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 | 禄村农田：生计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苏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乡土重建》《中国士绅》《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等。（相关阅读：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 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 ； 走社会学之路，为人类作贡献 ； 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 ； 安德鲁·阿伯特 | 费孝通的两村 ）

一、传统经济态度

不论雇工自营，或是把田租给别人经营，土地所有者脱离劳动的倾向是相同的。我们已见到这辈不劳动的地主，可以得到农田产量的一半以上。可是不劳动可以获得农产，并不能单独成为地主们脱离劳作的理由。雇工的工资无论如何低，租额无论如何高，人们不亲自劳作，总要分一部农产给佣工和佃户，若是他能利用自己的劳力在农田上，除非在农田上释放出来的劳力可以利用在其他更有出息的事业上，他全部的收入，一定比雇工，或出租经营为大。单以禄村自身说，因为职业分化得简单，农家副业的不发达，在村里除了农田之外，能吸收劳力的事业不多，即便有的话，好像背运等，也大多是那辈没有田的人在农闲时所干的营生。那辈脱离了农田劳动的人，在我们看来，在农作中省下来的劳力，并没有在别的生产事业中加以利用，很可说大部分是浪费在烟榻上、赌桌边、街头巷尾的闲谈中、城里的茶馆里。这样说来，他们既不做别的事，农忙时一样闲，何以一定要去雇工劳作，一面付工资，一面自己闲着呢？要是他们自己去劳动，这笔工资不是可以省下了么？

图为电影《生财有道》剧照。该影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1983年上映。[图源：douban.com]

若是说他们不会打算，或是不做经济打算，在我们看来，也不尽然。可是他们打算时所采取的方法，也许和一辈受过西洋现代经济影响的人不同罢了。我们在这里不妨分析一下这种宁愿少得、不愿劳动的基本精神。

本来，经济一词是极难加定义的，因为这是相同于当时当地的人生态度。19世纪以来，西洋论经济者大多以“最少痛苦来换取最大快感”，作为个人经济打算的基本原则。依这种快乐主义者的假定来说，人生来有种种欲望，欲望的满足是快感，可是要得到快感，人们得获取用来满足欲望的东西。这套东西不是全能毫不费力地直接取之自然。它是有限稀少，需要人们费一番手脚，加以搜集和改造才能发生效用。在这创造效用的过程中，我们得忍受一些痛苦。这样说来，人生的快感是要以痛苦来换取的。在这矛盾上发生了经济。经济就是如何以最少痛苦来换取最大快感的打算。每个人都这样打算、这样考虑，相互间合作来达到这目的而发生经济行为。行为所循之方式固定化而成经济制度，造成一个社会秩序。

依这种说法，人类行为可以很明白地分为两类：一类行为的目的是在忍受现在的痛苦创造将来可以享受的效用；一类行为是享受的本身。前者是生产行为，后者是消费行为。不但在普通经济学课本中可以分章分编来讲，而且在现代都市中生活的人，也可以此来把周中和周末、工厂办公房和海边娱乐场，分成两部分：一是痛苦的生活，一是享乐的生活。甚至于我可以相信，他们周中工厂里劳作的目的是在得到享受周末海边上迷人的一刹——他们为了要追求人生的快乐，所以愿意在嚣尘中受罪。

一个人若把欲望看作快感的导线，若把人生的意义放在追求最大的快感中，他势必让欲望加速地推进。他依赖于外来满足欲望的地方，也因之愈来愈扩大。他需要支配外界的能力，也愈来愈增加。他愈想享乐，增加消费，愈须生产，耐苦劳动。

快感的憧憬，痛苦的忍受，在这种经济逻辑上一搭配，很容易在时间上把两者愈拉愈远，远过于一个人的寿命，远过于普通常识所能保证的限度，甚至远过于寻常人世可以出现的机会。结果，很可能一个人耐了一世的苦，没有享着半点尘世之福。因之，独具慧眼的W. Sombart、Max Weber以及R. H. Tawney等同声地说，西洋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是深深地筑在中世纪传下的宗教精神上。那种把利润作为经济机构的枢纽、作为企业的目的、作为人生的意义，本身是充满着宗教色彩的，是忘却了人本的结果。靠了这种宗教的信仰，他们在尘世之外，另设天堂；把痛苦和快乐两端用肉身的死亡来作分界。今生是苦，来世是乐。于是今生只要从事于生产、再生产，消费不成了目的，只是成了刺激生产的作用。有上帝来保证，天国里有永久的、最上的无穷乐土，一个只有消费，没有生产的经济。快乐主义和苦修主义在这里携了手。为消费而生产的自足经济，蜕变成了为生产而消费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可是基本上，经济的逻辑还是筑在“以最少痛苦来换取最大快感”的一种假定上。

