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参考 | 张帆：论述明代内阁政治的演变

历史园地 · 公众号 · · 2024-11-0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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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在明太祖时即有萌芽。太祖废相之后，政务集于一身，每日“昧爽临朝，日晏忘餐”。据载在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至二十一日的八天之内，诸司奏章即多达1660件，共3391事。因此他废相不久就不得不设立辅佐官员，先置春夏秋冬“四辅”官，选民间老儒充任，后又改设殿阁大学士，皆轮值备顾问，“大率咨询道理，商榷政务，评骘经史，而使之援据古今以对”。 ^〔11〕此外，又临时任用一些翰林院官员协助处理章奏。成祖即位后，从翰林院官中特简侍读解缙、胡广，编修黄淮、杨士奇，修撰杨荣，检讨金幼孜、胡俨七人入宫内文渊阁当直，参预机密，自此秘书官员常设，渐有“内阁”之称，且以某殿或某阁大学士名职。对阁臣而言，殿阁大学士只是兼衔，其正式职务仍为翰林院官，品秩不超过五品，且“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但他们朝夕侍内，接近皇帝，“进呈文字，商机密，承顾问，率漏下十数刻始退”，其意见和建议对皇帝制定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12〕

仁宗、宣宗到英宗正统前期，内阁的地位有了显著上升。当时永乐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合称“三杨”）主掌内阁，其“大学士”头衔之外所带本官的级别一再提升，达到二品的尚书和一品的少傅、少保，内阁之职亦因而“渐崇”。内阁的主要工作，也从过去比较空泛的“参预机务”转变为固定的“票拟”，即代替皇帝阅读臣僚章奏，草拟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上进”，亦谓“条旨”。 ^〔13〕自此票拟逐渐成为内阁最重要和制度化的职掌。虽然内阁的法定角色仍不过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并未获得昔日宰相领导和监督六部行政工作的权力，但在皇帝对阁臣倚赖甚殷的背景下，“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内阁已开始给人以“偃然汉、唐宰辅”的印象。 ^〔14〕

正统以下，内阁制度继续发展。内阁大学士（亦称辅臣）排名有先后，到英宗天顺时，位居第一者开始有了“首辅”的尊称，其次者称次辅，余人称群辅。首辅设置并非制度规定，而是在实际政务运作当中形成的，一般指大学士中入阁最早、资历最深、加官最高者，而此人通常又最受皇帝信任。后来票拟权力逐渐专归于首辅，更加大了首辅与其他辅臣的身份差距。就在朝廷中的地位而言，六部（尤其是六部之首吏部）凭借其最高行政机构身份，时常与内阁相抗衡，但最晚到嘉靖时期，内阁朝会班次已列于六部之前，在阁、部之争中占得了上风。

从嘉靖即位起，内阁首辅在朝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权势更重。与此相关，阁臣之间围绕首辅位置的倾轧争夺也愈演愈烈。武宗死后，储位空虚，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人与皇太后定议迎立世宗。世宗由湖北藩府远道入京，其间近四十日，朝政总于内阁。杨廷和以首辅身份起草武宗遗诏和世宗即位诏，革除正德时诸多弊政，民心大悦。在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争论中，廷和坚持与世宗对抗，“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凡三十疏”， ^〔15〕直至被迫辞职。嘉靖前期，张璁、夏言因议礼称旨先后被世宗擢为首辅，都独揽阁权，凌驾同僚之上。但他们勇于任事，引起了世宗的猜疑，张璁致仕而去，夏言则被同僚严嵩寻衅诬陷，下狱处死。严嵩继夏言之后任首辅十余年，利用世宗热衷“玄修”、不理政务的机会，专权固宠，贪污受贿，擢用亲党，打击异己，“俨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题奏，先面白而后草奏，百官请命，奔走直房如市”。史称世宗“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但严嵩精于权术，巧妙地利用了世宗“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的性格弱点，使世宗堕其术中而不觉，“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媺（美），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 ^〔16〕官员沈炼、杨继盛皆因劾奏严嵩罪状，被严嵩罗织罪名，诬陷处死，不露形迹。直至严嵩晚年昏耄，才在另一名辅臣徐阶的离间下渐渐失宠于世宗，最后夺官家居而卒。

自嘉靖末年历隆庆一朝，首辅之争激烈，数次易人。神宗即位后，张居正在宦官冯保的协助下升任首辅，又得到皇太后信任，神宗年幼，对其言听计从。张居正充分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机遇，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大规模推行改革，使明朝统治一度出现振兴迹象。在政治上，针对长期以来政坛中的因循苟且风气，创立“考成法”，命六部都察院将拟办的公事登记造册，酌量事务轻重缓急、路程远近，皆定立限期，责令下属机构按时完成，逐一注销。公事册一式三份，一份留部存底，一份送六科备注，一份送内阁查考。这样以部、院督下属及地方，六科督部、院，内阁督六科，使得事事责实，赏勤罚惰，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在经济上，通过紧缩政府开支以节流，通过丈量土地、清查隐瞒拖欠赋税以开源，并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详后文）。此外，还采取了裁减冗吏、整顿学校、加强边防建设等一系列措施。张居正长期以来究心时务，对明朝各方面社会积弊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又知人善任，施政雷厉风行，从而使改革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与此同时，他本人也成为明朝历史上权势最重的阁臣，“威柄之操，几于震主”。万历五年（1577）居正丧父，不愿因服丧守制而失去权力，乃由别人代请“夺情”起复继续任职，反对官员多被廷杖谪斥。随后居正回江陵家中葬父，“所过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内阁中大事，皆驰驿送江陵，听居正处分。 ^〔17〕张居正权势过盛，已超出了明朝“祖制”的限度，神宗年龄渐长，亦暗积不平。万历十年居正卒，随后即受到猛烈弹劾，官号被削，家产籍没，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亦大多废止。自张居正之死直到明亡，内阁大臣基本上都是碌碌无为，浮沉守位，没有再出现此前一类“权臣”，内阁政治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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