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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盛饭时，沈学玉总是先盛一碗放在旁边，算作他自己的，如果谁认为他盛少了，可以跟那碗换。但由于每顿饭沈学玉都给自己少盛一点，没有一个人肯跟他换。
前言
1958年大跃进兴起，禁止家家户户生火，集体吃食堂，地上的庄稼宁可烂掉，也不允许私人收割。
那是我记忆里最为惨痛的时光，1960年开启的中学生涯，也是在这期间度过的。
许多记忆，任时光如何冲刷，至今仍历历在目。
1960年秋，我考进了颍上县临淮中学。这是一所新建的学校，名字很好听，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几天，我像中了状元似的高兴。可是当我背着书包到学校一看，立刻傻眼了，除了两栋简易教室和一栋教师宿舍，学校连寝室也没有。
白天，教室当课堂，到了晚上，同学们就把桌子并起来当床睡。学生多，教室也睡不下，就每两个人一床被子睡，一个同学的被子当铺被，另一个同学的被子用来盖。
每天早晨一起床，老师就带着男女同学浩浩荡荡地到5里外的窑场上背砖，肚子饿，砖块重，麻绳勒得同学们龇牙咧嘴。来回十来里，回到学校，常常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早饭是人人期待的事情，一大桶稀饭抬上来，是用玉米糁子熬的粥，香喷喷，谁都想多喝一口，但是人人都只有一勺。
稀饭稀稠不均，盛饭时舀得难免有多有少，每个学生都眼巴巴地望着盛饭的勺子，渴望能给自己多盛一点。但这样一来，盛饭人是否公平就成了问题。
在全班同学的举荐下，最终决定由班主席沈学玉掌勺。但沈学玉掌勺后，仍有人说他盛得不公平。沈学玉气得甩手不干，可是别人掌勺，大家又不同意。沈学玉只好接着干。
就这样，沈学玉想了个办法。每次盛饭时，他总是先盛一碗放在旁边，算作他自己的，如果谁认为他盛少了，可以跟那碗换。由于每顿饭沈学玉都给自己少盛一点，结果没有一个人肯跟他换。
本来每月的伙食就只有18斤，根本不够，沈学玉又自觉顿顿克扣自己，于是变得更加面黄肌瘦起来。有一天上课，老师发现沈学玉不在课桌上，问沈学玉到哪里去了，一位同学说，“刚才我和他一道上厕所去了”，老师说：“赶紧上厕所找找看”。同学们赶到厕所一看，沈学玉已经饿昏晕倒在厕所里。
直到同学们七手八脚把他抬进教室，老师从自己宿舍里找来半块馍，用开水泡泡，灌到他嘴里，过了好大一会儿，沈学玉才慢慢苏醒过来。
我们班里还有个同学，因为饭量大，吃得多，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大肚子”。其实那时候因为肚子里油水少，大家都特别能吃，人人都是大肚子。后来，有一天吃晚饭时，几个同学跟“大肚子”打赌：“你不是能吃吗？你要是能把10个菜团子（用红芋面掺红芋叶子做成，每个重半斤多）吃下去，我们全都送给你吃。”
参与打赌的不够十人，让我也参加。同学们又说，“你若吃不完，吃下去的你得赔我们”。“大肚子”慨然答应。
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到第9个时，我看他撑得实在吃不下去了，就说：“你甭吃了，甭把你撑坏了。我那个菜团子送给你吃了，不用你赔。”其他同学也跟着说：“算了，算了，甭吃了。我们都送给你吃。”这时候“大肚子”才停下来。
尽管“大肚子”饭量很大，但他每天晚饭只喝一碗菜汤，把那个菜团子省下来，周末时带回家给他娘，他怕他娘饿死了。为此，每次吃晚饭时，他怕看到别人吃菜团子，自己会馋得忍不住，就喝完一碗菜汤后便离开。这样做，不仅需要一份孝心，还要有坚强的意志力。
一连两个多月，他就这样省着。每天上课时，他把省下来的菜团子用网兜子装着提到教室里，晚上放到枕头边，金贵得像宝贝，唯恐被别人偷了去。而他自己饿得眼窝深陷，瘦成皮包骨头。
