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物｜卢作孚：博物馆科学教育的先行者

卢作孚（1893-1952）

卢作孚 ，原名卢魁先，别名卢思，四川省（现重庆市）合川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改革家、爱国实业家。小学毕业即辍学，后自学成才。早年从事教育，继而从事实业。办实业，其实也是在办教育。所办之教育事业，博物馆事业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1924 年，卢作孚在成都创办成都市立通俗教育馆，自任馆长。 1930 年 3 月，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设峡区博物馆，同年 10 月该馆并入其任院长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为其附设博物馆； 1943 年，卢作孚等人在北碚筹建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 1944 年开馆，后定名为中国西部博物馆。纵观 1924 － 1949 年这 20 余年，卢作孚在博物馆建设中的几次实践，与其一贯的教育思想密不可分，始终坚持走教育救国、科学强国之路。而卢作孚本人则“似此身非科学家，处竭蹶之经费状态之下，而提倡科学不遗余力” 。中国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 1933 年随同中国科学社入川到重庆北碚召开第十八次年会，有感于卢作孚艰苦卓绝致力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对其评价到： “ 吾国殆只卢君一人焉 ” 。

一、四川民众教育的先声——创办成都市立通俗教育馆

民国初期，一批有识之士深感中国现代教育之不足，民众教育之必须，故大力提倡社会教育以启迪民智。

民国元年，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倡议推行社会教育、通俗教育，教育部通令全国各地普遍设立通俗教育馆，以逐步提高国民知识、文化和道德的素养。

1915 年，全国第一个通俗教育馆——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在南京创建，之后，四川、浙江、湖南、湖北等省纷纷成立省立、市立、县立通俗教育馆或民众教育馆等民众教育机构。

1916 年，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范静生拟在各省设教育厅直辖于中央，藉以促进教育之推行。同年， 23 岁的卢作孚在《四川群报》上发文，表明其教育救国之思想：“惟吾亦留心教育之一人，且始终认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以谓立国家于法治，而缘实业致富，军备致强，民智民德，顾乃卑下。民意民力，尤复薄弱，不有教育以扶持长养之，徒云法治，犹无物也，富强之效，亦如捕风。故教育厅一设立之消息，苟未遽成事实也。吾为兹论，将以证明其必需设立，而冀当局者之深省，使已有成为事实之望也。吾将更进一步论教育经费之宜谋优裕；教育权限之宜谋扩张；教育人才之宜谋独立。要即欲教育有完全独立之精神，不受外界之逼拶，及为其它政潮所牵引，以尽教育之能事，得在亚洲大陆放一异彩，致国富强，毋落人后。”

1920 年底前后，卢作孚上万言书给川南泸永镇守使、永宁道尹杨森，提出“一切政治改革，应自教育入手，而以教育统治人心，为根本准则”。 1921 年年初，卢作孚应杨森邀请赴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员，不久聘为教育科科长，“尤以社会教育为今日当务之急” ，倡办通俗教育会，开始新川南建设活动。继后杨森到四川省省会成都执政， 1924 年，卢作孚受邀到成都协助办理市教育事业，在商议市政建设时，再次提出首先创设通俗教育馆，以延续其在川南的民众教育运动，继续他以社会教育改良社会之路。

1924 年春，四川省省办事业商品陈列馆所有房屋、陈列品由杨森批准拨归成都市市有，卢作孚被委任为通俗教育馆筹备主任，以旧有的商品陈列馆为场地开始经营。卢作孚筹划将通俗教育馆分为博物、图书、体育、音乐、讲演、出版、游艺、事务 8 个部分，并将馆外广场改为公共体育场；原有 8 间陈列室改为博物馆，其它房屋改造为图书馆、音乐室、体育室、讲演室、游艺室、事务所、电影室、饮店、动物园等；同时延请职员以构建内部组织：邀省二女师庶务郑璧成任博物部主任；聘高师体育教授陆佩萱为体育部主任、音乐教授叶伯和为音乐部主任；公所教育课聂灿宵课长为出版部主任、刘仲容课长任讲演部主任；请高师图书馆主任穆耀枢襄助图书馆等。 1928 年，通俗教育馆共有职工 46 人。

