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飞雁：飞沙，麦浪和波纹 | 长篇小说《汴京听风录》创作谈

当代 · 公众号 · 文学 · 2025-01-03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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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飞雁《汴京听风录》，《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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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飞雁：汴京听风录｜新刊预览

飞沙，麦浪和波纹

—— 长篇小说《汴京听风录》创作谈

文|南飞雁

定稿那天在七月份，我正在鲁迅文学院参加培训，大概是晚饭时，我写完了最后一段，忽然感觉很饿。鲁院跟外经贸大学挨着，大学西门外有家卤煮火烧，我去要了碗卤煮，又要了瓶小二。卤煮快吃完了，酒喝了半瓶，还有些饿，就加了一份肠。我见店家钩起一截肠，挥刀剁出几段，汁水淋漓地拿刀一掬，稳稳抹进碗里，还笑眯眯冲我道：“您得着！”于是酒足饭饱，回到宿舍。

这是值得我个人铭记的一顿饭。这顿饭是为了给刚完成的小说一个纪念，也是给自己的一个犒赏。其实就字数而言，这不是我最长的小说。就时间来说，这也不是我跨度最大的小说。但无论如何，一顿卤煮营造的仪式感实在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在动笔后不久，我忽然开始意识到，手头这个小说与之前的写作确有一些不同。

这样的不同并不是刻意为之。不断地出发，不总在一处驻足，本身就是写作者安身立命的惯性。写作者最焦灼的不是再出发，以及出发后的天光之暗、风雪之烈、跋涉之难、崎岖之长，而是觅不见离开原地的朝向，下不了迈出一步的决心。既然离开了，迈动了，总会有不同，脚步不同，风景不同，摧磨也不同。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不同带来的迥异的新鲜感和刺激感，成了我最终完成这个小说的动力之一，也是为了保持这样的新鲜感和刺激感，我不断地闪转腾挪，把更多的不同小心翼翼地内化和呈现在作品之中。

简单地说，我写了一部通行概念的类型小说，或者说是通俗小说（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越发地兴奋和投入）。在这次前所未有的写作体验中，最大的兴奋点来自于不期而遇甚至是失控。不是说我盘算好了，我要改变了，要变得不同了，要写一个跟自己之前不一样的历史小说，而且是历史谍战小说了，这才撒脚狂奔出去。不是这样的。迈出的第一步，的确是在朦朦胧胧中启动的，我有些恍惚不定，并不清楚这个方向会通向哪里。也正因为不是全然的清楚，走着会跌倒，会下坠，会撞上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这才有真意思。

我生在河南，长在河南，而历史小说就像是河南作家的胎记，在我看来，不过是大小深浅和显露与否的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们可能会用“创作谱系”来形容。在更辽远的概念里，中原历史从《诗经》开始就被反复书写，无论是中原本土作家创作的历史小说，或者是众多作家创作的发生地在中原的历史小说，又何尝不是“中原历史小说”？这片土地上历史太长，苦难太大，故事太多，对写作者而言，这就是最清晰可辨的“富矿”。

我不止一次在开封城里城外游荡。开封城北东京大道南侧，有个普普通通的村子，名叫“孙李唐”。离村子不远，有家驴肉馆，那日有位当地文友请我喝汤吃肉。文友说，全国有两处地方驴肉做得最好，一处众人皆知在保定，是当时的对辽前线，另一处就在当时的国都开封。原因也很简单，北宋缺马，驴的耐力好、成本低，物资运输以驴为主，军粮不足还能杀了应急，而物资中转地就是开封，食材多了，做得就好。吃饱喝足，我们在附近闲逛，文友又告诉我，“孙李唐”原本叫“逊李唐”，当年李煜逊位被囚于此，后来南唐遗民多在此聚居，繁衍成村落至今。不经意间的闲聊，不期而遇的收获，都被我写进了小说里。

