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年︱《韩非子》文本的写本学考察

影钞宋乾道本《韩非子》书影，方勇编纂《子藏·法家部·韩非子卷》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4年5期， 责任编辑陈斐， 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韩非子》不仅是法家的集大成之作[1]，同时也是先秦子书的代表之作。而其文本问题的复杂性，在子书中也比较突出，历来号称难读。前代学者在文本真伪、作时考辨、性质界定、字词训释、文本解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仍有一些文本方面的问题，因受传统观念、时代局限以及研究方法的制约，历来或歧见纷出、言人人殊，或困于一隅、进展甚微。择其要者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初见秦》一篇，既见于《韩非子》，又见于《战国策·秦策一》，一篇文章为何被两书同时收录？第二，《存韩》不仅包括韩非的“上秦王书”，还包括李斯的“上秦王书”及“上韩王书”，一题而包含三篇文章，原因是什么？第三，《说林》分为上下两篇，《储说》分为《内储说》上下和《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六篇，《难》也分为四篇，这些篇目为何会如此分篇？第四，《饬令》与《商君书·靳令》文字基本相同，《有度》部分文字与《管子·明法》相近，《奸劫弑臣》“厉怜王”一节与荀子《谢春申君书》文字一致，前人或以为“重文”，或以为抄袭，而《人主》篇又是杂辑《韩非子》其他篇章文字而成，对于这些重复的文字，应该如何认识？此外，《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特别著录了《孤愤》《五蠹》《内外储》等篇目，司马迁的依据是什么？《孤愤》《五蠹》诸篇为何又是“单篇别行”？这些问题分别涉及《韩非子》文本的形成、收录、保存、流传等方面，从传统文本考辨角度着眼，很难予以合理说明，这就需要我们换个视角考察，写本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视角。

20世纪中国古代写本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宋元以来的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方面，尤其以敦煌写本研究成绩最为卓著[2]。近年来，学界不断向前代延伸，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童岭《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伏俊琏《写本时期文学作品的结集——以敦煌写本Дx3871+P.2555为例》和《通过写本学，解码中国早期文献》、冯胜君《从出土文献看抄手在先秦文献传布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等论著相继问世[3]，这显示了当前中国古代写本研究的重要进展。不过，就早期典籍特别是先秦子书而言，如何运用写本学视角对具体文本做出更为合理的阐释，从而解决传统认识的很多难点乃至误区，是目前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本文正是试图以写本学眼光对《韩非子》文本中一些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

《初见秦》是《韩非子》中的第一篇，也是问题最多、争议最大的一篇，原因在于它也收录在《战国策·秦策一》中，被视为“张仪说秦王”的说辞。这样的情况在先秦典籍中还是比较少见的，特别是考虑到《韩非子》与《战国策》都经过刘向整理，就更让人费解了。

《初见秦》的作者，从北宋以来就聚讼纷纭，除了韩非、张仪之外，还有蔡泽、范雎、吕不韦、李斯等说法[4]。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该文并非韩非所作，其所言时事都在秦昭襄王时，最晚为公元前257年的秦赵邯郸之战。文中所称十次“大王”，均指秦昭襄王，故此文可以确定作于秦昭襄王时，而韩非在此时并未入秦。同样，该文也非张仪之说辞，因为根据《史记·张仪列传》与《六国年表》的记载，张仪死于秦武王二年（前309），下距秦赵邯郸之战尚有五十多年。

《初见秦》既非张仪之作，也非韩非之作，如何会被收录在《战国策》与《韩非子》中呢？有人认为，这是刘向校书时的失误。徐敏说：“刘氏既校过《战国策》，又校过《韩子》，竟将《初见秦》误作韩非的著作，而没有发现此篇已编入《战国策·秦策一》张仪的事迹里。像刘氏父子这样博学的人，也会出现如此歧出的错误，可见编校先秦古籍之难。”[5]周勋初也认为，《初见秦》之所以被两收，是因为“刘向对《韩子》作品的内容已有隔膜之处”[6]。不过，这个看法是需要讨论的，它过于明显，以刘氏的学养断不至犯。

