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成为中国扶贫工作的主旋律。
当前中国农村，农民家庭获得收入主要有两块，一块是务农收入，一块是务工收入，且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已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
因此，在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面，农村反贫困的根本办法就是让有劳动力的农户家庭获得正常的进城务工机会。恰好中国快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为几乎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能否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收入水平而非身份限制。
现在的问题是，相对贫困很难识别，其中原因是大量农民收入是现金收入和实物收入，很难精确统计。绝对贫困家庭很容易通过“社区瞄准”进行识别，相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界限很模糊。
农村和农业机会有限，过去农村扶贫，将大量扶贫资金用于产业扶贫，问题是，产业扶贫几乎是不可能的，产业只能扶富而难以扶贫。尤其是在贫困山区，开发难度大，获利机会少，与其鼓励贫困农户在缺少获利机会的贫困山区搞开发发展产业，不如鼓励贫困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贫困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最显著的成就是农村贫困人口稳步减少，贫困发生率逐步下降。目前，按老标准衡量的贫困现象已基本消除” 。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在京发布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扶贫蓝皮书）指出，中国减贫对全球贡献卓越，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人，减少了71464万人。
当前中国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老少边穷地区和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中国反贫困战略也经历了一个由区域到农户的过程。中国农村扶贫长期以贫困地区的区域开发为主要手段。当前全国反贫困的主要战场是在集中连片贫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存在着比较显著的贫困文化。此外，全国几乎所有农村都有普遍的零星贫困发生，这些零星贫困发生的主因是天灾人祸造成农民家庭缺少基本劳动力，从而无法从市场上获得缓解贫困的劳动收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成为中国扶贫工作的主旋律。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成为中国扶贫工作的主旋律。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就需要理解农村贫困产生的原因，尤其是要理解农民获取收入完成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当前中国农村，农民家庭获得收入主要有两块，一块是务农收入，一块是务工收入，且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已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家庭中年龄比较大的中老年父母留村务农，年富力强的年轻子女进城务工。一个农民家庭可以同时获得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这样就可以大幅度增加农民家庭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状况。
从家庭层面来看，造成农村贫困的原因就有两个:一是家庭中缺少劳动力，不仅缺少进城务工经商获得务工收入的青壮年劳动力，而且缺少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获得农业收入的劳动力。这是非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发生贫困的主因；二是不愿意进城务工经商，而农业收入又较少的农户，这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发生贫困的主因。对于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家庭，反贫困几乎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来兜底。
正常情况下决定农户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家庭缺少强壮劳动力，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获得城市务工机会，而之所以没有获得城市务工机会，要么是城市务工机会难找，要么是不愿意获得这样的务工机会。
当前中国处于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为进城农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第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并且形成了几乎是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开放以来，限制农民进城的各种政策被陆续取消，无论是体制还是机制方面，进城农民基本上已经获得了与城市居民相差不大的在城市就业与生活的保障，基于农民身份歧视的就业限制如果说还没有完全清除的话，也已经十分有限了，并且仍然在进一步清除之中。