到了学期终了，第二天就要放假了，他到厕所解小便回来，突然发现他的菜团子不见了，立即放声大哭起来。同学们让他仔细找找，他怎么也找不到。
他怀疑被另一位同学偷吃了，开始指桑骂槐，后来矛头越来越明显，那个被怀疑的同学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你骂谁？”“我骂的就是你！”两个人遂打了起来。那个同学比他个子矮，年龄小，打不过他，吃了亏，非常委屈地哭起来，忍气吞声地睡了。
夜里下起了大雪。第二天一大早，雪下有尺把深，那位小同学提前起了床，提前把被子捆好，然后趁“大肚子”未醒，骑在他身上暴打了他一顿。等“大肚子”爬起来，穿上衣服去追赶时，那位小同学早就跑远了。
一直到下学期开学时，那位小同学也没再回来上学。
几十年后，我终于再次见到这位小同学。这么多年过去，他依然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他说，“想想那时候真可怜，为几个菜团子打一架，为几个菜团子被冤枉，我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后半辈子蹲在农村出不去，把前程都葬送了。”
因为饥饿而辍学的不只是他，1961年我们刚入学时，分甲乙丙三个班，共有120多名同学，到1963年初中毕业时，三个班并成一个班，加起来还剩下17名同学，其中还有3名是从其他学校转来的，其余的全都是饿跑的。
1960年春天，邱家湖突然出现的野荸荠，像是老天特意留给人们的一点生路。
那是最困难的一年。早晨一碗稀饭，上到第二节课时，肚子就开始“咕咕”地叫起来。有一天上午，第三节课刚开始，我就听不下去了。趁老师在黑板上正在演算代数题，我从后门溜了出去。因为我听一位同学说，离学校七八里远的邱家湖出现了野荸荠，方圆几十里的社员都赶到那里挖荸荠去了。
我从厨房的炉灶旁找到一把铲煤的锨，向邱家湖奔去。邱家湖是个行蓄洪区，每到汛期，为了减轻下游洪水的压力，邱家湖就要破坝蓄水。一湖的庄稼被淹得荡然无存，只有野生的水荸荠能存活下来。
过去我到湖里割草时，见过野生的荸荠。水面上生长着齐刷刷的荸荠茎苗，像细细的葱管，一尺多深，一片葱绿，一眼望不到边。到了冬天，荸荠苗枯萎了，淹没在湖水里。谁也没想到，地下正结满了可供食用的荸荠。
当我来到邱家湖沿时，远远望去，挖野荸荠的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足有上万人。附近还搭有庵棚，看来还有离邱家湖较而远夜不归家的人。
我赶到湖底，能挖着荸荠的地方全被别人占满。我只能在别人挖过的地方挖。说起来很神奇，尽管别人挖过了，我还能挖到不少荸荠。
野荸荠不同于家种的荸荠，个头很小，只有孩子玩的玻璃球那么大，但是很结实耐嚼，我挖出第一个，几下揩掉上面的泥土，就往嘴里填，汁水不多，但能嚼出一点淀粉，足以让我兴奋极了，于是边挖边吃。
我力气小，铁锨能铲不能挖，工具不得力，挖的就更少了。在我身旁挖荸荠的人是夫妻俩，30多岁，他们虽然也很瘦，但比我有力气，男的用一把带锹拐子的锹挖下去，把一两尺深的泥土挖上来，女的用手掰泥巴，掰出的荸荠一粒粒不停地往筐里丢，筐里的荸荠足有十来斤，我看得眼馋极了。
有一位老人和他的儿子也在旁边挖，老人感慨：“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谁能想到这湖底下藏着这么多荸荠，真是救了咱老百姓的命了。”
天快黑的时候，我赶紧收拾东西往学校赶，书包里的荸荠去掉吃的还剩下一斤多。当我快回到学校时，在离校几百米远的坝子上，遇见了我的同学，他说：“班主任正找你呢，你的胆子真大，上着课你去挖荸荠，可能要开除你了。”
本来我心里就忐忑不安，经他这一邪呼（吓唬），更害怕了。“躲得掉初一躲不掉十五”，我想着豁出去，大不了这个学不上了，便硬着头皮朝班主任的宿舍走去。
