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
阴法唐
,1950年10月参加昌都战役,任第18军第52师副政委;1951年与副师长陈子植率第52师主力进军西藏,任中共西藏工委江孜分工委书记;1959年任西藏军区江孜军分区政委、中共江孜地委书记;1962年任藏字419部队政委;1963年任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1980年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1986年任第二炮兵副政委;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作者:
魏碧海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曾任《军事历史》杂志总编辑、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大校军衔。主要著作:《铁流东进》、《西陲血路》、《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纵横天下》、《山河喋血》、《东北风――四野战事全纪录》、《刘伯承画传》等。主要影视作品:电影《决战黄桥》、《粟裕战苏中》、《那岁月刻骨铭心》、24集理论文献专题片《跨世纪的红星》、20集文献纪录片《红色货币》、9集理论文献纪录片《从胜利走向胜利》、6集文献纪录片《传奇上将陈再道》、8集文献纪录片《战将杨成武》、8集文献纪录片《王树声大将》等。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编写组成员、《刘伯承军事文选》课题组副组长、《刘伯承年谱》课题组组长、《刘华清传》编写组副组长。曾获第10届和第13届“中国图书奖”、第3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
记者魏碧海(以下简称魏):您是“老西藏”,从1950年的昌都战役到改革开放6年后的1985年,西藏沧桑巨变,发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您都经历过。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我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向您请教,鉴于时间关系,这次就谈一个问题――藏字419部队组建始末。
阴法唐(以下简称阴):藏字419部队最初不是一支部队,而是一个指挥部的代号,叫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这个指挥部是1962年6月组建的。当时西藏军区只有3个团的野战兵力,419就指挥这3个团准备应付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后来指挥部及其所辖部队就作为相当于一个师的部队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到1963年6月“藏字419部队”这个代号取消,前后大约存在了一年的时间。可以说“藏字419部队”完全是为了应付中印边境不断升级的武装冲突而临时组建的。
魏:请谈谈组建时的情况。
阴:1962年6月初,西藏军区(那时候是大军区)通知我到拉萨开会,接受任务。当时,我是中共西藏工委江孜地委书记兼江孜军分区政委。接到通知后,我猜想可能是要派我到西线去与印度方面谈判。那时,尼赫鲁搞“前进政策”,印度军队不断向中国边境地区推进,蚕食我领土,并与我边防部队发生武装冲突,冲突最激烈的地区是西线阿克赛钦。进藏初期,我曾与印度打过交道,所以有这种想法。
魏:那时您想到过四个月后会与印度军队在东线大打一场没有?
阴:没有想到,那时候根本没有与印度军队打仗的准备。6月11日,西藏军区组建前进指挥部,代号藏字419部队,中央军委最初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做好配合西段地区反蚕食斗争的准备。那时候我军反蚕食斗争的重点是西段,由新疆军区负责,成立了康西瓦指挥所。54军副军长何家产任“康指”司令员兼政委。从1959年以来,特别是1962年上半年,西段局势一直非常紧张,武装冲突不断。
魏:许多网民有一个疑问:印军的蚕食活动早就开始了,如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至传统习惯线之间多达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就是在1950年至1954年间被印军侵占的,为什么我军的反蚕食斗争迟至1962年才开始进行?
阴:中印边界争端分西段、中段、东段三个地区,情况都不同,很复杂。就拿东段来说,一因麦克马洪线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期盼谈判解决;二因印军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地区之时,正是我们进军西藏初期,大的历史背景大家都知道,那是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们以举国之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
魏:在抗美援朝的同时,我们进藏的18军部队有没有力量与入侵的印军在喜马拉雅山较量?