通俗教育馆之一部——博物馆的各项工作分述如下 ：

组织——设主任一人，总揽征集、陈列、保管、指导事宜；各室设助理一人，具体负责陈列保管，引导游人。并制定一系列章程，对博物部经费来源、工作范围、人员分工等进行详细规定，保证其正常有序运营。

征集——开馆前，除选择商品陈列馆之陈列品外，仍多方征集陈列品。商品陈列馆原以农工业品为最多，教育成绩品次之，博物馆在此基础上扩充史地、美术、自然各类陈列品。其中借第四次劝业会之机，郑璧成主任等前往征集，郑雨宜、王次陵、马德尊等协助。后又向成都各海陆空校以及各工厂、商号征集陈列品。史地类请张幼荃、杨叔明等搜集所储藏或转借诸储藏之家。西洋美术借曾孝毂、林君墨、李剑秋、施效长、李德培、刘履安、袁少成、闵德新等创作作品；中国美术由张幼荃、陈玉长、黄遂生等搜得若干幅图画和书法作品，加上商品陈列馆旧藏的图书画绣等作品。自然类原有矿石颇多，动植物标本来源于“人生社” 采集、黄子裳剥制的标本。开馆以后，特在第五次劝业会征集陈列品一次。在两门外五里墩，彭县九尺铺检察古墓各一处，取运墓砖及其中所藏古物。特派职员到峨眉，派服务生同实业考察团到松潘、理藩、茂县以及大、小凉山采集各种标本。特请兵工厂赠送各种武器，华西大学浸制人体等各种标本。

陈列——按照展品类别分室陈列，每室细分各类形成系统。陈列用具，大半沿用旧有展柜，根据采光、陈列品的不同有序布置。

展览会——开馆以后，除常规展览外，在国庆、元旦、春节、夏节、秋节等节庆纪念日，举办各类专题展览会。如在国庆日陈列与辛亥革命战争、人物等有关的各种印刷品及照片，在夏节收陈屈原像等与夏节有关的陈列品，在 1924 年 9 月举办古物展览会、 10 月举办古泉展览会、 11 月举办菊花会， 1925 年 6 月举办照片展览会等。

扩充陈列馆——开馆之初，有史地类、美术类、自然类、教育类、实业类 8 个陈列室。 1925 年 2 月增加金石馆， 7 月增加卫生馆、武器馆，原有各陈列室更改馆名，实业类各陈列室易名为工业馆、农业馆、模型馆， 8 月动物园增加大鸟笼一座，鸟若干。

出版刊物—— 1925 年 12 月出版《菊花会特刊》。 1926 年 1 月 15 日创刊《通俗教育》（半月刊，后改为月刊），面向社会，普及教育，以“养成人们做公民所必具的知识与二十世纪人生所应有的常识” 为目的，内容广泛，文字通俗，图文并茂。同年 10 月创刊《通俗画报》。

成都市立通俗教育馆于 1924 年 3 月筹建，同年 8 月 8 日正式成立，馆址设在少城公园（现成都市人民公园）内，占地面积约 210 亩。 1934 年 1 月更名为成都市立民众教育馆。卢作孚为通俗教育馆首任馆长。该馆成立不久，即制定《成都市立通俗教育馆暂行简章》，简章共 12 章 58 条，规定通俗教育馆的宗旨是“引导市民爱国心理，提高市民常识，启迪市民知识而涵养其灵性，以促进社会之文化。” 卢作孚创办的成都市立通俗教育馆，是四川第一个市立通俗教育馆。内设的博物馆，经过改扩建，包含史地、美术、自然、教育、工业、农业、模型、金石、卫生、武器 10 大类馆，常年开展各类展览活动，展示古代灿烂文化，展现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传播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在传播知识的同时，给人以美的教化和感受，培养家国情怀，养成社会新的风尚。这种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教育方式，受众众多、影响极大， “ 任何时候到过通俗教育馆的人们，都对这一新的公共事业发出了深厚的感情 ” 。时成都市人口 31 万余人，到馆的参观人数“以全月统计而论，最多在八万人以上，全年之中游全馆者达七十余万人……其影响不可谓之不巨也。”

成都市立通俗教育馆旧址

二、乡村社会教育的前导——从峡区博物馆到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

1927 年，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此时的北碚是一个四县交界而三不管的小乡场，匪患成灾、乡村贫瘠、民智未开。卢作孚以北碚为基地开始其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践。