从人本主义的立场来看，这种从快乐主义蜕变出来的苦修主义似乎是太迂了。他们把追求的目的，远远地推到了渺茫之境，把原来的手段看成了目的。生产是增加物品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这种能力一定要和消费者发生关系之后，才能出现，所以生产本身是以消费为不可缺的完成条件，效用并不是物的内在性而是和消费者所具的关系。若是农夫们辛苦一年，田里的谷子给一阵大水冲了去，几十天的劳动是白受罪，没有生产什么。即使谷子收起了，藏在仓房里腐烂了，吃不得，正和给大水冲了去一般，这批谷子并没有发生经济效用。因之，劳动本身不一定是生产活动。谷子本身也并不一定包含着效用。劳动的生产性和谷子的效用，都要等有人来吃谷子时，才能表现和完成。从这种理论上说来，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或是为生产而生产的活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出发于非人本主义的假定上。它叫人为利润而活动，不是叫人为享受而生产。

资本主义的生产经济在宗教热忱减退的潮流中，已经被人看出了它那种非理性的假定。因之，我们看见了为提高生活程度，以消费为中心的计划经济的兴起。这种趋向可以笼统地说是以消费为中心的经济，依旧是以快乐主义的人生态度为基础。他们还是奉行多生产、多消费、多享受的三多主义。他们依旧认为要得到人生的意味，只有拼命生产，只是生产之后要求得到消费的兑现。我在这里要指出第三种经济，我叫它作消遣经济。

图为《消费社会》（ The Consumer Society ）书封，1998年版。作者为法国哲学家、后现代社会思想大师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图源：Wikipedia]

欲望的满足不一定要看作快感的源泉，若说这种行为不是快感的创造，而是痛苦的避免，也一样可以言之成理的。好像吃饭可以说是避免饥饿的痛苦。我们辛苦耕耘，不过是以较少的痛苦来避免较大的痛苦。这种想法引着人向欲望本身着眼，发生了一种新的打算。若是欲望本身是可以伸缩的，则人们可以从减少欲望入手，使人们可以减轻很多为免除欲望不满足而发生的种种辛苦劳动了。

这种从欲望入手来做经济打算的态度，也可以把人领到迂阔的极端。既把人生看成了痛苦的源泉，则愈退愈后，清心寡欲，节衣缩食，还嫌不足；索性涅桨出世，把这臭皮囊一并不要。当然这种彻底的办法，可说是经济中的取消派，从一般常人看来，其难行处更甚于为上帝积财宝在天上。可是这种在节流方面做经济考虑以避免开源时所得忍受的痛苦，却是我们传统经济中常见的态度。

禄村的宦六爷要掼谷子，和他三十多岁的儿子说：“明天你不要上街，帮着掼一天谷子罢。”他儿子却这样回答：“掼一天谷子不过三毛钱，我一天不抽香烟，不是就省出来了么？”第二天，他一早又去城里闲混了。他父亲请了个帮工在田里工作。至于他那天是否没有抽香烟，我固然不知道，可是他既雇了人代劳，总得在别地方省三毛钱的花费，那是一定的。在他觉得以减少消费来作为避免劳动的理由很能成立，别人听来也不觉得有问题。普通多说：“多赚钱也不过多花。”意思是多花钱不见得比少花钱好，可是多费力却不如少费力。