阴:那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西藏站稳脚跟。虽然,1951年中央政府就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十七条协议”,但是要落实这些协议是非常艰难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反对解放军进驻西藏,千方百计想把我军赶走。我们为了争取达赖等上层人士,可谓仁至义尽,采取了许多宽容、安抚政策,尽量减少驻军就是为了不刺激达赖等人的一项措施。18军部队真正进到拉萨及其以南地区的兵力很少,实际上只有两个团,大部分兵力在18军后方司令部的指挥下修公路、建机场,保障前面的部队。当然打不打是一回事,有没有力量是另一回事,只要需要,我们是有办法的。
魏:两强相遇勇者胜,应该说我军的顽强压倒了印军。
阴:这话一点不错。印军的工事主要是地堡,如卡龙据点印军143人,就筑了64个地堡。我军是一个一个地堡逐点攻击,那真是短兵相接啊!著名的“阳廷安班”就是在这次战斗中涌现的。这个班共8人,班长牺牲了,第二班长接着指挥;第二班长牺牲了,副班长马上顶上去;副班长牺牲了,老战士立即顶上去,最后牺牲了7人,只剩一个新兵,这个新兵又主动加入另一个班继续战斗,真是前赴后继。这个班在另一个班的配合下,攻克了27个地堡,歼敌55人,战后被国防部授予荣誉称号。印军哪里见过这么厉害的部队?我们在气势上确实压倒了他们。原定3天的攻坚任务,我军只一天就完成了。印军第7旅当时大部被歼,余部溃散于丛林,不久被我清剿,最后全旅被歼灭。以后的战斗,印军士气被完全瓦解了,我军真是摧枯拉朽!
魏: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第7旅被消灭后,位于第7旅后方的印军第4师战术司令部和炮兵第4旅等部纷纷南逃,此时中央军委下令我军不受“麦克马洪线”的限制,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南追击。
阴:军委关于越过“麦线”的命令是10月20日21时下达的,军区前指给我们的命令是21日16时55分,这个命令是让我们夺取龙布、丘散谋、吉米塘等地,为下一步夺取达旺创造条件。我们接令后,迅速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在追击途中,我们俘虏了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达尔维被俘后说:“你们在24小时内消灭了一个旅,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22日23时总参下达了“相机攻占达旺”的命令,我们接到军区前指的命令是23日10时。达旺地区的印军看到我们逼近了,就逃往西山口方向,我们只抓住了他们的后尾部队。山南军分区指挥所和419指挥机关随即进驻了达旺。
魏:克节朗战役的战果如何?
阴:克节朗战役,包括向达旺方向的追击作战,共歼灭印军1897人,其中毙敌832人,俘1065人,缴获火炮75门,轻重机枪122挺,枪1104支,直升飞机2架。我军伤亡388人,其中伤256人,亡132人。
魏:克节朗战役之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同时,总参和西藏军区前指下令我军停止追击,在达旺河以北休整待命。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的和平愿望。但印度政府不但不理,反而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组织战时内阁,发行战争公债,进行战争动员。
阴:尼赫鲁自己撕下了“不结盟运动领袖”的假面具,公开向美、英等国乞求军事援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立即满足印度的军事需求,加紧向印度空运军事装备,鼓励印度与中国继续进行军事对抗。尼赫鲁在西方的支持下,决心与中国再进行一次较量。顺便说一句,我们在战斗中缴获了不少美国援助印军的武器,有的还没有开箱。
魏:印度新任国防部长恰范声称:决心同中国战斗到底,直到最后获得胜利。印军向边境调兵遣将的同时,还不断炮击达旺河北岸的我军阵地。
阴:印军还要打,我们想罢手是不可能的,只好奉陪。印军加紧向边境地区增派部队,到11月中旬,印军在东线的兵力达到3万人,其中1.5万人部署在达旺河南岸至印度境内的提斯浦尔之间。为了打破尼赫鲁通过军事冒险达成领土要求的幻想,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给印军更为沉重的打击,迫使印度放弃军事冒险,回到谈判桌上来。11月12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再歼灭印军3至4个旅的任务,其中达旺方向2至3个旅,瓦弄方向1个旅。
魏:瓦弄方向自卫反击作战是54军军长丁盛负责的。
阴:54军第130师于10月21日从四川出发,原拟参加达旺方向作战,后因印军向瓦弄方向增兵,军委决定将该师投入瓦弄作战,并与昌都军分区联合组建丁盛指挥所,简称“丁指”,指挥瓦弄方向作战。
魏:第二阶段反击作战,达旺至西山口、邦迪拉方向是主要方向,在这个方向419部队仍然是主角。请谈一下印军的兵力部署情况。
阴:前面说过达旺河南岸至提斯浦尔印军部署了1.5万人的兵力,其中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地区约1.2万人。印军是沿公路两侧纵深梯次配备,基本上是一个长蛇阵。刘伯承元帅形象地指出印军的部署特点为“铜头、锡尾、背紧、腹松”。印军第62旅等部约3300人部署在西山口、申隔宗地区;第65旅战术司令部率两个营约1500人部署在略马东、德让宗地区;第48旅战术司令部率3个营约2200人部署在邦迪拉、拉洪、登班地区;第4师战术司令部和炮兵第4旅部约1000人部署在雨旺附近;第67旅在伏特山和米萨马里地区。
魏:我军在这个方向投入了多少兵力?
