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一切成功都是因为...

很多人看了我解说的里约奥运会开幕式，把我称作“国家级段子手”。之所以用这种轻松的方式来解说奥运会，是因为开幕式容易冗长，因为有很长时间的运动员入场。把那种冗长的观众上厕所的时段，变成好玩的时段，就会吸引大家的关注。

我当然不是想收获“白岩松段子手”的称号。现在很少有人从专业角度来看问题。我去年提出一个说法，叫做尊重规律、尊重时代、尊重期待。过去谈前两者比较多，但很少谈尊重期待，其实人们的期待是变化的。

我觉得，满足期待是一个新闻人永远要思考的事，因为你不能拿着十年前的套路去对待现在的观众。规律有很多不变的东西，时代是有跨度的，一二十年一个周期，但期待可能年年在变。

现在观众对奥运转播的期待是，不仅要有，而且要好，越来越不喜欢大的词汇了。从2010年亚运会起，我就开始“破大词”了。从伦敦奥运会起，我尝试幽默、轻松、欢乐的解说。这次到了巴西，我就做得更加彻底了。之所以能迅速引起广泛反响，说明我尊重了观众的期待。

我的愿望不仅是大家一起热闹一把，开一些玩笑，更是追求背后有价值的东西。

1993年做电视之前，我在《中国广播报》当编辑，整整4年。我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的，分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希望工作岗位离新闻近一点，比如去做“早报摘要”之类。但因为种种原因，让我去了《中国广播报》，当时感觉就是一个登节目表的地方，同事们都年纪比较大，我是非常不愿去的。

我现在非常庆幸，命运有这个安排。

正因为去了报纸，才会锤炼自己的文字，才会有时间尝试很多东西，比如说后来我兼职做了一年多广播主持人，自己还不断写东西。我到那儿不久，就成为一个整版的编辑，既要约稿，也要改稿、起标题、划版样，还要到去印刷厂，当时还是铅印。

大学刚毕业时，我不知道什么是好文章，但4年后知道了。我还在报纸上写各种评论，同时写了《中国流行音乐小史》，9万多字。我在报社得过“最佳标题”、“最佳版面”、“最佳文章”等等，把该得的奖都得了。

这4年其实是为后来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底。我们报纸是周报，我有大把的时间思考和写作。后来做电视直播、新闻评论，都跟这段经历是对应的。我经常说，所谓口才的最高境界是“出口成章”。

有人问我转行做电视，想过自己会火吗？我说，一切的成功都是因为你不背包袱，同时又不去畅想更远的未来。在做《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出名，当时就是觉得有一团火，一群气味相投的人在一起干事，大家互相促进，然后燃烧一下。

后来我由人物访谈，迅速变成直播节目主持人和评论员，这都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喜好，而是中国电视走到了这一步，需要开疆拓土。

1996年1月，我的一篇论文刊登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学报上，题目叫《我们能走多远》。最后的结束语是，“我急切地期待着新闻直播时代的到来”，因为如果没有直播，就可能充满假象。

一年半之后，香港回归开启了中央电视台的大型新闻直播时代，我当时负责驻港部队进港的全程报道。

其实，我不仅写了那篇论文，还早就为直播做准备了。从1996年开始，我在采访“东方之子”的时候，就在摄像机上挂表了，要限定自己的采访时间。8分钟的节目，过去可能采访一个小时甚至更长，但从1996年起，我要求必须在25分钟之内结束，后来变成了20分钟，就是为了训练自己的直播能力。

直播是要准备“十”去做“一”，而且要准备发生突发情况。2004年我直播悉尼奥运会比赛，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直播奥运会。有一项比赛时，我和体育频道主持人宁辛对着镜头说了28分钟，多烦人啊。

因为赛场的程序不断在变，导播一会儿告诉我：“收嘴，马上颁奖仪式。”我刚收嘴，导播快哭了：“接着说，颁奖仪式现在进行不了。”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是悉尼组委会的工作，我们只能跟着他们变。

