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发｜叶岑桦：希罗多德笔下的勇敢

在希罗多德的《原史》中，战争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在决定战争结局的众多因素中，人的意志不可或缺。不难想象，在不断回顾总结过往战争的过程中，希罗多德观察到一些特定因素对个人战场表现的显著影响。如果将后者用勇敢这一概念来衡量，则勇敢的来源是多元的。虽然希罗多德著述的主要目的是描述性的，但这不妨碍他借古人之口表达自己对勇敢的看法。通过他记录的人物对话和场景细节，尤其是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克瑟尔克瑟斯（Xerxes，又译“薛西斯”）与得玛剌托斯（Demaratus）的三次对话，可以看出他对勇敢的多元理解以及区分不同来源的勇敢的初步尝试。借助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的勇敢分类，我们可以厘清希罗多德所呈现的不同勇敢的来源及其本质。与此同时，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对基于智慧的勇敢美德这一概念的继承和批判发展，为审视勇敢这一道德概念在古典希腊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谱系学视角。

▲ 希罗多德雕像

在希罗多德笔下，克瑟尔克瑟斯抵达欧罗巴后，召来斯巴达前国王得玛剌托斯，询问自己可能在希腊诸城邦遭遇的抵抗。得玛剌托斯的回答出乎克瑟尔克瑟斯意料，因为前者预期波斯军队将受到来自斯巴达的殊死抵抗，而克瑟尔克瑟斯预设的答案是，希腊联邦面对庞大的波斯大军时，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同一主题的对话在温泉关战役前后共出现三次，这种刻意的结构安排很可能蕴藏着作者对战争的反思。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对话的机锋在于对勇敢的本质和来源的理解不同。

两人的第一次对话互动性最强。面对克瑟尔克瑟斯的提问，得玛剌托斯表达了他的核心观点：斯巴达人凭靠智慧（σοφία）和习俗（νόμος）的力量变得勇敢，他们拒绝被奴役，并敢于在战场上面对百倍于自己的敌人（《原史》 7.102.1）。本文把νόμος译成“习俗”而非“法律”，因为在这一语境下，得玛剌托斯强调的不是基于肉体惩罚的法律约束，而是基于羞耻的心理约束。该特征将在后文进一步阐明。

克瑟尔克瑟斯对这一回答的第一反应是嘲笑。该反应在之后的对话中反复出现，直到温泉关战役结束（《原史》7.103.1、7.105.1）。从克瑟尔克瑟斯的反驳可以看出，他对这两种勇敢的来源并不理解。他没有否认斯巴达人拥有智慧或者习俗，仅仅强调他认为的勇敢来源。从辩论的角度看，克瑟尔克瑟斯可能不认同智慧和习俗能带来勇敢，因而没有必要反驳。

克瑟尔克瑟斯认为的勇敢来源可以归为三类。首先，他强调波斯军队与斯巴达军队的规模差距很大（《原史》7.103.1-3），提出一个有理智的人不会主动参与一场没有希望获胜的对垒。在他看来，军队规模的差距是战前预测战争结果最有效的因素。这也可从侧面解释，为何克瑟尔克瑟斯在远征过程中不断征召士兵和舰船（《原史》7.108、7.115）。

克瑟尔克瑟斯所理解的第二种勇敢来源是对惩罚的恐惧（δειμαίνω，《原史》7.103.4）。他认为让人加入一场差距悬殊的战斗的原因，只能是为了逃避更可怕的惩罚，即基于对这种惩罚的恐惧，士兵被迫表现得勇敢。但在当时，斯巴达并没有一位操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僭主实施这种严酷惩罚。从克瑟尔克瑟斯的描述不难看出，他指的是对肉体的惩罚，而非更广义的能让人产生痛苦或恐惧的手段（《原史》7.103.4：μάστιξ［鞭打］）。这种恐惧的本质是对未来惩罚的预期，而该预期会在僭主亲临督战时得到提高，从而增加恐惧的程度。这一效果在接下来的萨拉米斯海战中有所体现：由于克瑟尔克瑟斯亲自督战，波斯舰队虽然战败，但仍表现得比克瑟尔克瑟斯缺席时勇敢（《原史》8.69.2）。