其实，用写本学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战国策》与《韩非子》同时所收，乃是一篇文章的两个写本。也就是说，《初见秦》一篇，在当时已有不同的写本流传，《战国策》作为张仪游说秦王之辞收入《秦策一》中，而《韩非子》则将其作为韩非上秦王书列为全书第一篇。

《战国策》实际上是战国策士文章的汇集，其中很多都是模拟、练习之作，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记载。《秦策一》记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事，“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7]，由“书十上”可知，很多“上书”都是提前预备好的，非必其人亲身游说；有些上书也只是呈递到了君主那里，未必真有游说事实。这类文章在当时是很多的，大部分已经汇编成集。《战国策书录》云：“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又云：“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这些不同名称的书，可以理解为战国策士文章不同的传抄本。刘向将其校雠编次，去其重复，最后定名为“战国策”，他说：“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8]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有一种与《战国策》类似，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其中11章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余嘉锡说：“夫除去重复，尚得三十三篇，而以国别者仅八篇，是其体例不同，以书之性质言之，则曰《国策》《国事》《事语》。以书之形式言之，则曰《短长》《长书》《修书》，是其书名不同。此不但不出一人，亦本非一书。”[9]这说明当时流传的策文存在很多重复。

看来，收于《秦策一》的“张仪说秦王”一篇，就是战国后期的一位策士为游说秦昭襄王而作，这篇文章不只有一个写本，其中有用于个人简练揣摩的写本，也有专门上书给秦昭襄王的写本。那些收录在《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书中的写本，后来经过刘向统一归并整理，编入《战国策》。而上书给秦昭襄王的写本，则被存入秦国的宫廷档案。这个写本因为涉及求见秦王及秦韩关系，而被误以为是韩非“初见秦”时的专门上书，从而与《存韩》等档案文书收在一起，后来编进了《韩非子》。

关于《初见秦》被编入《韩非子》的问题，拙著《〈韩非子〉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有专门讨论[10]。简单来说，《韩非子》中诸如《初见秦》《存韩》等文章，因为是专门的上书，作为国家档案被内府保存，未遭秦火毁损。秦亡之后，这些宫廷内府档案被萧何等人率先接管下来。及至汉初，整理、研习韩非学说者，又将《初见秦》等秦廷档案材料编入韩非的著作中，而且列在全书之首，以凸显“以史实为序”的用意。按照编集者的理解，《初见秦》是韩非第一次求见秦王时的上书，它与《存韩》一起被编入，除表示编纂者“来路不简单”之外，“也表示他有意将此文作为韩非生平事迹的史料，列在书前”[11]。韩非平生曾有两次出使秦国的经历[12]，这一点在《初见秦》的篇题中也透露了出来：“初见秦”三字，既点明“见秦”之意，同时又暗含了后来的“再见秦”，表明编集者对于韩非“二次使秦”的认识。

所以，刘向将一篇文章两收于不同的书中，根本原因在于：他对于《初见秦》的作者也已无法确定，为了审慎起见，他分别保存，既见书籍旧貌，也表示存疑，这即余嘉锡所说“虽明知其非真，以其相传既久，与其过而废也，宁过而存之”[13]。

另外，《初见秦》被两收也与刘向校理群书的原则有关。李锐说：“古书中多附录之文，如《韩非子》有《初见秦》，因《汉志》中经书、子书不互校。”[14]也就是说，《韩非子》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于“诸子略”的“法家”，属子书类；而《战国策》因其“记春秋后”则被著录于“六艺略”的“春秋家”，属经书类。作为子书的《韩非子》与归到经书类的《战国策》分属两个不同的部类范畴，二者即使有篇章重合者，刘向也不会删去其中之一，《初见秦》正是如此。此即不同写本的分别收录。

