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计划的双面人生
多年以后，令计划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或许会觉得，此生最绝望的时刻并非2014年12月22日因严重违纪被组织带走接受调查，而是数年前，2012年3月18日凌晨4点，他的独生子令谷在北京一场法拉利车祸中当场死亡。
那一刻，依照令计划的工作习惯，他很可能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走出办公室。据在令计划身边工作过的人透露，令计划在中央办公厅期间，经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才走出办公室。看到周围的办公区域一片漆黑，他会惊讶地问：“都下班了吗？”在值班人员的提醒下，他才会意识到已是凌晨。更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好文请搜索“百事一号”。此时，他并不回家休息，而是在周围散散步，喂喂野猫，他喜欢这种小动物，从未下令驱逐。天一亮，他又开始新的公务。“他显然已经习惯于这样的工作节奏，并且沉浸其中，经常不着家。”
“不着家”的令计划最终面对了儿子的尸体。是夜，在处理车祸的过程中，令计划已经采用了违纪手段，动用了一支特殊力量。这一情况得到两条不同信息源的证实。然而第二天，2012年3月19日，他神色如常地出现在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此后的两年间，他持续如常地开会、视察、讲话、撰文。从公开镜头上，没有人能窥见他的任何异样、任何情绪变化。但民间关于他会不会“出事”的猜测，日渐增多。终于，2014年12月22日，这只靴子落地了。
“西山会”的人事布局
令计划为人非常低调。在中央办公厅任职期间，他不愿意自己的名字见诸媒体，即使接受记者采访，也经常在回答完问题后提醒一句“不要宣传我”。
不事张扬的令计划打造了一个隐蔽的权力世界。媒体人罗昌平在连载文章《打铁记》中描述了一个勾连政商关系的组织“西山会”，其出现不晚于2007年，成员主要是山西籍高官，还包括个别身份获得认可的山西籍商人。他们以不低于三个月一次的聚会频率保持联络。每次聚会，都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多家媒体称，令计划正是“西山会”的“执牛耳者”，其他成员还包括令计划兄长、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女富豪丁书苗，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等。
罗昌平还披露，在2012年11月前，令计划召集了3次有目的的饭局，并将范围扩大至“西山会”以外的旁籍人员，这成了“西山会”成员的命运转折点。据媒体报道，这3次饭局，均与法拉利车祸的“善后工作”有关。
由于成员级别很高，且多人均已落马，这个神秘的“西山会”究竟如何运作，令计划在其中如何掌控，外界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西山会”的触角直接伸向山西官场，布置了一条条从省级到市县的权力链条，结成了一张精心编织的网络。
聪明的红军子弟
2007年“西山会”成型之际，正是令计划出任中办主任之时。在许多采访对象口中，令计划都被评价为工作勤奋。
令计划出生于1956年10月，当时，全国生产力低下，物资短缺，其在平陆县常乐镇后村的简陋环境里度过了童年时代。
在镇上的常乐中学读初中时，令计划还有3个兄弟和1个姐姐，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紧。令计划的初中语文、政治老师兼班主任曾普超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计划当年穿的都是旧衣服，裤腿、袖子上全是补丁。”曾普超记得，为贴补家用，令计划有时还给别人家摘棉花。“计划很本分，从来不跟人打架”，他爱打乒乓球，爱写爱画，是班长兼体育委员，也是老师的得力助手，经常在班里出板报。一次，板报上空了一块，无内容可写，令计划灵机一动，找到一株几十厘米高的玉米苗，左手拿玉米苗，右手就在黑板上画了起来。一会儿功夫，玉米插画就完成了。“他的板报总能在评比中拿第一。”
令狐周雅是令计划的堂兄，也是他的初中数学老师，如今83岁，住在常乐中学的教师宿舍里。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计划很认真，小学一二年级时，字就写得很整齐。我教他时，他的数学成绩不好，文科成绩好。”
据曾普超回忆，当时全班大约60人，令计划和梁振钢、裴耀东3人是班里成绩最好的。“那时候搞毛主席著作学习，令计划经常代表班里发言。”
曾普超说，令计划每天放学后都看《人民日报》，看到好的名言警句，就摘录到笔记本上，记了厚厚的两大本。大约在197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党的生日，曾普超找来令计划和梁振钢，让他们在3天之内背诵出这篇社论。第三天，令计划只少背了一个“的”字。第四天早上，令计划再次找到曾普超，把社论一字不落地背了出来。“梁振钢是第五天才背出来的，所以我当时十分佩服计划这个学生，那篇社论很长，而他那时还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