克瑟尔克瑟斯所理解的第三种勇敢来源，是个体的战斗技巧和经验。他提到，自己亲卫队中的精兵可以一敌三，而斯巴达人中没有这样的战士（《原史》7.103.5）。他的潜台词是，这些精兵不需惩罚也能对抗更多的敌人。

面对克瑟尔克瑟斯的嘲笑和不解，得玛剌托斯进一步解释了基于习俗的勇敢。他承认斯巴达人的个体战斗技巧并不是最出众的，也没有一个僭主能任意惩罚其肉体。但他们作为城邦的一分子参战时，却表现得最为英勇。这是因为习俗代替僭主阻止他们退缩，而他们害怕众人的责难甚于僭主的惩罚。两种害怕情绪的对比，一方面反映了两种勇敢在本质上的共性，即都是对未来某种不利后果的逃避；另一方面则暗示了两种勇敢在实际效果上的区别。僭主的惩罚手段的上限是死亡，个人在战争中最坏的结局也是死亡，而如果能实施比死亡更令人害怕的心理惩罚，基于习俗的勇敢则在实际效果上能让人在战场上主动面对死亡。这是基于肉体惩罚的勇敢、基于经验的勇敢和基于乐观预期的勇敢都无法做到的，因为这三类勇敢本质上都是对死亡不同程度的逃避。

▲ 苏萨的大流士宫殿上描绘的波斯士兵

克瑟尔克瑟斯与得玛剌托斯的后两次对话比较简略，可视为对第一次对话的补充和佐证。第二次对话发生在温泉关战役两军对垒之时，克瑟尔克瑟斯对斯巴达勇士淡然地梳理长发感到不解，得玛剌托斯则解释说，这是他们死战之前的仪式。对斯巴达人来说，该仪式的内涵是提醒自己有自由人身份，因为蓄发在希腊诸城邦中是区分自由人与奴隶的标识。得玛剌托斯在把斯巴达人描述为最勇敢的人的同时，还提到他们所属的城邦是最高贵的城邦。这一描述暗示，斯巴达人的习俗和勇敢与其所属城邦联系紧密。他们自我认同的自由人身份，与其说是对自由本身的理解和认可，不如说是一种构建于特定城邦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之上的城邦身份。这也可印证得玛剌托斯在第一次对话中的说法：斯巴达人自由，但不完全自由（《原史》7.104.4）。

第三次对话发生在温泉关战役之后。克瑟尔克瑟斯在督战中多次感到恐惧，他不再嘲笑得玛剌托斯的意见，而是认真询问并严肃商量战胜斯巴达人的办法。虽然他没有完全摆脱片面强调军队数量的习惯，仍询问斯巴达还剩下多少勇士，但他也意识到，单靠数量碾压并非有效的进攻模式（《原史》7.234）。得玛剌托斯的回答再次体现出，他作为斯巴达前国王对本国国民的勇敢相当有把握。他建议克瑟尔克瑟斯派一支舰队绕到伯罗奔半岛南面的曲忒剌岛（Cythera），以此为据点向斯巴达控制的拉科尼亚（Laconia）发起进攻。他的理由是，斯巴达人在自己的领土受到攻击时，不会派兵协防其他希腊城邦。该战术设想的依据是，斯巴达人的勇敢品性只针对直接威胁到自己城邦利益的事物，或者说，在他们心中直接决定城邦得失的事物，优先于间接影响城邦的事物，即使后者往往能造成更长远的影响。

