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叫受过教育？

教育或文化的目的不外是在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和行为上的良好表现。 有教养的人或受过理想教育的人，不一定是个博学的人，而是个知道何所爱何所恶的人。

一个人能知道何所爱何所恶，便是尝到了知识的滋味。

世界上有一些人，心里塞满历史上的日期和人物，对于俄国或捷克的时事极为熟识，可是他们的态度或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社交集会里碰到这么一个人真是再气煞人也没有的事了。

我曾碰见过这种人，觉得谈话中无论讲到甚么话题，他们总有一些事实或数字可以提出来，可是他们的见解是令人气短的。这种人有广博的学问，可是缺乏见识或鉴赏力。 博学仅是塞满一些事实或见闻而已，可是鉴赏力或见识却是基于艺术的判断力。

在被各种胡说包围的世界里，独立的判断力最重要

中国人讲到学者的时候，普通是分为学、行、识的。对于历史学家，尤其是以这三点为批评的标准；一部历史也许写得极为渊博，可是完全没有见识，在批判历史上的人物的事迹时，作者也许没有一点独出心裁的见解或深刻的理解力。

要见闻广博，要搜集事实和详情，乃是最容易的事情。

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有许多事实，我们要将之塞满心中，是很容易的；可是选择重要事实时所需要的见识，却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这要看个人的观点如何。

一个人必须能够寻根究底，必须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必须不受任何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究的胡说所威吓，才能够有鉴赏力或见识。

我们成人的生活无疑地受着许多胡说和骗人的东西所包围： 名誉的胡说，财富的胡说，爱国的胡说，政治的胡说，宗教的胡说，以及骗人的诗人，骗人的艺术家，骗人的独裁者，和骗人的心理学家。

一个人做错了事，便是错了，用不着拿出伟大的名誉以威压人，也用不着说他曾读过许多我们不曾读过的书，以恐吓人。

所以，见识和胆量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中国人往往把识和胆连在一起；而我们知道， 胆量或独立的判断是人类中一种多么难得的美德。

我们看见一切有特殊建树的思想家和著作家，在幼年时代都有这种智能上的胆量或独立性。这种人如果不喜欢一个诗人，便表示不喜欢，纵使那个诗人是当时最有声望的诗人；当他确实喜欢一个诗人时，他便能够说出喜欢他的理由来，因为这是他的内心判断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所谓 文学上的鉴赏力 。

如果当时盛行的绘画学派的主张，使他的艺术本能感觉不快，他也会加以反对。这就是 艺术上的鉴赏力 。

一种流行的哲学理论或时髦的观念，纵使得到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的赞助，他也会表示漠然的态度。他要等到自己心悦诚服，才愿相信一个作家的话；如果一个作家能使他信服，那个作家便是对的，可是如果那个作家不能使他信服，那么，他自己是对的，而那个作家是错的。这就是 知识上的鉴赏力 。

这种智能上的胆量或独立的判断无疑地需要相当孩子气的，天真的自信力，可是这个自我便是一个人唯一可以依附的东西， 一个研究者一旦放弃了个人判断的权利，便只好接受人生的一切胡说了。

我们为什么比较注重学问，而不注重思想

孔子似乎觉得“学而不思”比“思而不学”更为危险，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在当时一定看见过许多学而不思的学生，所以才提出这个警告；这个警告正是现代学校里极为需要的。

大家都知道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校制度大抵是鼓励学生求学问，而忽略鉴别力，同时认为把学识填满脑中，就是终极的目的，好象大量的学问便能够造成一个有教育的人似的。

可是学校为什么不鼓励思想呢？教育制度为什么把追求学问的快乐，歪曲而成堆塞学识的机械式的，有量度的，千篇一律的，被动的工作呢？我们为什么比较注重学问而不注重思想呢？

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念完了若干规定的心理学，中古史，逻辑，和“宗教”的学分，而便称他做受过教育的人呢？学校为什么要有分数和文凭呢？分数和文凭在学生们心中为什么会代替了教育的真目的呢？

理由是很简单的。 我们之所以有这个制度，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教育大批的人，像工厂里大量生产一样，而工厂里的一切必须依一种死板的、机械的制度而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