可以推断，令计划在少年时代就有了过人的政治素质，对北京的事情很敏感。早年当过后村村长的姜守立现年86岁，见到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时正在煤炉旁烤火取暖。他回忆了一件发生在1971年的事——令计划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回家后赶紧告诉父亲令狐野：“爸，林彪叛逃了！”脾气暴躁的令狐野听后十分生气，并大声吼道：“你瞎说什么！不要命啦！论年龄，他还是你伯伯呢！”令计划只好闷不作声。
当印刷工时爱看党报党刊
高中毕业时，正值“文革”时期，17岁的令计划没办法考大学，就到印刷厂当工人，从学徒工做起，把每次排版所需的铅字一个个拣出来排好。当时的车间主任李梁喜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令计划后来的主要工作是开印刷机，每天工作8小时。“这个活太复杂，要印很多东西，不能出错，要求很严。”
那时令计划每月能领到二十来块钱工资，但生活依然很艰苦。“他穿的是他爸的旧军装，改小了套在身上。我从来没看他穿过别的衣服。由于长时间磨损，衣服黄不黄白不白的，显得特别破旧。”
“当时年轻人都爱玩，但计划很好学，下班后回到宿舍一有时间就看书看报，写写东西。”李梁喜说。那时，除了《人民日报》，令计划的“课外读物”又增加了《山西日报》和《红旗》杂志，均为党报党刊，“还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关的书”。
印刷厂的主要任务是印刷平陆当时的官方报纸《平陆小报》，并给县委县政府印一些材料。为了多挣钱，厂里也接一些社会上的订单。一来二去，踏实肯干的令计划就被县领导注意到了。
“县里的领导一看到印刷厂有这么个人才，就打听这是谁家的娃，也就知道了他是老红军的后代。领导说，团县委正缺一个这样的人，就把他调去了。”李梁喜说，当时的团县委也就三五个人，以前是“死水一滩”，令计划去了之后，团县委的工作就变得活跃了。
现任平陆县政协主席赵旭光当时担任平陆县城关镇团委书记，和令计划工作联系比较频繁。他还记得某个星期天，他到令计划办公室取材料，看到令计划穿着短裤背心，正蹲在地上看材料。“材料多，桌子上放满了，就摊在地上，他就趴地上看，很用功。”
1975年8月，毛泽东在谈到《水浒》时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当时，《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纷纷发表关于《水浒》的评论文章，全国掀起了评《水浒》的热潮。1975年9月23日，令计划紧跟中央步伐，拟写了《共青团平陆县委关于号召全县团员、青年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评论的通知》，共印400份，报“团地委”，主送“各团委、总支、支部”，抄送“县常委、有关组、室”。
1976年7月，令计划入了党。山西女作家协会副主席张雅茜在2008年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增华岁月》，内容是曾任平陆团县委书记的梁增华的回忆录。其中写道，1976年11月22日，令计划成为团县委副书记。梁增华作为其直接领导，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印象很好。“我打心眼里高兴”，令计划“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团委一年来，虽然我是书记他是干事，但他搞团的工作大大超过了我，他有很多的优点值得我很好地学习”。张雅茜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书出版时，令计划已是中央领导，所以文中特意隐去他的名字。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今天会出事。
常乐中学的教师杨前进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听说计划口才很好，演讲都不用拿稿子，他就是凭着这个本事一步步从县里升到（团）中央的。”对令计划的这种认识，在平陆颇具代表性。
1978年，令计划去中央团校学习，给团中央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次年，团中央在全国选拔人才，运城团市委推荐了令计划，他由此被选调入京。
阎平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最初，令计划给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当秘书，高占祥很喜欢他。后来（1983年1月），高占祥担任河北省委书记，也把令计划带过去当秘书。”令计划的公开简历显示，1982年至1983年，他被借调到河北省委办公厅工作。