阴:中央军委为了加强东线主要方向的作战兵力,将步兵第55师从西宁调来了。这样我们就有了3个师的兵力,即:419部队、11师两个团、55师,另有山南军分区4个连、炮兵、工兵等部共1.8万人。我军与印军在这个方向的兵力对比为1.5:1。我们采取刘帅提出的“打头、切尾、斩腰、剖腹”的战术,实施大纵深迂回包围,多路穿插分割,将敌人的长蛇阵切为数段,各个歼灭。
魏:3个不同建制的师,另外还配属了不少炮兵、工兵,请谈一下我军的指挥关系。
阴:这个方向统一由西藏军区前指指挥,张国华司令员率军区前指于11月1日由麻麻移驻达旺以北5公里处的邦岗共。那个地方原为印军的一个指挥所,印军留下了一个沙盘,张司令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就用那个沙盘研究作战方案,下达各部实施迂回、穿插、分割的任务。我军第一步有两个任务,一是“切尾”,由11师两个团从印军右翼实施大纵深迂回,绕到印军主力后面,切断德让宗与邦迪拉之间的公路,堵截敌南逃退路,同时阻击从邦迪拉北援之敌;二是“打头、击背、剖腹”,由419部队、55师、山南军分区和炮兵、工兵等部歼灭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地区之印军,尔后与11师部队南北夹击德让宗之敌。张国华司令员本来要419机关统一指挥西山口到德让宗地区的作战。鉴于55师是一个跨大区的建制师,我感觉全由我们指挥不好,我就向张司令提出419与55师联合指挥,建立“联指”,张司令采纳了这个方案。联指随155团行动,在行进中还出现过一个有趣的事情。发起总攻不久,我们一部随155团向申隔宗穿插,结果走错了路,又遇悬崖绝壁,行动就慢了。那个地方很奇怪,电台信号弱,电报既发不出去,也收不着。联指另一部也遇到类似情况。从18日下午两点半到19日中午12点,联指与上级和下级都失去了联系。我们的部队素质很好,一看与我们联系不上,马上就越级与军区前指直接联系。在这20多个小时,张司令就直接指挥到团。直到联指电台信号恢复了,才恢复了对419部队和55师等部队的作战指挥。
魏:西山口至邦迪拉方向战役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我军的迂回、穿插、分割战术。战后张国华向中央汇报作战情况时指出,印军最怕侧后迂回,毛主席说:“这不仅是印度,从古以来,哪一支军队都最怕这一手。”请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阴:
迂回、穿插、分割战术的灵活运用是克节朗战役的一个特点,各级几乎都成功地运用了。
第二次战役,也就是西山口至邦迪拉战役,这个特点更为明显。从整个战役看,有大纵深迂回,如11师的“切尾”行动,急行军用了7天5夜的时间,从印军右翼绕一个大弯子,深入敌后150公里,将邦迪拉至德让宗之间的公路切断了,把拉洪以北之印军兜进了我军的大包围圈中。从每一个战斗看,都有距离远近不同的小迂回、小穿插、小分割。根据张国华司令员和军区前指的作战部署,战役总攻时间为11月18日8时30分,在此之前,各部队根据各自的作战任务隐蔽穿插至预定位置。既不能过早到达预定位置,以免暴露战役意图,也不能过晚到达,否则就达不成多路向心合围的目的,让敌人从缺口中逃掉。如山南军分区郭指的部队是从12日出发的,157团是14日出发的,154团和155团是15日出发的,55师部队是14日出发的。这些部队在迂回穿插途中有的就与印军小部队打响了,但印军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察觉我军的整体作战意图。直到11师18日拂晓切断他们的后路之后,才意识到我军竟然有这么大的胃口,给他们布了一个南北纵深达150公里的口袋。