总的来说，希罗多德在这三次颇具戏剧性的对话中向我们展现了他对勇敢这一德性的多元理解。这不仅反映了他对政治和军事的理解，也体现了当时两种文明传统在战争中的碰撞。亚里士多德对勇敢美德的讨论，继承和发展了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诸多前辈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在其两本传世的伦理学讲稿中都提到，有五种类似勇敢的德性及其来源。这些“类勇敢”虽然不是真正的勇敢美德，但能让人在特定情形下有勇敢的表现。在《欧德谟斯伦理学》3.1.15中，他列出以下五种“类勇敢”：一，基于羞耻和荣誉的公民勇敢；二，基于战斗经验的军事勇敢；三，基于无知的勇敢；四，基于过往运气或不理性的乐观勇敢；五，基于血气（θύμος）的冲动勇敢。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上述第三、四种“类勇敢”合并为一种，并额外添加一种基于肉体痛苦的恐惧勇敢。

▲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解释了为什么将基于乐观和基于无知的勇敢合并为一种：因为后者是前者包含的一种极端情况。由于对将来毫无预期，这种基于无知的勇敢将在获知真实情况的一瞬间消失殆尽（《尼各马可伦理学》1117a23-27）。亚里士多德同时区分了基于害怕肉体痛苦的恐惧类勇敢和基于羞耻感的公民勇敢：前者是逃避带来痛苦的事物，而后者是逃避令人羞耻的事物（《尼各马可伦理学》1116a34）。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1383b13-16中将羞耻定义为一种作用于精神的痛苦，而在关于勇敢的讨论中，他并没有进一步区分作用于精神和作用于肉体的痛苦有何不同，以至于会有两种“类勇敢”。尽管如此，《尼各马可伦理学》明显针对《欧德谟斯伦理学》中的“类勇敢”做了补充和调整，并重新分类。因此，本文采用前者，作为亚里士多德对勇敢的成熟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勇敢最接近勇敢美德，因其心理机制不仅是对羞耻的消极逃避，还有对荣誉（τιμή）的主动追求（《尼各马可伦理学》1116a21）。这种类勇敢不依靠或不完全依靠外在的束缚，而是基于认为勇敢本身是美好德性的自主选择（《尼各马可伦理学》1116b3-5）。亚里士多德要求德性必须基于对行为本身的价值判断，而唯有公民勇敢符合这一标准（《尼各马可伦理学》1114b27-31）。

这种公民勇敢的缺陷也很明显：其价值判断的标准是特定人群的价值共识，而非事物本身的性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在介绍传统意义上作为政治生活的目标之一的荣誉时就明确指出，荣誉更取决于授予荣誉的人而非接受荣誉的人，因此，以荣誉为目的的政治生活，不符合美好生活的要求（《尼各马可伦理学》1095b25-29）。作为公民勇敢的内在动力，荣誉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同群体的荣誉标准不同，即在甲群体中公认有价值的事物，可能在乙群体中是无关紧要甚至羞耻的；第二，荣誉的有效范围仅限于个体所属的共同体，因为来自这个共同体之外的价值判断，不会给个体带来羞耻感和痛苦。第二点在接下来的文本分析中尤为明显。

基于恐惧肉体痛苦的勇敢的经典案例，是战场上指挥官通过对逃兵的酷刑来阻止临阵脱逃。在荷马叙事诗中，赫克托尔（Hector）威胁要把逃避战斗的士兵送去喂狗，亚里士多德援引这一说法（《尼各马可伦理学》1116a33-35），形象地展示了这种“类勇敢”的本质，即以一种人为施加的痛苦来对抗和抵消战斗造成的痛苦。这种“类勇敢”的有效性取决于士兵对惩罚的权衡，以及对战争结果的预期。如果士兵对战斗结果的预期极度悲观，或者认为有可能逃避惩罚，那么，这种“类勇敢”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