开封做过国都，做过河南省治、省会，在1954年省会迁郑之前，毫无疑问是河南的标签和符号。我在迈出第一步时的初心，就是希望能够重新建立读者对开封乃至河南的文学想象。我写的是一个古代谍战的故事，把我们熟悉的历史和看不见的历史翻转、淘洗，进而重建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学风景。两座开封城都在小说里流动，一个是日常的帝都故事，一个是隐秘的谍战故事，我想让这两个故事水乳交融，在烟火日常中写惊心动魄，在风云莫测中写市井人生。

我是在不断地走下去之中，渐渐意识到我在写什么，至于如何写，似乎并没有成为写作的最大挑战。完稿之后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幸运。因为历史本身已经够精彩了，所以我在呈现这个“本身”的时候，在处理历史、政治、文学三重关系的时候，调用了我全部的阅读储备和技术积累，只想有更多的读者面，只想能让小说更好读，唯有如此才能在更多的读者心里、脑海里用小说激活历史，从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开封，而这个开封是历史意蕴和文学意义的开封。至于叙事策略也好，情节铺排也好——不是说我要写一部谍战类型小说，而是历史中先有了滋生这样故事内核的可能性；更不是说我为了写一部谍战类型小说，就要处心积虑去设置这样那样的悬念，再技术性地去拆解，而是历史本身就比小说精彩得多。

小说里的“皇城司”，是北宋最为著名和神秘的间谍机构，而与之相对应的辽国“刺机局”，则完全是我的虚构，当然我知道一定会有这样的机构存在，只是被历史中的烟尘遮掩了。《辽尚书左仆射中京留守贾师训墓志》中记载：

素闻燕京留守府……其府置一局，诸事连外境，情涉谋叛者，悉收付之考劾，苟语一蹉跌，即置之孥戮，亦委是吏主之。

可惜的是，碑文中我最感兴趣的信息，恰恰是不可考的“一局”。我本想定名为“刺事局”，后来觉得太平常，就定成了“刺机局”。与之相似的还有“皇城司”。关于“皇城司”的史料记载和专门论文极多，但其具体下设机构和行事规则却是语焉不详，我一时兴起，也是行文所迫，虚构了这样一段文字：

皇城司一处四房，素有“劳、险、凶、薄、冤”之称。宫事处守着皇宫禁中，日复一日经年无休，占着“劳”；探事房监察百官动态，侦缉情报间谍，时时命悬一线，占着“险”；刑事房负责缉拿、安保和侦破行动，往往九死一生，占着“凶”；律事房分析情报，保管存档和内部执律，算是“薄”；提牢房则专管关押审讯要犯，刑法惨烈无人不屈，可谓“冤”。

这里的宫事处、探事房、刑事房、律事房和提牢房，以及各自的职责功能，还有“劳、险、凶、薄、冤”的诨名，也是我的虚构。正因为我相信历史中确有其事，我就把虚构也当成了真的去写。

徐兴业先生的《金瓯缺》是我最喜欢的历史小说之一，郭绍虞先生为之作序，开篇就写到：

写历史小说有写历史小说的困难。不熟悉史实，则不会原原本本地写成有条有理、丝丝入扣的文章。姚雪垠同志的《李自成》就是在刻苦钻研的基础上，搜罗了大量的资料，用去伪存真、剔异求同的科研手法才理出一个线索来的，所以历史知识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这还不能算是创作，所谓创作，乃是“自无而成有”之意，西人的术语称为making out of nothing，这就说明创作与著作不同，由艺术言著作还低一级，创作要高得多。这却是写历史小说最困难之点，而姚氏还以他自己独特的丰富的想象力写得有骨有肉，栩栩如生。因此我现在还想补充一句，不仅“自无而成有”，还要“自静而到动”。所谓“到动”即一般人所说“写得活”的意思。

我想，所有想要写作历史小说的同行们在动笔之前，都应该反复研读咀嚼这段话。如果真有可称之为“正典”的写作铁律，大概这段话足以列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