刚走到他门口，就看到汪老师站在那儿了，他让我进屋，还为我倒了一杯开水，对我说：“我知道你挖荸荠去了，知道你饿。但是上着课不辞而别这是你的错。”说着，他拿出我的作文本面批起来，他对文章的评价不错，还指出了两个错别字，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想知道他会怎么处分我。
作文评讲完，他拿出一本散文选和一小沓饭票，对我说：“这本书对你写文章很有帮助，你拿回去看吧。这几张饭票你可以买几个馍，垫垫饥。以后可别逃学了，你有天分，说不定将来考取高中、大学，还能当作家呢。”
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语无伦次地说：“我不要你的饭票，你看你的腿肿的……”
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里，我能坚持到最后，并考取高中，也是多亏了班主任的鼓励，让我有了战胜饥饿的力量。
1961年冬天，放寒假时，下起了大雪，离家近的同学都回家了，只有几个离家远的同学在学校。
学校食堂已经关门了，一大早，我们几个同学躺在地铺上，肚子饿得前胸贴后背，动也不想动，缩在被窝里“话”饼充饥：这个说，“现在要是有一碗干饭吃该多高兴”。那个说，“能有个馍吃多幸福”。我说，“你们真是做梦娶媳妇——想的美，连稀饭都喝不着，还想吃干饭吃馍？”
说来也真凑巧，我们正七嘴八舌地讲着，从外面走进一个人来，他操着外地口音问：“你们可想喝稀饭？”“咋不想？”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想喝就快起来，跟我走。”“上哪喝？”“上临淮岗大坝工地上喝。”大伙儿对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将信将疑，但还是一骨碌从地铺上爬起来，跟着那个人走了。
原来，这个人是临淮岗大坝工地上的司务长，这天听说上级要来人检查，数人头发口粮。他找我们充当民工，冒名顶替，好多得口粮。
我们几个同学，冒着零下十多度的严寒，踏着尺把深的积雪，往工地上赶去。一心想着喝稀饭，不嫌累也不怕冷了，大家走得飞快，头上冒出的热气在头发稍子上结成了冰。
走了十来里路赶到了工地，司务长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大黄碗，并再三叮嘱：“你们只管喝稀饭，上面来人时，千万别吭声。”我们就按照他的吩咐，闷着头喝稀饭。
那天的稀饭并不稀，饭里除了有红芋干子，还有豇豆和豆饼，大锅熬得稀饭又粘又香。我们喝得起劲，盛了一碗又一碗。
我心里犯嘀咕，怕上级来的人看出破绽。那时我才十五岁，又瘦又矮，根本不像个民工。可是来数人头的只是挨个数了一下，根本没有搭我们的腔。
我们每个人喝了三四碗稀饭，一个个肚子喝得圆鼓鼓的。回来的路上，跑着唱着回到了学校。当天晚上，回家的同学陆续返校，我们得意地向他们炫耀白吃的过程，让他们很是羡慕，甚至后悔因为星期六回家，错过了吃一顿饱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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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忆给我留下的烙印之深，让我直到如今，每当有宴席散时，看到那吃一半丢一半的饭菜，甚至未动过筷子的整鸡整鱼，就禁不住痛惜。
因为我永远忘不了，当年那整日饥肠辘辘的苦滋味，那对填饱肚子的渴望，和能吃一顿饱饭的幸福。
编辑：侯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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