总体来说，《战国策》的“张仪说秦王”与《韩非子》的《初见秦》，尽管内容相同，但却是两个不同的写本，体现了早期写本在制作、保存、传播中的不同形态与不同途径。

《存韩》是一篇很特别的文章，共包含三部分，分别为“韩非上秦王政书”“李斯上秦王政书”“李斯上韩王安书”，是典型的“一题多文”或者“一本多文”。“存韩”的题名，只能涵盖全篇的三分之一内容，即“韩非上秦王政书”，而后两篇李斯的上书，则与“存韩”的意思完全相反。这三篇作者不同的上书之所以被收录于《韩非子》并且集中在一个题名之下，正是早期写本特殊形制的体现。伏俊琏指出，传世的先秦两汉文献中多有一个篇题下包含多篇文章的情况，这与早期写本的制作方式有关：

这个解释是很精当的。一题三文，实际上就是一个写本。三篇上书从性质来看，是一组具有档案性质的文书；从内容与主题看，都与韩非使秦时的“存韩”主张有关；从形式看，三篇都是给君主的上书。所以，抄写者将其抄在一起，作为一个完整的写本。这个抄写者应该是秦国宫廷档案管理人员，后来《韩非子》的编集者遂将其一起编入集中。

同样的情况还有《韩非子》中的《问田》一篇。由文中“堂谿公谓韩子”之称谓看，当是韩非后学之作。该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徐渠问田鸠”，讨论明主用人的政治主张；第二部分是“堂谿公谓韩子”，讨论全遂之道与危殆之行。篇题“问田”，只是从首句“徐渠问田鸠曰”中摘取而成，与第二部分无关。这两部分本是两篇文章，写本的制作者将其编在了一起，题为“问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两篇内容都与“术”“度”有关：第一部分讲“主有度”“上有术”，是田鸠的术、度观；第二部分讲“立法术，设度数”，是韩非的术、度观。而且，两篇都采取问对形式，所以抄写者就将其合在一起，制作成一个篇幅短小的写本，其实质依然是写本的“一题多文”。

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出土文献加以说明，最为典型的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子羔》篇。该篇实际包括《子羔》《孔子诗论》《鲁邦大旱》三篇文章[16]。通过认真对照字体后可以确认，这三篇形制、字体相近，应是同一人所抄，竹简的规格也完全一致。这个写本卷起来之后，背面的篇名题的是“子羔”，它是三篇的共名。伏俊琏认为，将这三篇文章写在一起，是由于其内容都与孔子相关：“《孔子诗论》是孔子的文学观，《鲁邦大旱》讲孔子的古史观的，《子羔》是孔子的生死观，所以把它们抄到一起，合起来刚好是一个完整的写本。”[17]可见和《存韩》《问田》等篇情况类似。

我们还可以结合早期文本的作者问题来对此予以分析。张瀚墨指出，即使《孔子诗论》可能真的无法确定其创作者和书写者究竟是何人，但如果我们假设早期文本的作者权是一种人为的“赋予”，那么《孔子诗论》和《鲁邦大旱》《子羔》一样，其“作者”还是应该赋予子羔，“子羔作为孔子弟子的名字，其作用是将三篇竹书编为一编，即起到提示词的作用”[18]。这是很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子羔”可能并不是这三篇文章的实际作者，但他可以作为一个大体上合篇的标志或记号，从而将其统合为一个写本。

