中，其中不仅包括奏议集，还包括体裁更宽泛的散文集。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例子，是一方题为《帝王绍运图》的石碑，该石碑大肆宣扬了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分裂现象。

图为《帝王绍运图》，结构为上图下文。上部以图表分左、中、右三路列出帝王世系，下部为释文，评述了古代“世道之理乱，五统之离合”。

当我们连同石碑底部的铭文一起阅读时，就像12-13世纪的作者们所感知的那样，在连续性的理想与历史之间出现了张力。碑文详细引用了司马光的奏状，但文末以天下统一的时间——只有大约500年作结；原文末尾的祝词被省略了。与这通石碑出现在苏州的时间大致相仿，王应麟在对中国国家行政组织的历史回顾中，挑出了这一句话并着重强调：“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司马光的奏状，现在浓缩成了一句话。它所传达的历史教训，在王应麟编撰其类书时，已不再仅仅或主要是针对皇帝。 它成为广大士人的回忆，并为广大士人所回忆。司马光的奏状已经成为一系列文本中的一部分，这些文本曾是朝廷和高级官员的禁脔，但现在却在士人手中果断地发挥着作用 。

人们一直认为，12世纪是一个结构性改变的时期。尽管人们对于社会变革的时机、性质与范围存在分歧，但社会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们，倾向于认为 精英身份的标准在9到11世纪发生了变化，并从12世纪以降，精英间对地方利益的表述愈发清晰，更加丰富 。人们普遍认为，至13世纪， 政治精英已经从唐帝国由身份等级定义和以都城为基础的门阀世族，变成了在11世纪通过科举入仕并集中于都城的精英，并且主导地方社会的精英，很大程度上依靠其教育和随之而来的文化背景的基础 。他们声称，学问不仅是入仕的先决条件，而且随着科举考试在入仕中作用的不断提高，通过文本的生产和交换所进行的学文以及学问展现，也成为广义上士人身份地位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