一般而言，农民家庭在村庄生活，住自家房子，有自给自足的庭院经济，农村消费水平又比较低，则只要有一个家庭劳动力进城获得最低水平的务工收入，这个农民家庭就可以摆脱在农村的贫困状态，就可以获得家庭基本的发展能力。从农户家庭来讲，他们是否会响应及有没有能力响应城市就业机会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力方面，一是意愿方面。因此，在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面，农村反贫困的根本办法就是让有劳动力的农户家庭获得正常的进城务工机会。恰好中国快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为几乎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农村土地有限、资源有限，只有当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了，才能留下相对较多的土地给仍然离不开农村的那些人获利。从农民家庭来讲，中青年进城，土地由仍然留守农村的中老年父母耕种，这个农民家庭就在保留原有农业收入的基础上新增了进城务工经商的收入。从农村来讲，越来越多农民家庭进城，土地流转给仍然留守农村种田的农户，这些流入土地的农户就可以扩大经营规模，甚至形成适度规模经营。
如上所述，农村扶贫的根本不是在农村搞产业发展，搞定点帮扶，甚至不是要通过政府力量将农户进行易地搬迁扶贫，而是要在允许农民保持农村生活的基础上，获得从城市务工经商的获利机会。
从宏观上讲，当前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帮助那些生活在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高寒山区的自然条件恶劣的村庄与农户易地搬迁扶贫。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地广人稀，涉及到区域面积可能比较大，人口却不一定多。第二个层次是为自然条件相对较差、人地关系相对紧张的农村地区提供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相对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医疗服务。第三个层次，也是最为根本的层次，在当前城市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农民提供进城务工经商所需要的各种权利保障，为清除限制农民在城市务工经商获得就业与收入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
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能否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收入水平而非身份限制。在农民收入有限的情况下面，鼓励农民不可逆地进城可能反而让进城农民很难在城市生活得好。相反倒是，当前中国城乡体制基本清除了限制农民进城的各种障碍，却仍然限制城市资本下乡，其中原因是，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限制城市资本下乡，一方面以保护农民在农村的获利机会，另一方面是进城农民在进城失败后还可以返回农村。
有劳力的家庭反贫困，根本办法就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保护农民进城失败仍然可以返回农村的体制，建立限制资本下乡让农民仍然可以从农业和农村中获利的体制。
缺少劳动力农户家庭一般都是村庄收入最低的农户，因此，若按农户收入高低进行排序，这样的农户家庭一般要排到村庄最后。当前一些老少边穷地区上报贫困发生率达到20%，则这20%基本上就是缺少进城务工劳动力家庭，其中最多只有1%-3%为没有劳动力的绝对贫困家庭。其余大部分为相对缺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相对贫困家庭。
现在的问题是，相对贫困很难识别，其中原因是大量农民收入是现金收入和实物收入，很难精确统计。绝对贫困家庭很容易通过“社区瞄准”进行识别，相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界限很模糊，“社区瞄准”又会受到各种人际关系宗族势力等等因素的影响，而精确的农户收入统计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下面，国家若给贫困户以各种好处，甚至各种特权，就容易引发矛盾。
真正比较容易确定贫困户的是没有劳动力的绝对贫困户，这样的农户数量一般在农户总数的1%，最多3%，地方政府分解到村贫困户指标一般要远远高于3%的比例，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指标超过20%，这样就会有一个很庞大的收入难以统计、贫困无法甄别、贫困户与边缘贫困户边界模糊的地带。在当前国家大力度扶贫、扶贫资源大量向贫困户倾斜情况下，尤其引起各种矛盾与问题。
农村反贫困的根本仍然是让农村劳动力平等地获得进城务工经商的机会，从而增加工资性收入，打破过去的贫困状况。
农村和农业机会有限，过去农村扶贫，将大量扶贫资金用于产业扶贫，问题是，产业扶贫几乎是不可能的，产业只能扶富而难以扶贫。尤其是在贫困山区，开发难度大，获利机会少，与其鼓励贫困农户在缺少获利机会的贫困山区搞开发发展产业，不如鼓励贫困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
城市经济机会多，获利空间大。农民在农村创业，最成功的年收入也不过相当于进城务工的工资收入，而大部创业是会失败的，这就是为什么产业扶贫中给农户的资金投入几乎都是有去无回、血本无归的原因。
关于“反贫困”，我们仍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
需要扶贫的老少边穷地区更是集自然经济和传统生活于一体的传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进行精准扶贫和精准治理是很困难的。
当前，扶贫和解决贫困的根本办法还是要靠制度、靠市场，而不能靠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
扶贫不能搞成特权化，不能变成排斥性的。贫困不是一种权利，不能因为贫困就理所当然获得各种特权。
大量扶贫资源主要应当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上，而不应当用于支持具体贫困户发展产业上。
农村扶贫要懂辩证法。贫困是不断地动态性地产生出来的，因为种种偶然性，不同农户家庭的经济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
总体来讲，当前农村扶贫中存在着要求过急过快、过于强调精细、扶贫方案过于具体的弊病，在扶贫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也出现了普遍的形式主义。扶贫所产生的实效少，引发的问题多。在“运动式扶贫”中，包括贫困户在内的农户主体性丧失了，地方政府包办代替不仅仅是浪费了极多资源，而且可能增加农村社会内部的矛盾，造成农村治理能力的弱化，导致国家在农村基层威望的下降。
（本文有所删减）
本期小编：小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