歌德·蒂施贝因 绘

基于战斗经验的军事类勇敢主要体现在拥有作战经验（ἐμπειρία）的老兵身上（《尼各马可伦理学》1116b4）。这类士兵在战场上表现勇敢的原因是，他们能够根据过往的经验预测自己将面对的场景，并且自信能借此让自己在战场上避免死亡，从而在一开始就没有恐惧的情绪。然而，在面对不利的战场局势时，这类士兵会首先逃跑（《尼各马可伦理学》1116b17-18）。

基于乐观和无知的勇敢与军事类勇敢相似，二者都源于危险不会降临的乐观预期。乐观的勇敢往往跟过往的好运相关，即在经历多次胜利后，人们有不会失败的乐观想法（《欧德谟斯伦理学》1229a20、《尼各马可伦理学》1117a11-12）。在认知层面上，这种想法与作战经验同属于经验范畴，这两种“类勇敢”在实际效果上亦相似：一开始都能有效地让人走向战场，但无法应对与经验相左的情形。

血气类勇敢被描述为一种面对生命危险时的动物性冲动（《欧德谟斯伦理学》1229a26-29、《尼各马可伦理学》1116b26-27）。这种冲动也会伴生在拥有真正勇敢美德的人身上，但自身并不属于勇敢美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16b27-28）。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血气类勇敢不属于美德，但通过其对伦理美德的定义不难看出，伦理美德的行动意向（ἕξις）是通过衡量（βούλευσις）产生的理性希望（《尼各马可伦理学》1113a4-5、9-12、1113b3-4）。该行动意向在分类上有别于同属灵魂的广义欲望（ὄρεξις）的血气。

上述五种“类勇敢”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对人世现实敏锐的观察力和辨析能力。与此同时，我们不难在之前提及的《原史》对话中发现这些“类勇敢”的雏形。这些雏形戏剧性地集中体现在克瑟尔克瑟斯与得玛剌托斯的三次对话中，同时也体现在整个波斯远征的过程中。接下来，本文将按照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分类，在三次对话发生的历史背景中找出不同种类勇敢的表现，并结合文本分析各自的特征，以及在实际案例中的动态呈现。

战斗经验带来的勇敢不止体现在克瑟尔克瑟斯的卫兵上，也体现在由雅典战舰主导的希腊舰队上。在阿尔忒弥斯圣域（Ἀρτεμίσιον）海战中，希腊舰队之所以敢以绝对劣势的数量迎战波斯舰队，并在造成敌人战损后顺利撤退，主要得益于希腊舰队丰富的战斗经验（《原史》8.1-11）。

刚看到规模庞大的波斯舰队时，希腊将领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并想撤退（《原史》8.4.1）。这种怯懦的表现明显源于乐观勇敢的丧失，因为波斯舰队的庞大规模造成的视觉冲击，降低了希腊舰队对胜利的预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支希腊舰队中有属于斯巴达的战舰，最高指挥官由斯巴达人欧里比亚德斯（Eurybiades）担任。然而，与同时进行的温泉关战役中斯巴达将领的选择相反，欧里比亚德斯的公民勇敢并没有被激发出来，而是与其他希腊城邦的指挥官一样心生退意。

▲ 三列战船舰队复原图

在缺失乐观勇敢和公民勇敢的情况下，最终促使希腊舰队迎战的是他们丰富的海战经验。事实上，希腊舰队虽然由于指挥官们被贿赂而没有撤离阿尔忒弥斯圣域，但也没有在第一天主动与波斯舰队接战。直到第二天，当发现预期会包围他们的波斯舰队没有出现时，他们才有勇气与波斯舰队正面交战。显然，他们的战斗经验让他们有信心在不被包围的情况下全身而退。希罗多德也指出，他们选择接战的目的是测试敌人和自己的战斗技巧，而非怀着必胜的信心或者战死的决心（《原史》8.9.1）。希罗多德对战况的描述，同样体现了希腊士兵的勇敢依仗的是海战经验：他们灵活改变阵型，以降低数量差距的影响，并成功俘获三十艘波斯舰船。