1929 年，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中提出：“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因为一切事业都需要人去建设，人是需要教育培成的，所以努力建设事业的第一步是应努力教育事业。教育事业分为两类：一是学校教育，二是社会教育。” 卢作孚的教育观是大教育观、全域教育观念，即整个社会是一个教育体系，社会的各项事业，尤其是模范事业是可供人们学习的楷模，这既包括学校教育，又包括社会教育。在卢作孚的北碚建设蓝图中，教育是这样规划的：“创办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先从北碚市场开始……把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在这个市场建立起来，造成一个社会环境，以促使人们的行动发生变化，去影响周围……创办一个图书馆，供人们阅读。创办了一个公共运动场，让广大群众在那里进行体育活动。创办了一个平民公园，园里有博物馆和动物园，供远近人们游玩。办了一个嘉陵江日报馆，每日出报一中张，刊载国内外消息和峡区事业进展的情况，在公共地方张贴，让人阅读。设立了一个实用小学，着重训练儿童。”

时任北碚峡防局局长的卢作孚早有在重庆上游嘉陵江滨设立一座科学馆（包括博物馆在内的科学研究机构）的想法，并且纳入北碚建设的整体规划中：“计划成立科学院，早已有了动机，已经从事各方募款，多方设法采集标本，催促建筑博物馆。” 在峡防局组织机构职责中，明确“附助经营事业机关”除有温泉公园、火焰山公园、农村银行、嘉陵江（日）报社外，还有中国西部科学院的陈列馆、化验所、动物园、养鸡场、农场、兼善中学。

同时，卢作孚积极作物质上的准备。在标本征集方面， 1928 － 1930 年间，借中国科学社、静生生物调查所、国立中央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入川科学考察之机，派员随队采集，作博物馆藏品的贮备。 1930 年，为东北考察团收集标本顺利之便，卢作孚特致函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请其帮助，蔡元培 4 月 21 日分别致函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博物院以及上海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希望招待接洽与各文化机关商议征求或交换标本等事项，“以供陈列，备人参稽” 。

1930 年 3 月 9 日（一说 14 日） , 峡防团务局在北碚火焰山筹办峡区博物馆，利用东岳庙旧有殿宇 500 多平方米，略加改建， 9 月落成，于双十节开馆。陈列各方征集物品，分动物、植物、西藏风物、卫生、煤炭等陈列室对外展出。并设有饲养良种家禽家畜的动物园，动物园 1929 年筹议、 1930 年 10 月 10 日设立。峡区博物馆经费由峡防局补助经费 400 元，中国西部科学院拨款 400 元。 1930 年 9 月，中国西部科学院成立后不久，峡区博物馆拨交科学院办理，更名为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分陈列所及动物园两个部， 1936 年，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在北碚成立， 4 月科学院下属的博物馆划归实验区署管理，改名为民众博物馆，分管陈列室、动物园和平民公园，后并入民众教育馆。

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为私立的综合性博物馆， 1930 年秋成立后，聘黄子裳主办。 1933 年，博物馆职员有主任黄子裳、技师唐成德、助员高孟先、郭卓甫、周承烈。 1936 年，设主任 1 人、管理员 1 人、馆丁 1 人 。主任由江巴壁合组峡防团务局政治主任黄子裳兼任，管理员为叶蕴琨。 1931 年 9 月 18 日，卢作孚主持召开中国西部科学院院务会议，解决博物馆、动物园、公园、农林研究所等方面的诸多问题。