赴河北工作前，高占祥带领团中央宣传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展“五讲四美”的倡议，在全国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五讲四美”道德教育活动。而此时，令计划正是团中央宣传部的干部。后来，令计划又回到团中央宣传部任职，直到1995年卸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此后，令计划开始了在中央办公厅长达17年的任职经历，并给同事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据知情人士透露，他在中办勤勉能干，当上领导后很多事依然亲力亲为，对下属也很和气。
令计划在京工作期间，家乡的很多亲戚朋友去北京找过他。1982年10月，令计划的初中老师曾普超和高中语文老师赵璧到北京旅游，顺便看望得意门生令计划。“我们坐了大概有一二十分钟。他给我们倒了茶水，还削了苹果，但说不上话，总是刚说三两分钟，电话就响了。一看孩子这么忙，我们也就走了。”曾普超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令家的一位邻居王爱玲（化名）记得她与令计划的一次接触。“十几年前，我去北京办个事，计划妈跟我说：‘我给你写个电话号码，是计划的，你在北京如果没有熟人，没有住的地方，就去找他。’我在北京的一个肿瘤医院有个老乡。到北京后，我给计划打电话说：‘我来北京有个事，你妈妈给我你这个电话。’计划说：‘你等一下。’后来我打电话跟他说，我如果找不到老乡，再给你打电话，他说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找到了那位老乡，在肿瘤医院住了一晚就回来了，也没打扰计划。”
令计划在平陆印刷厂时的师傅王增林在上世纪90年代也去看过令计划。当时，王增林已经退休，继续为印刷厂看大门。阎平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我们就跟王师傅开玩笑说：‘你徒弟都当（团）中央领导了，你还不去找找他？’”后来，王增林果然到北京去找令计划。“他看到团中央的牌子就进去了，待的时间很长，有一个星期，但令计划那时已经不太方便出面，就给师傅在招待所安排了住宿，还转交给他3000元钱。”
妻子谷丽萍的“生意圈”
令计划在平陆老家没有谈过恋爱，到北京后，他认识了妻子谷丽萍。两人的相识得益于谷丽萍的父亲，谷父原是军乐团小号手，后转业到北京圆明园当某工程队党支部书记，并结识了团中央的一批人。1983年，令计划到中央团校政教专业学习，与谷丽萍相恋并结婚。
谷丽萍学的是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后任职于北京市检察院。起初，谷丽萍并无官职。但随着丈夫令计划的高升，谷丽萍的身份开始发生变化。据悉，令计划担任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后，谷丽萍被调到中央团校图书室工作。此后转向了与共青团中央相关的青少年教育工作。2003年11月，谷丽萍创办了一家名为“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 的公益组织。
在YBC官方网站上的组织机构介绍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看到，该组织由“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原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威尔士王子国际商业领袖论坛、英国驻华大使馆等机构共同倡导下发起成立”。据媒体披露，该组织在创立之初就收到了电信、科技等领域数家中外大型企业数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短短几年时间里，YBC在全国50多座大中城市设立了分部。
2010年11月，团中央发起成立瀛公益基金会。该基金会的核心项目就是YBC。而谷丽萍也成为瀛公益基金会的常务副理事长，并兼任YBC总干事。
在令谷车祸身亡后，谷丽萍受到沉重打击，患上抑郁症。2012年底，有传闻称，谷丽萍因涉嫌利用其创办的公益基金会进行敛财活动而被双规。外界开始揣测谷丽萍创办公益组织的目的，有人指出，谷丽萍创办公益组织，名为推动青年创业，实则是以公益为名，掩盖钱权交易，以便于搞地皮和做房地产生意。
2013年4月，瀛公益基金会网站宣布，谷丽萍自当年1月起已不再担任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及YBC总干事职务。该基金理事会高度评价了谷丽萍的工作表现：“为推动YBC公益事业全身心投入，在公益事业中勇于创新、严于律己，关心创业青年成长，尤其是在创新研发领域，带领核心团队历时七年撰写了五十多万字的《YBC模式标准典章》，为YBC走向规模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基础。”