与此类似的还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所收的《四告》一组文章。“四告”为四篇文献的合称，分别是周公旦、周公之子伯禽、周穆王满、召穆公四人的告辞[19]。其中第一篇是周公向皋陶祝祷的告辞，周公历数商纣暴虐与周文王、武王功业，希望皋陶护佑成王，选贤任能，维护周邦刑法典律。该篇内容与《尚书·立政》密切相关，结构、文句多有相似之处。第二篇是伯禽初封于鲁，祈求无有过失、长保鲁邦的祷辞。第三篇是周穆王自悔耽于游田，祈求安静其心的祷辞。第四篇则是因望鸱集于先公寝庙，召伯虎祈求禳去灾祸、永嗣邦家的祷辞。四篇告辞各自独立，依时代之序编排，体现了书类文献的编纂特点[20]。从写本学角度看，《四告》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早期写本“一题多文”或“一本多文”的特征。四篇告辞从性质上说，都是西周王室的档案，周穆王姬满的告辞作为王室档案不遑多论，周公、伯禽、召穆公都贵为王公大臣，在朝用事，其告辞也应该是王室档案，其内容都属于告神一类[21]；从体制看，《四告》为五十支简的一卷竹书，四篇文献各自独立，每篇提行书写，篇末有终绝符号，简背有序号标示，其中，一至十四号简为第一篇，十六至廿四号简为第二篇，廿六至卅七号简为第三篇，卅八至五十号简为第四篇，第一篇与第二篇之间的十五号简，第二篇与第三篇之间的廿五号简，原应为空白简，相当于写本中的空白插页。“这种外部形态，也让学者开始重新思考竹书的主观单位‘篇’与客观单位‘卷’的关系。”[22]它也恰恰表明了早期写本“一本多文”现象：四篇文章总为一卷，虽相互独立，但内容、主题都与祝祷禳灾相关，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独立的写本。

此外，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中，《老子》与《五行》《九主》《明君》《德圣》四篇抄在一起；《老子》乙本中，《老子》与《经法》《十六经》（或称“经”“十大经”）《称》《道原》抄在一起[23]。以前研究者多关注其思想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从写本制作角度来看，抄写者将内容相近或者相关的文章抄录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写本，正是“一本多文”的独特形制。

要之，“一题多文”或“一本多文”，乃是写本时代一种特有的现象。我们考察这些写本，一定要将这些文章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而不能轻易将其割裂开来，这是早期写本的整体性特征。

《韩非子》有《说林》上下两篇，又有《内储说》上下及《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六篇，此即《韩非子》中的“说体”一类。

“说”是先秦时期的一种特殊文体，是“对先秦源自讲说、记录成文、具有一定情节性的叙述体故事文本的统称”[24]，故事简短、独立，多带有明确的思想指向。“说林”“储说”就是将众多独立的“说”汇集起来，编为一秩，与《淮南子·说林》、刘向《说苑》一样，都是“说多如林”的意思。司马贞《史记索隐》说：“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25]至于《储说》，《韩非子》旧注：“储，聚也。谓聚其所说。”[26]“聚其所说，储以待用”，就是郑良树所说“将许许多多的‘说’储聚在一起，藉以表达作者的思想”[27]。从文本性质看，《说林》与《储说》都是对“说”类文献的汇集，属于学派内部著述或教学用的一种特殊写本。《储说》的用途较之《说林》要更为具体一些，当是韩非学派用来教授弟子门人的基本材料[28]。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说林》与《储说》的分篇。日本学者太田方说：“《储说》一篇，分为内外，内篇又分为上下……外篇分为左右，左右各分复为上下矣。内外、左右、上下，非有他义例，以简编重多故耳。犹《老子》上下篇，《庄子》内外篇也。”[29]“简编重多”正中肯綮，揭示了这两种写本的分篇原因，也涉及早期写本的规模与篇幅问题。