恐惧类勇敢产生的前提是高度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正如克瑟尔克瑟斯所言，这种关系仅在波斯联军中存在。在希罗多德的描述中，克瑟尔克瑟斯熟谙如何通过肉体惩罚来确保自己的命令得到执行。他意识到这类恐惧的产生不仅需要严苛的刑罚，还需提高刑罚得到执行的心理预期。克瑟尔克瑟斯对后者的理解体现在其对亲自督战的偏好上，他也被学者认为是所有亚细亚国王中最喜欢亲自监督政令实施的一位。该偏好同样体现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海战前，他收到来自部下的规避海战的建议，然而他将阿尔忒弥斯圣域海战的失利归结于他没有亲自督战，并认为由他亲自率领的舰队将在萨拉米斯有更勇敢的表现（《原史》8.69.2）。

从实战效果看，克瑟尔克瑟斯的督战的确让波斯舰队更加勇敢，并且这种勇敢不会因为短期的不利战局而消退。在克瑟尔克瑟斯缺席的阿尔忒弥斯圣域海战中，即使战局对波斯方有利，仍有少量舰船叛逃到希腊一方（《原史》8.11.3）。相比之下，在惨烈的萨拉米斯海战中，波斯舰队在缺少乐观勇敢的情况下却表现得更加勇敢（《原史》 8.86.7-10）。希罗多德给出的原因非常值得推敲。

首先，他将此归因于对克瑟尔克瑟斯的恐惧，并生动刻画了士兵们的心态：每个人都认为国王正关注着自己（《原史》8.86.1）。从表面上看，克瑟尔克瑟斯的确选择了一个视野开阔的高地督战，并记录表现英勇和表现糟糕的舰船，分别给予奖励和惩罚（《原史》8.90.4）。然而希罗多德认识到，这种公开的奖惩之所以能有效促进勇敢，其本质是提高被监督者对自己懦弱行为将受到惩罚的预期：变得更勇敢的不仅是少数被奖励或惩罚的个体，而是绝大多数想象自己正在被监督的群体。

威廉·冯·考尔巴赫 绘

其次，希罗多德提出另一个勇敢因素，即一种狂热的状态（《原史》8.86.1：πᾶς τις προθυμεόμενος καὶ δειμαίνων Ξέρξην）。很多英译本将这种狂热状态译为对克瑟尔克瑟斯的恐惧带来的结果。然而，从语法的并列结构上看，两者更像造成勇敢表现的两种独立原因。在之前的阿尔忒弥斯圣域海战中，他同样简单提及这种狂热状态，并将此描写为一种使人倾向于勇敢表现的心理状态（《原史》8.6.1）。这类勇敢与亚里士多德的血气类勇敢在表现上有相似之处，并且前者的词根也是θύμος［血气］。

基于乐观的勇敢与对战争结果的预期直接挂钩，后者也最容易且最经常被指挥官们操纵。如前所述，在波斯方面，克瑟尔克瑟斯主要靠军队数量和装备的差距让自己和波斯军队获得乐观勇敢（《原史》7.108、7.115）。这种策略不仅被克瑟尔克瑟斯运用在己方军队上，还被刻意利用来打压希腊军队的斗志。远征军还未进入欧罗巴时，克瑟尔克瑟斯抓到希腊派出的军事间谍后，刻意带他们参观波斯军队的方阵操练，再释放返回希腊，其目的是通过让希腊方提前得知两军规模的差距而丧失组织反抗的勇气（《原史》8.146-147）。对波斯人来说，这种劝降方式是可行的，过去有很多地区的僭主面对无法避免的战争失利时，会通过向国王进贡来避免被奴役的命运。虽然这一次克瑟尔克瑟斯未能如愿以偿，但不能因此否定该策略对抑制乐观勇敢的有效性。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之后将相同的情报，即波斯军队庞大的步兵和舰队规模，传递给驻守在色萨利的希腊军队时，后者确实因此选择撤退避战（《原史》8.173.3-4）。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在复述克瑟尔克瑟斯的意图时，着重提到他希望借此让希腊人放弃他们的自由，而斯巴达人正是通过自由建立公民身份认同，并获得相应的公民勇敢。从结果看，公民勇敢的实现，并不依赖于以乐观勇敢为代表的其他种类勇敢，希罗多德借此呈现不同种类勇敢之间的动态关系，也解释了克瑟尔克瑟斯的劝降策略为何失效。

