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与唐宋丝绸之路工作坊』邀请函
周妮，重庆彭水人，苗族，中国史博士、博士后。现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学、历史人文地理、民族史等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1项。在《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贵州民族研究》《
青海民族研究
》《宋史研究论丛》等刊物发表论文近30篇。合作出版《江南景观史》《从金山到上海：金山区历史地理研究》《图溯上海·上海市测绘院藏近代上海地图文化价值研究》著作3部。曾获云南省2020年博士后科研基金成果奖励二等奖、第五届谭其骧禹贡基金优秀青年历史地理论文三等奖。
得知周妮的大作即将修改后出版,我感到非常激动与高兴。一则为她取得的学术成就得到专家们的肯定而感到欣喜，二则也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而感到十分振奋。在即将交付出版社之前,她恳切地希望我写个序言。我本人并非南方区域史研究的专家或名人，有点诚惶诚恐。但是,作为负有指导责任并熟悉她写作过程的导师，我实在也无法推辞。在篇首写下一些文字，权当一个导读吧。
湘鄂山区地处中国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之间，是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东南丘陵的过渡地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特殊性，因而形成了区别于周边地区的独特自然与人文特征。周妮本人又生长于与湘鄂武陵山区一脉相承的重庆市武陵山区,对于湘鄂山区在历史时期的发展、变迁问题有着特殊的兴趣。因此,我积极鼓励她将湘鄂山区(博士论文写作时以“湖广苗疆”为对象，修改出版时以湘鄂山区代替“湖广苗疆”，研究区域未变。因此，为方便阅读，此序写作以其最新修改为参考)历史地理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主攻方向。
我本人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自感最为得力的地方，是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丰富的研究成果，与中国民族史等相关研究充分结合。这一点也得到导师葛剑雄先生的肯定。因此，无论是作为博士生研究工作的基本训练，还是为夯实区域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基础，我以为重视与发挥历史地理研究的原有优势都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在指导周妮进行写作时,建议她将政区变迁的探讨作为湘鄂山区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与基础。在湘鄂山区行政区划变迁中，羁縻州县与土司政区是两项重点研究内容，周妮在这两个方面均用功很深。在宋代羁縻州县的研究中，她特别关注其地域分区与自然地理特征，在翔实考据的基础上，对羁縻州县的方位进行了全面的说明与分析。其中，在一些州县的考证过程中，作为一位年轻学者，她敢于提出自认为更为合理的推断，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同样，以往土司的研究通常聚焦于土司割据危害与违法活动的探讨，对土司地区内部的矛盾斗争没有过多涉及。周妮认真摸索土司地区的历史地理发展状况,并将土司政区变化作为两湖地区行政区划整体变迁的一部分,提出了其阶段性递进的时空特征。同时，她在土司问题研究中，积累大量证据，说明当时土司在诸多方面错综复杂的矛盾，强调了“改土归流”政策的成功，实为“内因”与“外因”交互作用的结果。相关研究成果已部分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社会科学》与《青海民族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此外，湘鄂山区所属大部分区域之所以发展成为今苗族、土家族、瑶族、侗族聚居区域,并长期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离不开独特的区域自然地理环境与民族人口构成，周妮在这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了大量调查资料的整理与多次实地考察,深切感知地域环境与区域人群之间的联系,进而在研究与写作中更多地展现出“现场感”与“认同感”。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是周妮论文内容的另大重点。尽管我本人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开设过“
历史军事地理
”课程，但是，历史军事地理作为历史地理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学科建设并不成熟。周妮根据湘鄂山区历史地理变迁的实际情况,认为其中不少研究内容都可以划人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范畴。我个人认为，在以往政区地理研究中,学者们时常将政区建置与军事地理格局相脱离，这样，政区演变的研究便显得呆板而孤立。我在川西松潘地区的研究中，便有意识地弥补这一点。周妮则在本书中全面展现了她在这方面的努力。
周妮在本书中并没有过多地探讨历史军事地理的相关理论,而是对宋至清时期湘鄂山区基层军事系统进行了全面的考定与探讨。无论是从聚落地貌形态而言，还是就
军事体制
而言,历史时期湘鄂山区基层军事系统的演变都是相当复杂的。从两宋时代的寨堡，到明代的卫所、清代的汛塘，不同时代的基层军事管理系统使湘鄂山区历史地理变迁显现出丰富的样态,也为周妮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深厚的资源。一方面,周妮能够听从导师的建议,用很大的功夫从事具体地名的考证，从而展现出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价值与特征；另一方面,她不满足于孤立的地名及方位考证，努力从军事制度与基层社会治理问题上寻求问题的答案(相关成果发表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这无疑使军事地理研究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可以说，周妮将政区地理与军事地理研究进行了更好更密切的结合，在区域性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上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这对于历史军事地理学科建设以及日后的具体研究工作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周妮对于地名学研究情有独钟，从硕士阶段开始，她已有不少地名学方面的文章发表。留存下来的古地名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一个历史悠久而较为封闭的区域对于地名研究者而言是可贵的“宝藏”。