关于早期简牍写本的规模，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曾做过推测，认为简有二尺四寸的长简，约五十六厘米；一尺二寸的中简，约二十八厘米；八寸的短简，约十九厘米；最短的简约十四厘米。每支简的行数为一到两行，字数依简之长短不一，四十字到八字不等[30]。这是大致情况。根据秦简所记，秦时官方规定给朝廷上报文书的简不能超过一百枚。《岳麓书院藏秦简》第5册1698、1707号记载：“其一事而过百牒者，别之，毋过百牒而为一编。”[31]汉代居延兵书简有七十枚编连的情况。伏俊琏据此认为，非官方的一个写本的长短比较随意，可以抄写一篇文章，也可以抄写数篇文章。出土的早期简牍从字体判断，多数是二三十枚简组成一个写本。他进一步推测，一个写卷四十至六十枚简的比较多，一枚简抄四十字左右。这样，一个写本长的可以抄三千多字，短的可以抄一千多字，二千五百个字左右比较常见，所以《老子》五千字，刚好分上下篇，抄于两个写本[32]。这应该是当时写本的普遍情况。以此规模来衡量《说林》，情况也正相类。《说林》上下各近三千字，合起来将近六千字。因为它本身是对“说”类文献的原始汇编，如果将其作为一个写本，不仅篇幅太大，也不利于翻检，所以抄写者分成了两个写本，以“上”“下”来区分。

与《说林》相比，《储说》的情况则更特别。《内储说》共一万多字，上下篇各有五千多字；《外储说》篇幅更大，共两万多字，其中左上、右上每篇有六千余字，左下、右下也各自大约四千字，各本的篇幅远超一般写本的规模。这是由其文本性质与编排体例决定的。作为学派内部的教材，其篇幅自然要更为庞大一些，更为重要的是，《储说》的结构编排采取以“经”驭“说”、以纲带目逐条展开的形式，正如赵逵夫所说：“《储说》部分将所收集寓言分类编辑，各有提要，带出目录，以便记忆和运用，这在当时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编排方式。”[33]这种体例在先秦诸子文本中极为独特。正因为如此，整理、抄写者在写本制作时，就必须考虑到实际使用的方便，尽量将其作为一个写本单位，而不是将“七术”“六微”等完整、独立的内容割裂开来。尽管如此，《储说》诸篇字数多达五六千字，这样的规模在早期写本中是很少见的，这也让我们对早期写本的情况有更多认识。

《韩非子》中还有《难》四篇，情况也与此类似。《难》是韩非学派的日常练习之作，类似于读书笔记，也带有一定资料性质，有些内容已被其他文章引用[34]。韩非在将这些材料组织成篇时，有意识地使之一致化，以“或曰”的形式统一全篇。《难》共分为四篇，分篇的原因，也是由于“简编重多”、篇幅过长。考察《难》的规模，其中《难一》《难二》《难三》都在三千字左右，《难四》近两千字，四篇合起来超过一万字。如果将其作为一个写本单位抄写，则篇幅过于庞大，所以抄写者将其分别抄录在四个写本上，以数字作为区分，也表明其内容上有连续性。

要之，与《存韩》“一题多文”或“一本多文”的情况不同，《说林》《储说》《难》等篇，是一篇文章或一个大的题目分为几个写本，写本之间前后承续、相互关联，可称之为“一文多本”或“一题多本”，这也是考察早期写本时不能忽视的。

