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启超的心中,国家占有非比寻常的分量。他曾说:“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
戊戌变法失败不久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逃亡到日本的梁启超写下了名篇《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即使处于那样颠沛流离的境地,梁启超仍在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
而后当袁世凯企图称帝时,梁启超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抵制复辟逆流。面对袁世凯的威逼利诱,梁启超不为所动,坚持将此文发表,并绕道香港赴广西发动护国运动。
“饮冰十年,难凉热血。”退出政坛后的梁启超,晚年一直在天津寓所安心著书立说,潜心思考中国社会的走向。在这期间,他的家国情怀并未磨灭,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传给自己的孩子们。1898年到1928年间,梁启超共给子女们写了400余封家书。这些家书,是梁启超家国情怀的最好见证。
1919年12月2日致思顺书:“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
1927年2月16日给孩子们书:“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
透过浓重的笔墨,梁启超把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人民强烈的责任感,灌注到子女的精神世界里。他所希望子女成为的,绝对不是那种旧式家庭的孝子贤孙,而是一个肯于奉献社会的“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