据报道，除了搞“公益”，谷丽萍还构筑了一个巨大的“生意圈”。这个圈子包括传媒、科技、航空、投资等行业知名企业的高管。
从最近部分上市公司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出，谷丽萍及其生意圈的影响力有多大。北大方正集团首席执行官李友据传与谷丽萍关系密切。2014年12月22日，就在令计划落马当天，方正集团下属6家A股上市公司股价大幅下跌。此前一个月，曾是北大医药第三大股东的政泉控股连发5则公告，称北大医药控股股东、北大方正首席执行官李友等高管涉嫌股票代持、内幕交易等违规行为。
随后，网上出现一篇题为《方正集团600亿负债压顶：央行下令停贷》的文章，称人民银行已发布内部指令，要求各大银行不再向方正集团发放新增贷款，并加紧回收新增贷款。
令计划落马后，网上又流传出一份北大内部文件。文件显示，12月20日，北京大学受方正集团委托，向央行发出求助函。北大称，政泉控股利用网络媒体冒用央行名义大肆发布不实消息，可能导致方正集团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出现问题，所以恳请央行予以关注和澄清。
12月24日晚，政泉控股发布公开声明称：“根据其掌握的情况，包括魏新、李友、李国军等在内的部分北大方正集团高管涉及刑事案件。除李友已经潜逃外，魏新、李国军等北大方正集团高管及部分管理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不过，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于第二天凌晨开通实名认证微博，以澄清传言，并于12月27日亮相方正集团与北京大学的联合发布会，大谈产业报国理想。而李友确已销声匿迹。
儿子令谷命丧车祸
令计划与谷丽萍的独生子令谷之死，一度被封锁消息，但此事平陆老家人早已确知。
2014年农历七月初十，记者探访了位于长乐镇洪阳村的令家祖坟。当时邻近中元节，按照当地风俗，已是上坟的日子，可令家的墓碑前仅有寥寥几根残香。带着记者前往墓地的洪阳村小卖部老板说，那还是清明节时亲戚们烧的，最近令家还没有人来。
令家祖坟紧靠黄河，一块大约100平方米的空地上并没有凸起的坟头，只是四周种着两米来高的柏树，中间的墓碑显得有些孤零零。小卖部老板还说：“死了的人，碑上的名字都会用方框圈起来。”说着，他指向了带方框的“令方针”。随后，他又指向了排在第二十二辈最后面的“令谷”：“这个就是计划的儿子，他前两年在北京出车祸死了，还没来得及给他的名字刻上方框。”他的名字来自父母两方的姓。在令家族谱上，令计划与谷丽萍独子的名字是“令桥”，后来立先祖墓碑时变成了“令谷”。为何改名，族谱编纂人令狐周雅也不清楚其中的缘由。
2012年3月18日凌晨4时10分，在北京市北四环保福寺桥东南角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肇事车辆为一辆价值数百万元的黑色法拉利跑车，车上有一男二女。据当天的《北京晚报》报道，该法拉利由西向东行驶时突然失控，撞向桥体南侧的墙壁，随后又反弹撞向北侧护栏。高速连续撞击使得法拉利车身粉碎性解体，发动机被抛到了路中央起火燃烧，车内的三人被远远抛出了车外。
第二天，《新京报》对这一事故也作了报道。《新京报》援引报警人目击者沈先生的话称，他当时正驾车行驶在路上，突然从倒车镜里看到，一团黑影正冲向他的车，他赶紧踩了一脚油门，想要躲避身后高速追来的车辆。随后，沈先生车后的这团黑影直接撞向了辅路的水泥墙，一团火球飞起，一些碎片跌落到了他的车上。他报警后，交警和消防员都很快来到现场，3名乘客中的男性“头下一滩血，已经身亡”。
这名男性正是令谷。发生车祸时，他24岁，正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读研究生。
令谷2007年至201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化名王子云，但“八卦是流传得最快的，同学们都知道他是令计划的儿子”。令谷有时会开豪车来学校，和同学“见面也就点个头打个招呼”。他还组织成立了“战略及国际研究委员会”，用来结交官二代。大学毕业时，令谷没有参加毕业合影留念，“他也不需要这个合影”。虽然“他的成绩不太好”，但2011年还是被保送至北大教育学院读研究生。2012年出车祸时，他的研究生生活尚不满1年。开始同学们还不敢确定车祸的死者就是他，但在各种传言之中，同学们还是发现令谷确实消失了。
阎平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令谷所驾驶的豪车，是原山西省首富张新明“自己掏钱买的，然后辗转送给了令谷”。
偶然事件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令谷之死，成了推倒令计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儿子的奢糜生活以惨烈的方式暴露于公众视野中，无论“西山会”有多少攻守同盟都掩盖不了。2012年9月2日，令计划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他自幼爱读的《人民日报》主标题上，内容是他兼任统战部部长；2014年12月23日，他的名字第二次出现于中央党报的主标题，内容是他接受组织调查。这两次登上主标题，正好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与彻底终结。