先秦子书中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一题多本”现象。《墨子》中有所谓的“十论”，各分上、中、下三篇[35]，一般认为是墨子后学所记，如胡适说：“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学说所作的。”[36]梁启超说：“前十题二十三篇，是墨学的大纲目，《墨子》书中的中坚篇，中皆有‘子墨子曰’字样，可以证明是门弟子所记，非墨子自著。”[37]程水金则进一步指出：“此二十四篇文章，应该是墨子当年讲学的记录，由墨子后学世代承传并不断有所增益而成。”[38]这些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值得注意的是，“十论”尽管各分为上、中、下三篇，各篇是相互独立的完整篇章，但实际上内容基本相同，所谓“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39]。这就非常值得寻味：这些内容近似的文章为什么会在《墨子》一书中重复出现呢？前人对此做过很多推测。如梁启超说：“每题各有三篇，文义大同小异，盖墨家分为三派，各记所闻。”[40]陈柱则说：“余意墨子随地演讲，弟子各有记录，言有时而详略，记有时而繁简，是以各有三篇。当时演说，或不止三次，所记亦不止三篇。然古人以三为成数……故编辑《墨子》书者，仅存三编，以备参考。”[41]杨宽认为，上、中、下的分篇和《墨子》各篇的撰述时间先后有关，“上篇文字简要，以理论为重，各下篇言繁好辩，推重迷信，中篇适得乎中……上篇较早，中篇次之，下篇较晚”[42]。方授楚则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兼爱》《非攻》乃均下篇最先写成，次有中篇，再次始有上篇”，并指出《尚贤》《尚同》《非乐》《天志》的上篇也应该在中、下篇之后[43]。栾调甫则认为，“十论”的分篇是方言、语词差异和地域差异造成的，上篇是秦之墨，中篇出于东方之墨，下篇则出于南方之墨[44]。可以说，人们在此问题上意见歧出，莫衷一是。

其实，如果从写本学“一题多文”的角度考虑，就很容易理解了。上、中、下三篇，是墨子后学传习师说时围绕一题所制作的三个写本。《韩非子·显学》说：“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十论”的上、中、下，就是墨家三派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的不同著作，整理者将其分别作为单独的写本汇集在《墨子》一书中了。俞樾说：“今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乎。”[45]这就将《墨子》的编集成书与“墨离为三”联系了起来。“十论”的编成正是对墨家三派不同传本的汇合，其上、中、下的分篇，并非前引梁启超、陈柱、杨宽等人所推测的各种缘故，而是对墨家三派所制作的不同写本的区别。与《韩非子》中的《说林》《储说》《难》等篇相比，《墨子》“十论”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早期写本形成过程中的“一题多本”现象。

这种特殊的“一题多本”现象，对于理解《说林》《储说》等篇的写本问题很有启发意义。“十论”是墨子后学对师说的记录，则其本身亦具有学派教材性质，这与《说林》《储说》等颇为类似。看来，在先秦子书的写本制作中，作为学派内部的教材，其写本的篇幅与规模要更为庞大一些。说到底，写本的制作源于实际使用的需要，其分篇与形态根本上也是由其实用性决定的。

中国早期文献特别是先秦西汉典籍当中，多有文字相同或相近的现象，前人将其称为“异文”“重文”“互文”或“同文”，这里按照较为通行的说法称为“重文”。不同典籍之间或者同一典籍的不同篇章之间，往往有整段甚至数段文字的重复，而这又多牵扯到文献真伪、时代先后的问题，很令人头疼。李锐说：“‘同文’分析法，对于校勘、训诂的工作，非常有帮助；但是超出了校勘、训诂的范围，进而要用它分析古书篇章的年代先后、真伪，恐怕就不是很有帮助了。对于‘同文’，我们更应该考虑到同出一源的可能性。”[46]如果单纯讨论两种重文文本之间的关系，的确很困难，但如果从写本学的“预设”去做文本分析，则可以对一些问题得出新的理解。

《韩非子》中重文现象很多：《饬令》与《商君书·靳令》文字基本相同；《有度》部分文字与《管子·明法》相近；《奸劫弑臣》之末“厉怜王”一节，并见于《韩非子》《战国策》及《韩诗外传》三种文献。至于《人主》一类的文章，明显是杂辑《韩非子》中其他篇章文字而成的。对这些重文现象，应当如何认识呢？

笔者认为，《饬令》实际上是《商君书·靳令》的另一个写本，可能就是韩非读《商君书·靳令》时的抄写本。从传统的古籍辨伪学视角看，《饬令》就是抄袭《商君书·靳令》，其著作权自然要归到商鞅名下。可是，如果我们将其看作一个独立的写本，那么情况便不同了：韩非研读《商君书·靳令》而制作的写本，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有选择、有调整、有删节，体现了他的思想、眼光乃至情感，也体现了写本的价值和作用，这样的理解已经超越了“重文”的意义范畴。