这种打算不合理么？那也难说。我们若处在他们的生活情境中，也许也会和他们一般的。不抽烟是一种痛苦，劳动也是一种痛苦。我们若是一考虑哪种痛苦比较容易忍受，我们就走上了这一类的经济打算了。他们若考虑结果，觉得宁可生活程度低一些，免得在烈日暴雨中受罪，他牺牲一些享受来避免劳作为什么不能说是合理的经济打算呢？我们要知道，在一个生产工具简单的农村中，农田上的劳动，身体上要忍受的痛苦是太明显了。禄村的农作活动中除了犁田和耙田两节之外，全凭人力，好像插秧、拔秧、耘田，任何工具都不用，完全靠自体的手脚。割稻、掼稻虽用镰刀和木床，但是这些并不能减少多少体力的劳动。在农作中血和汗并不是比喻，而是事实。我们在乡下带了些红药水，请教我们的人真多。我们在田边看他们掼谷子，当时就见到腿上流着鲜血而继续在劳动的人。说他们身体是铁打的、不怕痛，那是文人的笔墨。凡是父母生的，谁不能辨别痛苦和安逸？在这种生产技术之下，要他们尽量生产、尽量消费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在一个机器生产的社会中，生产过程中的痛苦减少到使人做完工，即可以把痛苦遗忘，来娱乐场中寻快活的程度时，上帝才有信徒为他积财富。

当然我们还得注意的就是为生产而生产，不是为享乐而生产，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态度，可是这也不是在资本主义下劳动者的信条，而只是控制这制度的企业家的精神。这些脱离了劳动的人才会走上非人本主义的极端上去。在农村中，不劳动的地主们离开劳动的经验没有太远，他们刚爬出这必须以血汗来换米粮的水准。他们不容易了解离开了享乐，生产是有价值的。

即使，假定在农村中，有人想利用人家劳力来增进自己物质上的享乐，且不说，招惹人眼，有碍安全，他能得到的享乐品也很有限。在一个交通不方便，离开自足自给的经济没有太远的农村中，就是基本的日用品还有时会发生问题。我有一次到离公路线不过八十里的一个小村里去，刚逢大水过后，地上蔬菜给沙盖没了，这几个月里，出了大价钱也不容易买到，除花生之外的菜蔬，必要时，得隔六天走上四十里到一个最近的街上去买。这自然是特殊情形。可是内地的农村中有钱要买享乐也成问题，却是很普遍的。在这种情形中，至少是很容易使人少劳作，少消费，空着时间，悠悠自得，无所事事地消遣过去。像禄村一类的农村，不但以全村讲自给自足的程度很高，以个人讲，自足自得的味儿也很浓。他们不想在消费上充实人生，而似乎在消遣中了此一生。农民们企望的是“过日子”，不是“enjoy life”。

费孝通与禄村村民在一起（云南大学档案馆提供）。[图源：zhihu.com]

从减少消费上打算来减少劳动，却有一个限度。人的欲望固然可以伸缩，但是，除非毁灭生命，一个人机体的生存总是有一定得满足的需要。需要和欲望不同，有它客观的存在。所以人尽管厌恶劳动，在机体需要的压迫下，他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痛苦。这里有一个基本的经济打算，就是一个人愿意受多少痛苦，得到哪一种生活程度，才自以为满足。这个知足的界线，把那一些小地主们划出在劳动圈外，他们愿意生活苦一些，不愿意下田劳作。只有那些逃不了生活压迫的人，没奈何来从事劳动。从整个农村来说，一般的生活都迁就在近于最低的程度上。

减少劳动、减少消费的结果，发生了闲暇。在西洋的都市中，一个整天的忙，忙于工作，忙于享受，所谓休息日也不得闲，把娱乐当作正经事做，一样累人。在他们好像不花钱得不到快感似的。可是在我们的农村中却适得其反。他们知道如何不以痛苦为代价来获取快感。这就是所谓消遣。消遣和消费的不同在这里：消费是以消耗物资来获取快感的过程，消遣则不必消耗物资，所消耗不过是一些闲空的时间——但经济学的对象限于对付物资的范围，消遣就被一般经济学家所忽视了。忽视固然可以，但是要了解中国农村中的传统经济时，则常会发生隔靴搔痒的毛病了。