湘鄂山区大量古地名的留存，即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宝藏”，周妮也是如鱼得水,对大量地名丰富的历史内涵进行了整理与阐释,努力与自己其他研究内容相结合、相补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极为扎实的基础研究工作之后,周妮并没有陷入拘泥保守的束缚。因此,在本书的“结语”部分，周妮对于湘鄂山区历史地理的变迁进行了整体性的回顾与总结。这应该也是我在研究生论文评论中看到的最为丰富的“结语”。这种理论性的探索,对于她的成长是极有价值的。其中,她对于湘鄂山区作为“界域”或“过渡带”的研究,又是本书的一个亮点。我在以往的区域民族地理研究中指出：民族分布区的“界限”或“界线”不可能是单纯线条状的，而通常存在着一个“界域”(或可称为“过渡带”)，如川西松潘地区便是一个界于汉族居住区与藏区之间的“界域”，民族构成复杂，极有研究价值。周妮受到启发，在湘鄂山区的研究中，同样发现了过渡地带的存在。且不谈其正确与否，这种求真求实的态度就值得充分肯定。同时，她看到了湘鄂山区历史军事地理对于西南边疆治理所起的军事保障作用，以及保证这一作用过程中所呈现的湘鄂山区治理重点由整个湘鄂山区集中至湘西武陵山区的现象，并提出这一系列军事体系建置对于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的重大意义与历史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作用。
自博士生人学以来，周妮为人谦和，勤勉努力,且讲求效率，深得师友们称道。在我主持的不少研究项目中，她承担了不少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她本人的专业学习中更是刻苦奋进，从不自满。记得第三学年结束之际，这也是研究生学习过程最为困苦的阶段,周妮完成的论文初稿当时已达30万字之多，然而，她并没有表现出丝毫倦怠或焦急的情绪，而是依然非常谦逊地听取导师及同学们的意见,反复修改，精益求精。这种稳健踏实的态度与精神让我感到相当欣慰,并坚信这种态度与努力会让她在今后的事业与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此为序。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基础上，根据项目评审专家、论文评审专家与答辩专 家等的意见，经过多次修改并最终完成的，虽然难免挂一漏万，存在不妥之处， 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学术之路的崭新起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回首求学历程，自 2012 年考取硕士研究生算起，今年已是我进入历史地理学学习的第 11 个年头。2010 年，在高中好友梁燕（当时就读于重庆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帮助与指导下，我开始循序渐进地接触历史学，并确定报考西南大学历史地理学。关于我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跨考历史地理学的想法与决定，身边的亲人与朋友虽然有疑惑不解，但都一如既往全力支持。我也在这样的支持与鼓励下，放弃了已经获得的医院工作机会，成功考取西南大学历史地理学硕士研究生。
当我正式进入历史地理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时，明显感到自己基础知识的缺乏，故而没有时间去怀疑与困惑，积极参与到硕士导师蓝勇教授主持的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历史文献中的重庆”项目工作中，与同年级的硕士几乎每天早出晚归于校图书馆古籍部，与《四库全书》等古籍朝夕相处。后又参与了《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重庆历史地图集》地图绘制、《重庆古旧地图研究》渝东南区县图说写作与“重庆文化分区研究”（渝东南部分） 等项目工作。这些项目工作不仅祛除了我对历史地理专业最初的疑惑，巩固了原有的文史基础，还燃起了不少研究兴趣，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学习期间，在导师与师兄黄权生等师友的指导与帮助下，初步学会了历史学论文的写作，确定以《渝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名文化研究》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并公开发表了 5 篇相关研究论文。正是这一系列学术训练与项目工作实践，夯实了我的历史地理学基础，萌发了我在历史地理学专业进一步学习与深造的想法。
2013年6月，复旦大学安介生教授到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持硕博士毕业答辩。作为自小生活在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我，对安老师所从事的历史民族地理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即有了考取安老师博士的想法。遂从 2014 年硕士二年级下学期开始准备考试，虽然整个过程一波三折，但是，终获命运女神的垂青，让我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2015年，我顺利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为安老师的学生。
一开始选题时，我曾经想要研究历史时期苗族医学地理，但是安老师认为在复旦大学史地所从事这方面研究尚存在诸多困难，建议我改做苗族地区其他方面的研究。因此，经过反复思考与交流，最后确定以“明清时期苗疆空间构建与社会变迁”为博士论文选题，希望以广义“苗疆”为研究范围，探讨历史上“苗疆”空间的具体范围、形成原因与变化等问题。
在选题确定之初，我花费大量时间浏览整个“苗疆”地区的地方志与历史文献，但逐渐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驾驭如此大的研究范围，遂决定放弃其他区域，从相对熟悉的两湖地区（ 包括湖南与湖北）入手。然而，具体研究 什么空间及内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困扰我继续写作的难题，甚至有一段时间深感“瓶颈期”的艰难，怀疑自己能否顺利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幸运的是，最终在与导师不断交流与探讨的过程中得到启发，从政区、地理环境、民族人口、军事地理等方面入手，看到湘鄂山区（ 博士论文写作时，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将其称为“湖广苗疆”，本书在修改出版时对原文结构进行了部分调整，因而以湘鄂山区代替“湖广苗疆”）与湘鄂平原区之间存在的差异，确定了“空间”的形成与变化。在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中，我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从“有地可考”的湘鄂山区军事设置如寨堡、卫所、汛塘等出发，先进行具体方位考证，再进一步分析“军事空间”及区域社会治理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