魏:印军在第二次战役中不如第一次战役那么顽强,当他们意识到已陷于包围之时,害怕重蹈第7旅被全歼之覆辙,纷纷夺路溃逃。我看过印军第62旅参谋长在1979年出版的回忆录,据他说,18日晨,当我军总攻刚一发起,印军第4师师长就脱离了指挥,逃跑了,接着防守西山口的印军第62旅旅长也脱离指挥逃跑了。印军实际上是在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下竞相逃命。
阴:在第二次战役中,印军除依托工事的防御部队比较顽强之外,一脱离工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战斗力了。我军在战斗中不管兵力比印军多还是少,均能做到攻必克、守必固,那种气势完全是秋风扫落叶!印军是沿公路两侧呈线式部署的,后路被断后,陷于前有追兵,后有堵截,两翼受到攻击的绝境,纷纷向公路两侧的高山密林中溃逃,这样建制就乱了,难以组织起像样的防御和反击,整个战线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联指所属部队仅用了两天时间就攻占了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米龙岗等地,11师攻占了德让宗和邦迪拉等地,印军主力不是被歼灭,就是溃散于山林中,另有两股分别向打陇方向和邦迪拉以南逃窜。军区前指即令419部队第154团向打陇追击,11师第33团向邦迪拉以南追击。随后,154团追到打陇,占领了吉莫山口;33团追到查库,占领了鹰窠山口、比里山口,接近了传统习惯线,从那里可以看到印度平原了。21日,中国政府发布声明,宣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部队接到了停止追击的命令,转入分片清剿。在清剿中154团击毙了印军第62旅旅长辛格准将。
魏:我听王贵(原18军干部,曾任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中将的秘书)说,昌都战役时,作战人员与后勤保障人员之比为1:3,到进军拉萨时,前方人员与后方保障人员之比为1:10。真是这样吗?
阴:这个比例是谁统计的,我不知道,后方保障兵力大大超过前方兵力是确信无疑的。进军西藏比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更为艰难,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等军级干部和大部分师级干部以及少部分团、营级干部参加过红军长征。西藏地旷人稀,生活物资匮乏,尤其是缺乏粮食。上层反动分子扬言要把我们饿死,说“饿肚子的滋味比打败仗更难受”。意思是他们在昌都战役中打了败仗,现在要让我们更加难受。他们屯积物资,导致粮食等物资价格飞涨,然后在群众中撒布谣言,说解放军把东西买光了,煽动群众与我们对立。根据西藏粮食和其他物资缺乏的情况和照顾群众利益,毛主席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要从内地运进去。当时没有公路,后勤保障极端困难,除自己生产和可能的采购(包括从印度、尼泊尔采购)之外,修公路就成为我们能不能在西藏站住脚的首要任务。
魏:公路没有修通前,前方不可能驻很多部队,不然要饿肚子。可是公路修通后,驻军是不是可以增加,增加到足够对付印军的步步蚕食?