兄弟三人，官商两头
这个家族的成员大体分成两部分，从政的追随令计划，经商的围绕令完成。
2014年，“长期被遗忘”的运城骤然被国人关注和熟知，原因却不是“德”，而是 “腐”——运城声名最显赫的令氏家族倒在反腐大潮中。 6月19日，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在家排行老二的令政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10月23日，多家媒体称，内地商人令完成正在接受调查，此人正是令家五弟；12月22日，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令家老四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至此，除已经去世的大哥令方针之外，令家5个子女中仅排行老三、在运城市中心医院当副院长的令狐路线还在正常工作。
这正如2014年12月23日《环球时报》社论所写的那样：“我们不知道令计划的个人作风什么样，但通过他两个兄弟涉嫌贪腐和经济犯罪落马，以及坊间关于其至亲奢侈生活的传闻，能够看出，他的亲属中似乎弥漫了对他所拥有公权力的畸形崇拜和私用，他们像是失去了对法律最基本的敬畏之心。人们很难相信这些亲属的表现没有得到令计划的纵容甚至庇护。”
只有令政策偶尔回家乡探望
外界对令计划的大哥令方针了解很少，只知道他原来在永济县（现为运城下辖的县级市永济市）电机厂工作，1989年前后擦玻璃时，不小心从楼上摔下，不幸身亡。
在兄弟几个当中，当地人了解、谈论较多的是老二令政策。他出生于1952年，省委党校函授本科学历。1968年10月，16岁的令政策初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令氏兄弟的堂兄兼老师令狐周雅说，令政策没有读过高中。
公开资料显示，令政策参加工作后在常乐医院、国营硫磺矿厂工作；后任运城地委机要科干事，省委办公厅机要处、文书信息处干事；1982年进入山西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毕业后历任省委办公厅文书信息处副处长，省委机要局副局长；1997年任省粮食厅副厅长；2000年5月任省粮食局副局长，同年6月任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任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正厅级）、党组副书记；2004年任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2008年1月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在省发改委任职期间，正是山西煤炭产业高速发展时期，省发改委手握采矿审批、煤炭经营资格审查、煤炭外销指标分配等大权。
兄弟几人中，与乡亲们走得比较近的就是令政策。他的堂姐夫老荆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过年过节，他们兄弟几个极少回洪阳老家。只有政策回来过两次，但也不会停留太久，不通知地方政府。十几年前那次回乡，他还给弟兄姊妹每人发了200元钱。他自己在回来的路上买了肉和菜，不想回老家吃堂哥的。”
令政策还为母校常乐中学办过一件实事。据令狐周雅回忆：“2001年，中央有一笔教育扶贫资金，山西省有两个学校可以申请。当时我已经退休，学校找我帮忙，我就去省里找他。他还来太原车站接了我，然后我们到饭店吃了饭。这笔钱当年就批下来了，总共165万。”常乐中学现在使用的5层主教学楼，就是用这笔款项建造的。
2012年，令政策参加了初中同学聚会，令狐周雅也参加了。“政策送给每个人一台平板电脑，大概1000多块钱，我不会用，就给了我孙女。”
目前，令狐家的老家亲戚不算富裕，但生活也不困难。常乐中学教师杨前进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令狐周雅以前住的房子很破，上边是瓦，下边是用土砌的墙，七八年前才住进了二层教工宿舍楼。”据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观察，老荆家的居住条件在当地也属中等。
令完成：我不喜欢搞政治，将来要好好挣钱
令家兄弟当中，学历最高的是1960年出生的五弟令完成。令完成没有像两个哥哥那样走仕途，而是选择了经商。
令完成高中毕业后，在平陆县常乐镇后村小学教过书。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取了一所师范学校，但不太满意。之后，令完成去了常乐中学补习，1978年再次报考，考上了吉林大学经济系。大学毕业后，他在新华社旗下的《瞭望》周刊当记者。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通过检索发现，1984年6月，《瞭望》周刊就有一篇令完成的文章：《今年夏粮丰收以后怎么办？——商业部副部长季铭答本刊记者问》。此文中，令完成是第二作者。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他都有文章发表，期间曾多次采访经济学家厉以宁，还采访过中石化前总经理陈锦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前总经理费子文等企业界人士，也采访过山西省前省委书记王茂林等政界人士，文中都充满了对改革的关注。