20 世纪 30 年代是中国博物馆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载体，承载教育民众、灌输知识、转变世风、改良社会的作用。 1930 年创建于重庆北碚的峡区博物馆以及同年并入中国西部科学院为其附设的公共博物馆，是重庆地区最早出现的博物馆 。卢作孚在其乡村建设的实践中，针对当地教育不普及的现状，把博物馆的定位放在普通大众的层面上，在展示内容上贴近民众的需求与兴趣，在展示形式上浅显易懂，在展示方法上寓教于乐，并且采用馆园结合的模式，即博物馆加公园的模式。“在公园内添设嘉陵江科学馆一所……以备一般人士参观研究。” “最近该苑所有陈列标本，力加一度刷新，每种标本均有简要说明签附之，游人一望而知为何物何地所产，何时所出，作何用途等等情形。更以动物园新到几种活物，如豹子、马熊，是更足以引起参观者游兴，所以日来参观人数愈形加多。” “在公园里有一个博物馆，一个动物园。每天下午集中了无数本地和嘉陵江上下过此停宿的人们在那里游玩。” 通过这些举措，把社会教育普及于人们日常出入的市场、普及于乡村市井的人家，给予人观看、给予人学习，“目的尤其是在辅助人们，指导人们改良实际的生活——改良他们家庭的生活，职业的生活，游戏的生活，个人饮食起居的生活。尤其是在辅助人们，指导人们，解决社会当前的问题！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都从一个当前的乡村起，要紧在促起人们的行为，继续不断地改良他们的生活，解决社会的问题；要紧在指导他们许多方法，帮助他们许多力量。”

1939年9月24日，交通部次长卢作孚

在北碚发表关于“运输救国”的演说

三、国人自建的综合学科最多的自然科学博物馆——中国西部博物馆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国内 20 余家公、私立学术机构迁来北碚，最初多借用卢作孚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房屋暂时落脚，并利用其图书、仪器等各种设备，以继续研究工作。中国西部科学院予以最大协助，并与之密切合作，促成了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创建。

鉴于前所未有的各地科学家入川，文化、教育、科技界人士 3000 余人云集北碚， 1940 年，卢作孚商请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提倡集中科学人才，开发地方富源计划。此为科学家共创北碚科学陈列馆的最初计划源头。

1943 年 7 月 18 － 20 日，中国科学社第二十三次年会 —— 六科学团体 联合年会在北碚召开。会毕，各机关多次集议：“甚盼公共设立一所陈列处，作为永久基础。战时固可为切磋观摩之中心；战后亦将成调查研究之驿站”，“乃共同发起筹设自然科学之博物馆于北碚”。是年冬，各学术机关集议在北碚成立联合陈列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气象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工业试验所、矿冶研究所，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国立江苏医学院，中国地理研究所以及中国西部科学院等，共同发起筹设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利用惠宇大楼作陈列处所，内分工矿、农林、生物、地质、医药卫生及气象地理六馆，辟陈列室 28 间，各馆室陈列品除由各机关供给之外，并向各工矿事业征集，共计展品 13503 件。各方捐助开办经费，加之四川省政府拨助款项，经一年时间筹备，于 1944 年 12 月 25 日正式开馆，次日起长期开放，公开展览。

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名称，在筹备委员会组成之前曾拟定为“北碚科学陈列馆”，在筹备委员会时期名为“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 1945 年 7 月更名为“北碚科学博物馆”， 1946 年 10 月 1 日定名为“中国西部博物馆”。

1931年4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苑动物园全景

在中国西部博物馆的筹建、成立、运营各个阶段，卢作孚无论在筹备时期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还是在建成之后任常务理事，一直倾力推行西部博物馆的发展。在卢作孚与社会各界的来往书信中，据目前收集资料显示 ，从 1943 － 1949 年，关于“北碚科学陈列馆”“北碚科学博物馆”“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中国西部博物馆”的信函不下 10 余封，涉及政、军、商、学等各界身居高位的人士，所谈事项包括事业运行费筹措，陈列品求赠、修复、征集，人才引进介绍，理事会组建，展陈设计改造，场馆改造负债募捐等方方面面，可谓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呕心沥血，支撑中国西部博物馆在艰难岁月砥砺前行。

在博物馆征集陈列品方面，卢作孚数度致函重庆市政要及各方人士请其协助支持。 1943 年 8 月 23 日，翁文灏、卢作孚致函重庆市市长兼重庆防空司令部司令贺耀祖，贺耀祖复函就此前市政府接收工矿展览会所赠工矿模型交换至博物馆陈列表示支持。 1945 年 12 月 19 日，卢作孚致函天府煤矿公司代总经理黄志煊，请其协助 1944 年工矿展览会展览的嘉阳煤矿制全套模型的赠送或重新设计制作。黄志煊 28 日复函表示已电嘉阳矿厂速派原设计制造人员带蓝图及附表来渝修理装配，整理完竣后即派专人送博物馆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