阴: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1954年12月25日同时通车到拉萨。康藏公路全长2416公里,修这条公路牺牲了两三千人。前面已经讲过印军侵占东段我大片国土是在1954年前。那时我们在西藏仍然没有完成站稳脚跟的任务。1952年2月西藏军区成立,下设警备区、军分区,当时拟定我任江孜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方案报上去,总部同意了,但毛主席为了不刺激达赖集团,决定西藏军区暂不成立警备区和军分区。直到1959年达赖集团全面叛乱了,我们才在平叛和民主改革时成立了军分区。那时西藏军区就三四个团的兵力,虽然兵力少,我们并没有忘记边防职责,但是上层反动分子不断捣乱。1952年1月,我们派一个营进驻喜马拉雅山区的隆子宗,离“麦克马洪线”很近。不久,拉萨就发生了“人民会议事件”,藏军和寺庙的喇嘛在拉萨制造骚乱,他们包围了中央代表住所,占领城区制高点,并秘密调遣驻日喀则的藏军炮兵团到拉萨。为了应付不测,我们又不得不将隆子宗的那个营调回了拉萨。1954年达赖到北京参加了人大会,并当选为副委员长,他一度思想倾向进步。1955年他回到西藏后,受到反动分子煽惑,特别是1956年到印度参加释加牟尼涅盤2500周年纪念大会时,又受到外国敌对势力和西藏外逃的分裂主义分子的包围,思想动摇,一度想滞留印度。周总理为此亲赴印度跟他做工作,并重申六年之内不在西藏搞民主改革。达赖才有所转变,回到了西藏。随后中央决定,将驻西藏的部队40%调回内地,在地方工作的同志90%都调回去。我们的兵力就更少了。这时,康区和青海、云南等地的藏族叛乱武装纷纷窜到西藏,与西藏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共同向我们发动进攻。反动武装不断伏击、袭击我军。我们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也只是进行了被动的自卫,没有反击。我们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去制止叛乱分子,想不到他们不但不制止,反而支持利用叛乱分子。反动分子的气焰越来越嚣张,1959年3月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我军从西南、西北调了3个师进藏平叛。直到1962年3月,全区的平叛工作才基本结束。
魏:东线的“朗久事件”与西线的“空喀山口事件”就发生在1959年下半年。
阴:这两起流血事件发生后,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并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政府和平谈判的诚意,中央下令我边防部队停止巡逻,并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主动与印军脱离接触。这是我国政府为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作出的让步。我们历来不主张用武力解决边界争端。其后,周总理访问印度,两国外交人员进行了交涉。尼赫鲁拒绝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又不同意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维持现状,他把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维护边境和平局面作出的种种让步都当成是软弱可欺,变本加厉地蚕食我领土。
魏:反蚕食斗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印军在西线的蚕食行动屡屡受挫,于是将蚕食的重点转到东线。前面您谈过藏字419部队正是为了反蚕食而组建的,请谈一下部队的领导机构和部队的组成情况。
阴:前面说过,藏字419部队是代号,最初叫西藏军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前进指挥部,简称前进指挥部。司令员柴洪泉,他当时是山南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是我,当时是江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副司令员姜松,当时是江孜军分区副司令员;参谋长曹宗奎,当时是山南军分区的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魏克,当时是西藏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419部队组建初期只有司令部和政治部,没有后勤部,机关干部主要来自西藏军区机关。419机关设在拉萨西郊,那里本来有一所医院,医院撤走后原准备办一所学校,学校还没来得及建立起来,我们就驻在那里。419部队辖3个步兵团和几个保障分队。这3个步兵团几乎是当时西藏军区的全部野战兵力。不算驻日喀则的一个师,那个师是平叛进藏的,建制属于西北军区,后来也归西藏军区。419部队都撒在外面,分布很广。157团驻曲水,离拉萨约五六十公里,紧靠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左岸;155团驻巴河桥,现在属林芝地区,离拉萨200多公里;154团更远,驻扎木,离拉萨约700公里。419部队兵力为8000人,至此西藏才算组建了真正意义的边防部队。这也说明我们事先没有与印度军队作战的准备。
魏:请谈一下419部队组建初期的战前动员和战备工作。
阴:首先是思想动员,军委和总政下发了《关于反对印度反动派军事挑衅的政治工作指示》,我们组织部队学形势,讲明边境问题的起因和实质,作执行任务的准备,开展以揭露尼赫鲁反华真面目为中心的控诉教育运动,激发广大指战员的爱国热情。
魏:此时,西线反蚕食斗争更加激烈,印军在该地区不断增加兵力,造成频繁的武装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