二、五家支付估计清单

厌恶劳动是禄村普遍的态度。我在第二章里已经说过，可是只有20%左右的土地所有者有资格脱离劳动。他们脱离劳动是付出相当代价的，雇工经营的结果，使他们生活降低了一部分。生活程度固然因不劳动而降低，可是这些人至少要维持他们认为过得去的生活程度，不然他们得以忍受劳动的痛苦来代替其他生活不足的痛苦了。在这里，我们得进一步追究在禄村人民眼中哪一种生活程度是认为足够，值得把这程度之上的物质享受来换取不劳动的闲暇。另一方面我们也得看一看那辈租人田的，和没有田的劳动者离着这足够的生活程度有多少远。接下去，我们可以了解这辈农民所患土地饥饿的病症，和他们如何设法从没有田爬到有田，从劳动爬到有闲。让我先把生活费用的材料提出来分析一下。

在一个消费品都倚赖市场供给的社区中，人民的生计可以从他们的日用账中看出来，所以普通研究生活程度的人，多以日用账作分析的材料。可是严格的说来，任何社区中，人们消费的物品和服役，不会完全靠市场供给的。日用账中总会遗漏一些人们生计上自给的及不用货币支付的部分。以都市中居住的人来说，这遗漏的部分也许是少到不必加以注意，可是在农村中却不然。

农民们不但服役，甚至重要的消费物品好像食料，大部分是自给的。所以把日用账作材料来分析农民生计，不免容易忽略农民生计上重要的部分。即使日用账是研究农民生计的重要材料，这种材料也很不容易得到，因为至少在中国农民中有记日用账习惯的，可说是很少的。除了调查者可以设法使他们自己或请人代替他们把日常的收支记成账目外，在农村中很少有现在的材料。我们这次去禄村时曾带了不少印好项目的账簿。使我们极为失望的，就是我们回来时依旧带着一包沉重的白簿。在禄村找不到可以为我们天天记账的农民，而我们又不能天天一家一家地去记账，更不能长住一年来做这工作。结果我们不能不选了几家比较和我们最熟悉的、经济情形又不同的人家，请他们依过去一年所消费各项的数目加以估计。凡是能以实物重量、容量或件数表示的，我们就根据它在1938年10月的市价来折算。凡是能用别种材料校核的，好像捐税等，我们对于估计再加以修正。这里的数目，因为是估计性质，自然不能十分正确，可是我们可以借此见到禄村人民生计一般的情形了。

支付清单中，本不应包括自给部分，但是为了比较时的需要，自给部分亦加列入，并用*符号加以表明，严格地说来，我们是不能用市价来折合自给部分的，因为这些物品和劳力并没有进入市场。若假定它们都经一番买卖，当时的市价，就不可得而知了。可是为了易于比较和综合起见，我在括弧中把这些物品和劳力相当于市场上的价格列入。自给部分，并不能完全列入表中，好像家庭间的服役等等，极难估计。我只能把那些自给部分有时是可以雇用或买得的才加入表中。

上表中所列五家，并不是同一时间调查的：甲乙丙三家是李有义先生帮我在1938年10月调查的。丁戊两家是张之毅先生在1939年8月单独调查的。为便于比较起见，丁戊两家的账目都合作1938年7月的物价计算。五家的家境可以简单一说。

甲家：有自营田36工（租出4工，典出3工除外）；家里人口：老母（60岁），家主自己（40岁），妻（38岁），大儿（17岁，学期间不在家），女儿（13岁），小儿（2岁）。

乙家：有自营田14工，典入13工，共27工；家里人口：家主自己（51岁），妻（49岁），次子（25岁，长期在外），媳（25岁），三子（17岁，长期在外），女（15岁），孙女（9岁，系已故长子之女）。

丙家：有自营田7工，租入30工，共37工；家里人口：家主自己（59岁），妻（49岁），子（21岁），女（17岁），次女（10岁）。

丁家：无田地及房屋；家里人口：家主（41岁），妻（40岁），女（12岁）。

戊家：无田地及房屋；家里人口：家主（47岁），妻（39岁）。

2019年的禄村农田。[图源：xinhuanet.com]

三、日常生活费用的分析

从生活费用来分析各家的生活程度，最好是根据各项费用所占的百分比，因为Engel曾立下若干原则，说明一家的收入和支出分配的关系。若是我们知道了各家支出分配的比例，就可推想他们收入的情形，因而决定各家生活程度的高低。