后来，令完成从新闻界转向企业界。据媒体报道，大概在1998年前后，令完成化名“王诚”，开始“弃政从商”，担任新华社旗下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的领导。他离过婚，又娶了央视女主持人李平。再之后，他就彻底离开新华社，在商场呼风唤雨。令家的一位亲戚记得令完成说过：“我不喜欢搞政治，将来要好好挣钱。”
有媒体调查证实，王诚担任董事长的汇金立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曾在2008年和另外两家企业共同投资当时还籍籍无名的乐视网。两年后，乐视网在A股上市。2012年一季度末，这笔投资的回报率已高达1685%。其后，汇金立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套现离场。2014年10月下旬，乐视网创办者、山西襄汾县人贾跃亭在接受采访时说：“乐视成功的背后没有靠任何政府关系的帮助。我不希望和政治有任何的牵连。虽然汇金立方在发展初期带给了我们资金支持，但如果能重新选择，乐视绝不会再选择类似这样的公司作为股东。”
汇金立方的另一次精准投资是入股神州泰岳，后者的重要客户是大型央企中国移动。2009年5月18日，汇金立方以3564万元认购神州泰岳270万股，成为第十一大股东。“11”这个排位很微妙，很多上市公司报告只列出前十大股东名单，第十一大股东是躲在阳光后的最大股东。入股5个月后，神州泰岳上市。上市后仅仅5个月，汇金立方获得的账面收益超过5亿元。
2009年12月，汇金立方用同样的方式，以2000万元认购500万股海南瑞泽的股份。2011年7月，海南瑞泽上市，汇金立方当时获得3.04倍的账面投资回报。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显示，汇金立方目前的注册信息中“企业状态”一栏为“开业”。
此外，令完成的外甥女、令狐路线的独生女王玲于2009年也成为汇金立方的股东。令完成的大嫂、令方针的遗孀孙淑敏，以及孙淑敏的儿子令狐剑也曾出资上百万元，成立广告、文化公司。母子二人的公司还与其他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网络技术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谷丽萍。
这个大家族中的人大体分成了两部分，从政的追随令计划，经商的汇聚到令完成身边。而这两股势力，又通过谷丽萍紧紧衔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家族式的官商联盟。
父亲令狐野，曾在红军当医生
令计划的父亲令狐野是老革命，当年特别喜欢看报纸，子女出生时，他就地取材，在报纸上找一些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来取名，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因此而得名。
令狐野出生于1911年，排行老四，村里人都叫他四祥。他学历不高，只读过6年小学，后来就跟着父亲令狐益三学习中医。据令狐周雅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当时，令狐野有个姑姑的女儿在陕西西安一家医院当妇产医生，令狐野就去西安，边学边干。又过了几年，学到手艺的令狐野回到山西老家。“他在村里开了个小门诊，村民看病抓药经常不用给钱，村里口碑很好。最后，没生意，就倒闭了。”老荆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后来，令狐野又到平陆县城南边的茅津渡口开门诊，也不行。后来又跑到临汾开，还不行。1938年前后，他就去了延安。”
老荆回忆，令狐野用骡子驼着医药用品去了陕北，“遇见红军就把药给了红军战士用，自己也就参加了红军”。李维汉曾在其著作《回忆与研究》中提到，红军到达前的陕北一带，卫生条件极差。婴儿死亡率高达60%，成人死亡率有3%。令狐野受到了缺医少药的红军欢迎，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并迅速得到重用。据《陕西省志 卫生志》记载，1938年11月，边区医院迁至东二十里铺，调欧阳竞为院长，翁祥初为协理员，令孤野为医务科长，魏明中为医生。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国家规定，令狐野被定为十三级干部，成了村里走出去的最高级别干部，“十三级干部”也成了乡亲们对他的称呼。
根据1956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党政机关干部的工资被分为30级，参考德才和资历进行评定。例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的秘书长、副秘书长、厅（局）长、副厅（局）长的工资为9—13级。