又如1999年直播澳门回归，请了一位境外嘉宾上直播。台领导有点紧张，直播马上要开始了，他忍了半天，还是跟我说：“小白啊，直播可得掌握好，这是咱们第一次引进境外嘉宾。”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你放心，门开了，我不会让它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在做直播的过程中，这样的责任是必须承担的。我们正面碰到了历史，历史也选择我们这一群人，躲开是不可能的，做好了它就会加速，做不好就会停滞。如果我们把头几次大型直播都做砸了，直播进程一定会减速，那么我们就是罪人。

所以，当你碰上了机缘，你躲不开，但同时你也有责任把它做好，不能让历史往回走。

好几年前，有记者采访我，说你做节目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老领导还是老百姓？我说，真话告诉你，都不考虑，我考虑最多的是这条新闻是什么。现在依然如此。

去年我看到一句话，感触非常深。1959年，英国BBC采访罗素，请罗素针对思想和道德说两句话，作为留给年轻人的财富。没想到罗素老先生的回答是，“关于思想我只想说一句话，你先要确定什么才是真正的事实。”他又说，“关于道德，我也只想说一句话，恨是愚蠢的，爱才是聪明的。”

我觉得说得真好，尤其是头一句。现在思想满天飞，但真实的事实是什么，很多人并没有搞清楚。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提醒自己，一定确定真实的事实是什么，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厘清事实上。

如果新闻事实不清楚，我的重点是靠近新闻事实，而不急于发表评论。而且我已经学会，在不知道事实真相的时候，可以沉默。不然的话，很可能没过几天就被打脸。

我对新媒体的担心是，它们能否真正承担起媒体的责任。但对于我们很多所谓的传统媒体，我最担心的是，以失去自己竞争力的方式去拥抱未来。

我们过去是种粮食的，我们的优势也在于此，但现在有多少传统媒体在认真种粮食？想种好粮食有三个条件必不可少：多一点人，多一点投入，多一点时间。不少传统媒体做新媒体后，自己也开始炒菜了，但你炒得过人家吗？

接下来的新东西可能出乎意料，我觉得会与人心更有关，更突出精神需求，但没有想好。

我觉得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折返点，由物质的中国向精神的中国转变的关键时刻，每一个个体也如此。先从国家的目标来说，我们不正在由从数字可以衡量的目标，向数字无法衡量的目标阶段转变吗？

过去说的翻两番、GDP等都是能用数字衡量的，而现在的幸福、尊严、中国梦等，都很难用数字衡量，只有PM2.5是用数字衡量的。所以，传媒接下来要提供的，是与社会和解与对话有关的东西，因为撕裂得已经很严重了。

媒体的重要使命就是汇聚期待。要让期待凝聚在一起形成共识，这样就会成为改变的力量。我还是愿意相信，你要把未来当成朋友，它真的会是朋友，如果你把未来当成敌人，它终将会是敌人。这句话的背后就是期待的力量，判断的力量。

此时的中国情绪占上风，理性退得很远了。我们相信的真实，更多的是想象中的真实，如果真实跟想象有距离的话，我们甚至愿意扔掉真实的事实，去继续相信期待的事实。就像美国打伊拉克，是建立在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基础上的，打成了一片废墟，过了很多年了，已经没有人谈论他们其实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太可怕了。

第二期东西联大学生合影

我从2008年开始，做电视新闻评论栏目，已经9年了，我真没想到能走这么远。现在的电视上，到处都是新闻评论，我觉得我的使命完成得差不多了，应该考虑做什么新东西了。

这不是简单的个人喜好，而是我被时代的发展选择了。我前几年想开一档深夜节目，这更符合我的气质，但台里没让。

要说个人爱好，我觉得我刚做电视时那样，做人物访谈是最好的。这既是一份工作，也是一个课堂，跟人交往最能让人成长。我相信将来可能还会回到人吧，回到做与人有关的东西上来。

我一直很喜欢“火柴”这个概念，把自己烧了才多大亮，但如果把一些东西点燃，那就不同了。

新闻人在报道每个新闻事实时，就是要扮演“火柴”的角色。媒体人最大的价值是，在报道每个具体的事实时，用自己这根“火柴”点燃“火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