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时间：疫苗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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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街头市民要求政府为难民提供免费疫苗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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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灰质炎疫苗诞生70多年后的今天，小儿麻痹症已近乎绝迹，我们现在说这是一项伟大的功绩，但回顾当年索尔克和萨宾面对的局面，恐怕为推动疫苗的前行，两位也承担了极大的压力。并非无人质疑索尔克的保守、萨宾的激进亦或是疫苗本身效果的不确定性，无论是高位知名学者的嘲讽，还是下位普通群众的犹豫，都构成了对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挑战，只有坚韧如索尔克和萨宾，我们才得以迎来新的世界。

自从疫苗出现，质疑就伴随着它，形影不离。

爱德华·琴纳 （Edward Jenner）时代，疫苗的反对声音主要来自于“圣命不可违”。中世纪晚期，宗教势力依然当道，教士们普遍相信疾病是上帝惩戒原罪的工具，断定任何（针对天花）的接种行为都是异端，有“渎神”之嫌（1），一时间世俗生活被割裂，一方面是虎视眈眈的宗教，另一方面则是显而易见的接种效果。

宗教之意当然不在具体的接种行为，而是与代表理性主义的医学科学争夺对世俗生活的控制（2），两者斗争之激烈，从英国几十年间 疫苗接种法案 （Vaccination Acts）的变迁中就能窥知一二。

1840年， 琴纳的 种痘法已面世逾40年（3），清教徒领导的议会颁布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疫苗接种法》，与其说这是一部卫生法律，毋宁说它展现了统治意志，其中借风险巨大明令禁止民众接种牛痘；1853年，第二部《疫苗接种法》颁布，宣布接种牛痘免费；18年后的第三部《疫苗接种法》则激进了很多，强制要求父母为孩子接种牛痘，否则将面临罚款乃至坐牢的后果。这就么？并不是！对疫苗接种的斗争从没停歇，甚至引发暴力抗议，以至于疫苗法再次修改，并催生了 保留至今的道德条款 （conscience clause），即只要说明宗教或道德原则无法遵从某规定，可不受处分（4），该条款似乎可以被认为是后来“ 良知拒服役者 ”(conscientious objector)”的精神先驱（5）。

进入20世纪，宗教势力式微，虽然依然有举着宗教信仰牌子拒绝接种疫苗者（如耶和华见证会信徒），但多将其归为特殊信仰者，新时代人们有更多其他理由抵制疫苗接种，看似更理性的背后，是群魔乱舞。

疫苗副作用是谣言最善利用的地方，目前在人群中传播的“疫苗有害论”几乎皆源于此。最为典型的，就是 麻腮风联合疫苗（MMR）导致自闭症 ， 该谣言 由前医生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炮制，此君后因数据造假被剥夺了行医权，而当学界以无可辩驳的数据来反驳其言论后，韦氏更是辩称他从来没说过MMR导致自闭症，只是说MMR和自闭症有关而已。如此狡辩自然让学界公愤，因其已造成社会实质上的恐慌，损害了公众利益。有人指出，韦氏的言论动机可能源于利益冲突（6）。

社会文化对疫苗的抵制则是更近阶段出现的事物，比如针对HPV疫苗，知乎上吵着问怎么才能打到的时候，已有人开始对该疫苗的流行表示了疑虑并进行了抵制抗议活动，原因让人啼笑皆非——HPV疫苗或可鼓励女性滥交行为的产生（7）！

如果说外部因素导致疫苗事故是可管可控的话，那么疫苗本身的问题则就要复杂了。首先是产品开发上的问题。

科赫（Robert Koch）曾尝试效仿琴纳， 用结核菌素制作结核疫苗 ，在推广时，却导致了受试者结核感染并死亡的严重后果，一代大师“晚节不保”，普通人有理由怀疑疫苗的可靠性；而科赫的学生贝林（Adolf von Behring）也“栽”在了疫苗上，贝林因发明 白喉抗毒素 而获得1901年首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第二年就发生了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规模性疫苗安全事故，在注射了被污染的白喉抗毒素之后，多位孩子死亡，加上之前不少因抗毒素过敏致死的案例，一时间，疫苗安全性成为热门话题，也沟通成了反对疫苗的时代最强声（8）。

读过本专栏上一篇文章的读者应当记得，索尔克的灭活脊髓灰质疫苗是在“调制病毒生或死”中寻求某种平衡，因此制作难度极高，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很难保证不出现问题。果然，1955年发生了“ 卡特惨案 （Cutter incident）”，险些让脊髓灰质炎疫苗“出生未捷身先死”。由于疫苗中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未能被妥善灭活，且 缺乏必要的检测制度和条件 ，接受卡特实验室产品注射的人中，7万多人感染脊髓灰质炎，共造成200人瘫痪和10人死亡的恶果。为此，索尔克自己多年后坦诚“想到去自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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