Engel的定律是这样：（1）收入增加则食一项支出所占全部支出比例，将见降低；（2）衣的一项支出所占全部支出的比例，不因收入的增加而变动；（3）住及燃料的一项支出所占全部支出的比例，不因收入的增加而变动；（4）其他的支出所占全部支出的比例，将因收入的增加而提。

Engel定律（恩格尔定律），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的一个规律。[图源：simplimba.com]

Engel的结论是根据他多年分析生活费统计的结果，但在这些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隐藏着的经济原则，就是，人生各种需要有缓急的不同；因之，各项费用所具伸缩性也有程度上的差别。一个人在食上边的消费伸缩较小，不论你的收入有多少，每日在食的一项上的支出，并不能有很大的差别；因之，一个人的收入若增加了，他多得的收入，并不会都花在食上边，结果使食的一项支出在全部支出中的比例，因收入增加而降低。收入多的人比较收入少的人，在食项的支出，比例上较低。衣和住比食的伸缩性大，但是比其他支出的伸缩性为小。依Engel的结论，刚是和收入作正比例的增加，所以它们在全部支出中的比例是不因收入变动而变动。“其他”一项中包括得很广，好像教育、医药、卫生、娱乐、社交等都在其内。这些项目不像衣食住那样和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有之固然生活可以丰富得多，但是失之也并不见会使人立刻活不下去，而且在这些项目中所可以费的钱也是没有个底，有多少可以花多少。没有钱少花些，有钱的多花些。因之，它占全部支出的比例将因收入的增加而提高。

现在让我们一看上述五家各项生活费用的百分比，我们的材料是否和Engel的定律相合？

甲乙两家是有田的人家，甲家有田36工，每年平均收入35石谷子，加上租出4工，每年可收1石6斗谷子（每工租4斗，因租其堂兄故租额较低），一共有36.6石谷子，可碾成米14石6斗，在储藏中亏耗十分之一，一年中至少可以有米13石。他们一家一年自己吃去2石8斗，可以余米10石，约占全部米产77%。若把这些米，在1938年秋米价较低时出卖，每石25元，可以得250元。他们在1938年约需340元，其中学费一项系受族中津贴，除外计算，只需220元，我们即使不把他们在副业里得到的收入算进去，也可以见到他们的收支抵消后，还有存余。

乙家有田14工，典入13工；一共可以收24石谷子，碾成米9石6斗。自己消费4石，余米5石6斗，亏耗除外，有5石米可以出卖，可得125元，他们1938年约支出现金160元，相差35元。这差额需要副业来维持。乙家的主人常常在街子间贩运货物。他和我们说：做买卖，出息大，只是没有田地靠得住。1939年，他赶过两次黄牛到昆明，一共得到100多元的利息，又到川街去贩了一次草纸，得50多元利息。

甲乙两家并不是禄村最富有的人家。可是在生活程度上说，是代表上等阶层的一般情形。他们有自己的房屋住，三间正房，楼上积谷，建筑也是整齐高大，在村中属于最好的一类。我们1938年调查时，就住在甲家。以我个人的经验说，比了江村的住家要强些。乙家的房屋，宽敞清洁还在甲家之上，房内的设备也很完备。衣着上，甲乙两家的主人，都时常穿没有补丁的长袍和棉袄。女人们戴着银饰，一点也不褴褛。从食的一方面说，他们平均每天有半斤肉吃，自己有菜园可以供给蔬菜。乙家自己做白酒，常请我们去吃点心，糯米粑、蜂蜜等是常备的小吃。甲乙两家的女主人都很会煮菜。当我们在村时，伙食常成问题。第一次是包给甲家。当时还没有觉到他们是村中有数在食的方面考究的人家。第二次我们包给赵保长家里，才知道中等人家没有油水的菜是什么味儿，真不能和甲乙两家相比了。

