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专家刘天逸表示，中美投资形态正悄然发生变化，资本流动不再是单纯的直接投资，而是以更加多元化、间接化的方式进行渗透和融合。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王英良
刘天逸，Policy Nexus（汇策）创始人兼CEO，前头部科技公司驻北美政府关系与公共政策代表。作为长期在加拿大和美国工作生活的公共政策与公关专家，对加拿大、美国之间特殊双边关系有着深刻的洞察和判断。
以下是访谈实录。
刘天逸
问：你认为当前中美投资的总体情况如何？
刘天逸：
当前中美投资环境可谓“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尽管外界普遍认为两国关系紧张会导致资本流动受阻，但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从数据来看，美国在华投资依然保持相当规模，尤其是在消费品、医疗健康和高端制造领域，外资企业依旧活跃。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虽受限于政策壁垒，但并未停滞，而是逐步调整方向，寻求更加稳妥和灵活的合作方式。另一方面，中国资本赴美投资的难度确实在加大，特别是在涉及高科技、数据安全和基础设施等敏感行业时，美国政府的审查机制已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在这样的环境下，中美投资的形态正悄然发生变化，资本流动不再是单纯的直接投资，而是以更加多元化、间接化的方式进行渗透和融合。我把它解读为 “选择型耦合”。
问：中美双向直接投资是否会面临不同的难度？
刘天逸：
不可否认，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阻力远小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特斯拉在中国设厂的顺利程度足以证明，中国市场对于具备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仍然保持高度开放态度，尤其是在新能源、智能制造和高端消费品等领域，中国政府不仅给予政策支持，还积极促进产业协同。相较之下，中国企业试图进入美国市场时却举步维艰。无论是收购、合资还是设立子公司，几乎都要经历漫长且复杂的监管审批流程，特别是CFIUS的审查已然成为中企赴美投资的“高墙”。对中国企业而言，投资美国不仅意味着更高的合规成本，还需要承担政策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资本在美国市场的投资模式也随之调整，从过去的直接收购和控股，逐步向技术授权、供应链合作以及本地化运营的方式过渡。
问：在一系列挑战下，有哪些成功的中美投资案例？
刘天逸：
尽管中美投资环境存在诸多障碍，但仍有一些成功案例证明，在合理的规划和灵活的策略下，资本依然能够在两国之间找到最佳落点。其中，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例。作为首家在中国独资建厂的外资车企，特斯拉不仅获得了中国政府在政策上的大力支持，还在中国市场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电动车行业的重要参与者。这个项目不仅让特斯拉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也使中国新能源产业链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被誉为中美经济合作的“压舱项目”。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是宁德时代与福特汽车的合作。面对美国日益严苛的监管环境，宁德时代并未选择直接在美国设厂，而是采取了技术授权的方式，既规避了政治风险，又能有效布局北美市场。这种合作模式表明，即使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中美企业仍然能够找到契合双方利益的合作方式。
问：你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选择型耦合”？
刘天逸：
“选择型耦合”是当前中美投资格局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即企业在受到地缘政治和监管环境制约的情况下，通过精准筛选合适的投资领域和灵活调整合作方式，以实现共赢。具体而言，在当前环境下，企业首先要避开高度敏感的行业，如半导体、人工智能和数据安全等，而将目光转向相对低敏感度的领域，比如消费品、农业、医疗设备等。此外，在直接投资受限时，企业可以通过合资、授权或本地化运营的方式规避风险。例如，宁德时代选择向福特提供电池技术授权，而非直接投资建厂，便是选择型耦合的一种成功实践。此外，供应链协作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在全球产业链高度互联的背景下，中美企业仍然可以在零部件制造、工业设备、生产工艺等环节展开合作，而不涉及股权投资，从而减少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带来企业跨国经营的风险。
问：如何理解“对冲策略”在中美投资中的作用？
刘天逸：
“对冲策略”原本是金融领域的概念，指的是通过投资不同类别的资产来分散风险，而在中美投资环境下，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企业在面对两国政策和市场的不确定性时，选择在两地同时布局，本质上就是一种对冲行为。首先，从市场角度来看，跨国投资可以有效降低单一市场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例如，苹果、特斯拉等公司虽然受到美方政策的影响，但在中国市场的深度布局让其供应链保持稳定；同样，中国企业也在多元化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从产业链角度看，在全球供应链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企业间的合作不可能完全脱钩。因此，企业采取多样化的投资策略，将资本和业务布局在不同市场，以降低地缘政治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正是对冲策略在当前投资环境下的最佳体现。从大的中美逻辑来讲， 投资彼此能够降低正面冲突的风险，也可以共享发展成果。对彼此，对世界都是一件好事。虽然很难做到完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选择型耦合下的明智对冲”，是我给各位出海企业家的建议。
问：按照你的理解，未来中美投资将如何发展？
刘天逸：
未来的中美投资格局注定将更加谨慎和分散，传统的大规模直接投资模式将逐步让位于更加灵活和间接的合作方式。在监管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企业需要更加精准地评估市场风险，充分利用“选择型耦合”的方式，在可行的领域寻找合作空间。同时，对冲策略将成为规避不确定性的关键，企业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多元化布局，以减少单一市场或政策变动带来的冲击。尽管挑战重重，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依然存在，中美投资不会完全“脱钩”，而是在政策博弈与市场需求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对于企业而言，灵活适应、精准布局、合理对冲，将是未来投资策略的核心要素。
问：在未来“选择型耦合”的大背景下，你有什么建议？愿意帮企业做些什么？
刘天逸：
在当今复杂的全球商业环境下，企业在不同市场的投资、运营与合规挑战日益严峻。特别是在中美关系紧张、地缘政治风险增加的背景下，公共关系（PR）与法务合规（Legal & Compliance）已经不再是单一职能部门的事务，而是企业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如何在合规限制下寻找增长机会？成为企业管理者必须正视的问题。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可以提供深入的战略咨询和实战指导，帮助企业在全球市场稳健发展。
在公共关系方面，企业首先需要构建清晰的品牌形象，确保其符合不同市场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期望。以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成功为例，该公司在中国政府鼓励新能源产业的背景下，以独资建厂的方式迅速占领市场，同时与当地供应链深度融合，形成了高度本土化的运营模式。这种策略不仅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还提升了品牌在当地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中的认可度。此外，在高度敏感的国际环境下，企业的舆论管理能力至关重要。近年来，一些跨国企业因在某些议题遭受外方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压力。企业需要建立实时的舆情监测机制，识别潜在的风险，并在危机发生时快速应对。一个有效的公关策略，不仅仅是发布一则官方声明，而是要利用行业协会、智库、政府关系等多维度的沟通渠道，确保企业能够在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之间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此外，政府关系的管理也不容忽视。企业进入某个市场，不能仅依靠商业逻辑，还需要与当地政策环境相适应。通过积极参与政策讨论、行业自律组织、地方经济发展合作等方式，企业可以在合法合规的框架下，提升自身的政策影响力，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在法务合规方面，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投资审查机制的复杂性。以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为例，几乎所有涉及敏感行业的投资都会受到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严格审查。这意味着传统的并购、股权投资方式正变得越来越不可行，而企业需要更加灵活的市场进入策略。另一方面，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法规也日益成为全球企业的重大合规挑战。中国的《数据安全法》、欧盟的GDPR以及美国的CCPA都对数据跨境流动提出了严格要求。这要求企业在不同市场制定本地化的数据存储和管理策略，同时确保业务模式符合各地法规。企业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供应链审查机制，确保自身及合作伙伴符合国际合规标准，以避免因供应链问题而受到制裁或失去市场准入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