然而，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分析的那样，克瑟尔克瑟斯依仗的乐观勇敢在面对与预期相左的现实时无法有效维持，其原因在于现实情况否定了通过过去经验预测未来的可靠性。在前文讨论过的温泉关战役中，面对无法改变最终战果的斯巴达勇士的英勇反抗，克瑟尔克瑟斯依然感到害怕，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会战败，而是他意识到自己在预测远征结果时忽略了一些决定性的因素，对应的乐观类勇敢亦因此而动摇。基于同样的原因，克瑟尔克瑟斯在萨拉米斯海战失利后完全丧失乐观类勇敢，并最终提前逃离欧罗巴战场（《原史》8.97.1）。在希罗多德笔下，直接导致克瑟尔克瑟斯害怕的原因，同样是对未来的预期，即希腊人有可能切断架设在达达尼尔海峡上连接欧亚大陆的浮桥，从而将他困毙在欧罗巴。

希腊方面操控乐观类勇敢的典型，是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对神谕的解读。在克瑟尔克瑟斯远征期间，雅典向德尔菲神庙请了两次神谕，并且都获得不同程度的负面预言（《原史》7.139-144）。这两次请神谕可能集中发生在放弃保卫色萨利和温泉关战役之间。由于波斯军队在此之前未遭遇任何有效反抗，这可以说是雅典人最绝望的时刻。然而，地米斯托克利机智地将神谕中意涵模糊的关键词“木墙”解读为木制的舰船，并且将最后两句对死亡的预言解读为波斯人而非雅典人的死亡，从而将神谕整体解读为雅典人将在舰船上击败波斯人。如果说克瑟尔克瑟斯的乐观勇敢还包含基于过往经验的推论，解读神谕则以一种 完全非理性的方式提高了雅典人对胜利的预期，同样让他们获得 基 于乐观的勇敢。

阿尔伯特·图尔奈尔 绘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雅典人在相信地米斯托克利对神谕的解读后英勇抗击波斯海军，但我们不能把后者完全归因于前者。一方面，雅典公民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对神谕的解读不可能绝对正确，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因错误解读神谕而酿成悲剧的故事。从文本上看，城邦长老对神谕的解读，即放弃抵抗波斯军队，在语法和词义上同样通顺。因此，该神谕最终是否能给希腊公民带来勇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希腊公民事前是否已有抵抗的意图。另一方面，希腊在波斯入侵之前，就已经用公共资金建造相当规模的舰队，因此在海战方面舰船的数量差距不会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同时，我们不妨假设，民主城邦雅典也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公民勇敢。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雅典人在解读神谕之前就拥有其他种类的勇敢，而通过神谕获得的乐观类勇敢最终撬动了天平，使他们战胜了恐惧。

总的来说，上述三类勇敢贯穿整场希波战争，并体现在双方的士兵和将军身上。一方面，这三类勇敢在实践中呈现出互补关系，即在缺少其他勇敢来源的情况下，单一勇敢来源可以独立造成勇敢的表现；另一方面，勇敢的表现往往是多种勇敢来源合力的结果：如果士兵对战局极度悲观，那么恐惧类勇敢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而如果完全缺乏惩戒性的规范，则轻微的不利预期也可能导致懦弱。

▲ 《 斯巴达对儿童的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