在衣食住各方面，甲乙两家即代表村内最高的生活程度。

我们不妨据此看一看他们支出各项的比例：甲乙两家在食料上购买部分所需现金只占全部现金支出的14%。若是我们把自给部分依市价折合，以求他们各家在食料上所费的总数，则占全部消费量的30%（甲家）到43%（乙家）。甲乙两家在百分比上虽有很大的差别，但在实数上则大略相等。百分比相差的原因重要的是在甲家有一大宗支出的学费，乙家无之。甲家这笔钱是由氏族津贴的，所以严格说来，甲乙两家相比较时，可以把学费一项除外。依这样修正，则甲家的食项应占全部支出的47%。甲家在食项上百分比较少，并不能说是比乙家在基本生活上享受得大，因为我们若检视，衣和娱乐两项，乙家较甲家花费为大。甲家比乙家花费较大的，在住（重要的是在修理房屋和炭两项）和捐税几项上。乙家的房屋较新，花费得少，并不指生活简陋。若是我们从生活实际享受上说，甲乙两家可以说是相等的。

丙家代表那种普通自己有一些田，更租得一部分田的自营兼租营的农家。他家的农场面积和甲家相若，人口亦相若，但是因为他所经营的田有大部分是租来的，一年要给地主15石谷子。他的农场上每年至多不过出33石谷子，交去租，尚余18石谷子。碾成米7石2斗，折去亏耗，约剩6石5斗。他一年中需要4石2斗米作食粮，于是只剩2石3斗左右，可以出卖，在二十七年（1938年）米价低的时候，只能卖得55元左右。他经常需要现金，所以不能不把应当作自给的粮食，先行卖出。到夏至之后，自己的米吃完了，卖完了，只能买谷子来碾米吃。我们在上表中的估计，没有把市价变动算进去，依1939年以前一般情形论，新谷上市时米价较贱，然后逐渐上升，一直到下一期新谷快上市的时候再跌下去。这种物价变动中，像丙家那种人家，在米贱时卖米，米贵时买米，是最易吃亏的。

在丙家食项支出的百分比上可以见到他的生活程度较低的情形。这项费用已超过全部费用的70%。单以肉食论，丙家较少于甲乙两家，甲家肉食占全部食项的25%，乙家占14%，丙家只占3%。

丙家在衣和住两项和甲乙两家比更是相形见绌。他们不穿袜子，赤脚，除了家主外，儿女们的衣服可说没有一件不补缀的。他们的房子，早年拆了，当材料卖。自己把土砖在原宅基上盖了两间两层的房屋。楼上窗都没有，可以住人的只有一间，全家都睡在里面。家具也破陋得很。住处拥挤的结果，全家患病，都传染着了回归热。当我们第二次去禄村时，家主自己黄瘦得不堪，撑了杖在门前晒太阳。他的妻刚死了半个月。女儿、儿子和新娶的媳妇轮流着患病。他们虽则患病较甲乙两家为多，可是医药费却较少，因为他们是没有能力在这上边花费。又加上他们是基督徒，相信祷告可以代替医药。据说他媳妇已经死了，可巧来了个教友，恳求上帝把她救活了。信基督教较信佛便宜，因为他们的上帝不要他花钱还愿谢恩的。

可是若是从百分比上来看，丙家在衣上和甲家相若，在住上则和乙家相若，并看不出重大的差别。只是在其他项目中和甲乙两家相比，除了捐税之外，才较为低落。

丁戊两家可以代表禄村一辈没有田的穷户。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屋，得租人家的地方住。一天近晚，我们在丁家闲谈，因为连下了几天大雨，土墙松了。我们刚说到一半，豁然一声，后墙坍了一个大窟，屋里突然亮了起来，把我们一吓，仿佛自己是在电影里。他们却很坦然。这是老经验。家主和他的女人说，这天晚上又不能安安逸逸地睡了。屋面逢着天雨，滴滴答答地漏着水。矮矮的楼上潮腻腻的，叫我们看到的人也难受。戊家的屋后是人家的菜园，地面较高，天雨时水隔着墙浸进来，满地都是湿的。一位邻居向他们建议沿墙开一条沟，好让水经他们的屋内流到门外街上去。他们两家都只有一楼一底两间，一切全在里面了。天气冷，衣服少，又买不起炭，背些树枝来烧，满屋全是烟。我们去找他们时，一定要在晚上，因为白天他们都出去做工的，我就怕这刺人眼睛的烟。时常和张之毅君说笑话：实地研究的人，不薰惯烟是做不成的。他们的住所，既潮又有烟，对于卫生上自然很难讲究了。他们两家都生过六七个孩子，丁家死剩了一个，戊家全死了。最近死的一个还是去年的事，活着的人眼睛都有毛病。