《有度》与《管子·明法》的情况有些变化。《有度》的篇幅是《管子·明法》的三倍，关于二者的先后，周勋初认为《管子·明法》是节录《有度》而成的[47]，郑良树则认为是《有度》因袭了《管子·明法》[48]，金敏也持此说[49]。在笔者看来，《有度》并非韩非之作，因为其开篇即说：

文中说到荆、齐、燕、魏四国之亡，可是韩非卒年在公元前233年，那时四国并没有灭亡。魏之亡在公元前225年，已是韩非去世八年后的事；最晚的齐亡已距韩非之死十二年。有人认为，此处的“亡”不是指国家的灭亡，而是说国家的衰弱与危亡、名存而实亡以及君主的大权被臣下操纵[50]，这是不准确的。因为文中明确说到“安釐死而魏以亡”与“今皆亡国”，魏安釐王死于前243年，魏之亡在前225年，前后相差不足二十年，“魏以亡”与“今皆亡国”显然就是指国家的灭亡，而不是说国力的衰弱等。《有度》应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之后，韩非的弟子、后学研读《韩非子》与《管子·明法》时制作的一个写本。研读者对韩非的思想非常熟悉，在记录学习心得的同时也抄录了《管子·明法》的一些内容。这个写本正体现了法家学派内部的学术传承。

再来看《奸劫弑臣》的“厉怜王”一节：

这段文字很特别，与《战国策·楚策四》及《韩诗外传》卷四所载荀子《谢春申君书》文字基本一致，是一则极为典型的“重文”。《奸劫弑臣》前一部分重点论述防奸，后一部分批判“世之愚学”，其末云：“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从内容来看，这段文字就是对全文的收束，文章的意思到此已经完足。“厉怜王”一节，显然就是附益之文。不过，它与前面两部分的文意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笔者推测，它应是韩非在写完自己的文章后，又抄录了相关的荀师之语，附在后面，此即胡元仪所说：“韩非，郇卿弟子，其书援引师说，又何足怪。”[51]这个写本不仅反映出《荀子》与《韩非子》文本内容上的前后关联，还反映出荀、韩之间的师生关系与学术传承。这些，仅仅依靠“重文”理路是很难解释的。

此外，像《人主》这样的篇章，杂辑《韩非子》中其他文字而成，更多体现的是韩非学派内部的学术交流与传承。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司马迁在《史记·韩非列传》中说其“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52]。他所列举的各篇，实际上都是各自独立的写本或者写本的结集：《孤愤》与《五蠹》是两个独立的写本，“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既体现了古书“随时所作，即以行世”的“单篇别行”[53]，更展现了早期写本的抄写与流传情况；《储说》《说林》作为“一题多本”的多个写本，不仅反映出《韩非子》最初的编集情况，也显示了战国末期子书写本独特的结集面貌；至于《说难》，本传更是全篇过录，文字与今本《韩非子》亦有所差异，当是所据写本不同而致。

总之，从写本学视角审视，《韩非子》文本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韩非子》在先秦子书中具有总结性意义。这个总结性，不仅体现在理论、思想、学术以及文学等方面，同时还体现在写本形态上，这为我们理解作为“一家之学”的先秦诸子提供了新的视角。进一步说，分析《韩非子》文本的写本特征，对于重新理解先秦子书乃至中国早期文献的普遍特征，无疑有着范式意义。写本不同于刻本，写本学的视角也不同于传统的文献学视角。以写本学的眼光审视先秦子书，实际上是对古书的重新认识，涉及文本的生成、真伪、收录、保存、流传及史料价值的发掘等多个方面。不仅《韩非子》如此，《老子》《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以及《吕氏春秋》等先秦子书都是如此。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韩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8ZDA250）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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