据令狐周雅回忆，令狐野曾“被调到陕西省华清干部疗养院当院长”，当时的陕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正是和令狐野在延安一个单位共事过的魏明中。1961年，50岁的令狐野提前离休回家。当时他月工资130元，妻子每月70元。“现在的退休金可能是七八千了。”令狐周雅说。
令狐野本是洪阳村人，但后来没回到这个村子，而是安顿在常乐镇后村。“可能是不愿意见他的前妻。”洪阳村小卖部的老板说，令狐野和前妻生有一个女儿，名为爱女，也叫桂英。令狐野在延安时，令狐爱女曾去看望父亲，相处很不愉快，从此产生隔阂，直到她10多年前去世，父女关系都没有修复。
令狐野在延安认识了一位女革命战友并和她结为夫妻，与农村老家的原配妻子离了婚。令家四兄弟和令狐路线均为令狐野与后来的妻子王氏所生。
令狐野在后村买了块地，雇人打了陕北式地坑院，也叫地窨院，即向地下挖出一个四方形大坑，每面都有3口窑洞，共12口。地坑院虽能节省建设成本，但排水是个麻烦事，大雨后经常积水。老荆说：“我当时在电灌站工作，有一次被派去他家参加抽水，他一个晚上没睡，头顶被子站了一夜。我们去了，他还给我们送了烟，算是对我们的感谢。”
上世纪70年代，令狐野一家被安排到位于运城城区的干休所居住，令狐野把地坑院卖给了后村村民贾根存。至于价格，令狐周雅说是2700元，贾根存的妻子说是3000元。2014年8月初，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后村采访时发现，地坑院几乎全部被填平，只有两三孔窑洞露出顶部的弧形开口，洞口边有一些胡乱丢弃的生活垃圾。现在，小院里只有贾根存妻子一人居住，丈夫已经过世，儿女在城里打工。
很多人眼中，令狐野是个很倔的人。起初，干休所拆平房盖楼房，令狐野不干，所里的人劝了他很多次，他都说自己没钱，钱花在了给小儿子令完成娶媳妇的事上。直到1998年前后，令狐野才出资数万元，与其他两户人家一起在干休所里建起连体二层小楼。令狐家居中，保姆住在二层，老两口都住在一层，各自一间卧室。
令狐野喜欢安静，他在院子里也不凑热闹，不和邻居们打牌，就爱画画、练书法。他的作品还曾拿到太原参加省里举办的老干部美术展，他也曾把一幅画赠送给邻居王爱玲。
王爱玲还见过令狐野与前妻生的一个儿子。“有一年，那个儿子提着蛋糕来给他过生日，不管怎么喊，老汉（令狐野）都不开门。老汉的第一个婆娘来了，还可以见面说说话，后来连她也不见了。平时老乡到运城来想去看望他一下，他都不见。都是他第二个婆娘接待。”
令狐周雅说：“我去了，他还是要见一下的。”2001年，令狐周雅到运城干休所看望令狐野。“他有个字不会写，为人民服务的‘务’字（繁体），我就帮他查了字典，然后告诉他。”
几年后，令狐野和老伴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但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据《运城日报》报道，2009月9月，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6路慰问了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老红军、老干部。“市委书记专程来到市干休所，看望慰问了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的离休干部令狐野。”“叮嘱有关部门负责人...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政策，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确保他们晚年幸福。”
到2013年前后，百岁老人令狐野和90多岁的妻子一起住进了女儿令狐路线所在的运城市中心医院。运城市政府一名前任领导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透露：“二老应该都不知道令计划兄弟现在的状况，父亲几乎成植物人了，母亲还好点，但也不行了。”
如此晚境，虽然衣食与医疗无忧，却是另一种凄凉。若是革命老干部令狐野依然神志清楚，得知3个儿子如此结局，会作何感想？他对令计划三兄弟的教育和约束是失败的，正如令计划对令谷的教育和约束失败一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人们并不排斥家族的兴盛与显耀，但最推崇和珍视的还是家族之德。
令计划落马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发表了文章《周徐苏令，中央为什么打这四只老虎》。其中提到，“令计划一案，所指向的不仅仅是山头主义，更是指向家族腐败。”“其意义就在于借此重塑政治精英的家庭伦理，让精英管好自己的家族，防止家族成员，借国之重权敛财、弄权，这是廓清政治污垢、涵养政治生态的重要一环。这才是令案，对于整个官场，乃至执政党，最大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