丁戊两家都是做工度日的。有工做的时候不用自己开伙食，请工的人家给他们饭吃，每天平均只需自备一顿，所以他们自家所需米粮较少，因之，他们在食的一项的费用只合以上三家的一半。虽则如此，可是食项在总支出中的百分比，却比以上三家为高，占60%—70%。若以现金支出来看，竟高至80%以上。

我已说过这一类卖工度日的人家，是靠工资生活的。张之毅君和他们混得很熟，曾替戊家的收入作过一个估计：男的以每年做350工计算，去年工价男工每天可以得工资1角，共得35元，女的工作机会少，每年正月十二月，每月做10工，八月九月做30工，其余各月约可做15工。共计一年可做200工。工资每天5分，共得10元。男的1938年背过6次盐，从猴井到禄丰，每次可以得1元。一共6元。他们总收入51元。此外，他们也做一些贩卖，够他们这一年的开支。换一句话说，他们的收入只允许他们现有那种很低的生活程度。

从我们直接的观察，丙家的生活程度较高于丁戊；丁戊两家之间，丁家又比戊家为优。可是在生活费用的百分比中，在食项中丙为最高，丁次之，戊和甲乙可以相若。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不是和Engel的定律有不相合之处了么？

Engel定律所要说明的，其实并不是收入变动对于生活各项费用所引起的影响，而是根据收入不同人家的日用账来说明收入不同的各家支配其收入于各项生活需要的差别方式罢了。换一句话来说，他是从静态来分析，并不是从动态来分析的。因之，他的定律在一个经济变动得较小的社区中是正确的，可是在一个财富方在重行分配的社区中，他的定律也就不能呆板地应用了。

假定有一家极穷苦的人家，每天只能在半饥饿的状态中过日子（这种人家在中国农村中并不少），他要是得到了新的工作，收入增加了一些，他第一要改善的是他的食的一项。Engel所研究的对象是饥饿线上的德意志都市居民，自然会觉得食项伸缩性是很少的。可是在饥饿线之下的农民，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上述丁戊两家都是卖工的穷户，以收入讲丁家略多，而在食上的百分比却较高；丙家的收入比丁戊两家都高，可是在食上所费的也较多。这正告诉我们这些人家还是在饥饿线上挣扎着。

假定这种穷苦人家，家运日臻好境，收入又增加了一些。他们在饱食之后，可以想到暖衣之道。下雨漏水的房屋，可以想法修理修理。百结多孔的衣服可以换一件比较出客的了。在这个时间衣和住的两项会跟着和收入增加成比例地提高。比如1923年印度孟买（Bombay）劳工局所调查工人家庭支出的结果，发现衣的一项支出，在全部支出中的比例是跟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的。这现象又见于杨西盂在1928年上海纱厂工人调查及刘大钧在1938年浙江吴兴的农村调查。在禄村我们看见丙家在这些项目上的百分比，并不比甲乙两家低多少。这是表明这辈人家刚爬出饥饿线，但是基本的生活还没有补充就绪，没有余力在“其他”项目上花钱。

在这里，还可以提到的就是我们要了解一家的支出如何分配。不但要顾到他们经济的一般地位，而且还要看他们所处社会所维持的风尚。Engel包括在“其他”项下的社交、娱乐等，在我们中国很可能寓之于衣食的。也许Engel所生长的德国没有在食衣上特别考究的风尚，所以使他不发生这个问题。烹饪技术发达的中国，一餐可费千金，大观园里吃一只茄子，要配上十几只鸡，非但吓坏了刘姥姥，也许Engel听见了不敢无条件地认为食在生活费中是最没有伸缩的一项了。另一方面说，在农村中教育、娱乐等能花钱的机会太少，收入多的人家也不便在这些项目中尽量挥霍，因之“其他”项目百分比的增加也不易和收入亦步亦趋了。

四、各家自给程度

在支付清单中，曾按项把各家自给部分用括弧注明。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各家的自给程度的高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