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鄙视兄的
《历史并未终结》
，发现和我的看法重合度非常高。相同的地方不再赘述。这里补充一点中国式集权对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向作用：
中国社会数千年传承下来的社会传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中社会模式，这种社会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运用。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就在于给国家力量不断作减法，减得越多越好。这其实是一种对国家力量的妖魔化。
国家力量是否还有需要作减法的地方？是否还有继续给市场松绑的空间？我认为是有的，而且还很重要。但是将国家力量和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就大错特错了。虽然中国的社会传统阻碍了中华文明率先进入现代社会，但在想明白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祭起“市场决定”的大旗之后，这种社会传统却成为了中国独有的经济发展助推器，使中国可以走出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独立行情”。它所起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推动、国家调控和国家参与三个方面。
国家推动
：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很多的外部条件支撑，在经济学上称为经济的外生变量。例如对幼稚产业的保护，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维系、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内市场壁垒的消除等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些外部条件的构筑往往成为经济腾飞的关键，但有时候又很难从市场内部自发建立。因为它们在微观上缺乏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所揭示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人自利带来社会整体福利增加的的自由主义经济规律恰恰在这里失去了原始的推动力。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微观决定论”的必然结果。而国家力量的运用则可以克服市场的“失明”，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布局，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构建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例如，中国常被称为“基建狂魔”。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和水平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这背后正是国家力量对基建进行全力支持的结果。而这种大规模基建，特别是交通网络的建设影响深远，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加速腾飞。
再比如，延续自中国社会传统的常常为人所诟病的官僚体系以及同样常常为人所诟病的唯GDP论，抛开其中确实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找到国家力量对经济增长的有力推动。在中国官僚体系结构中以GDP为导向的层层考核机制，加上资本和人力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使得各地方政府之间出现了打造良好市场环境以吸引投资、加强贸易、推动生产的全面竞争格局。谁的动作慢一点，成效低一点，环境差一点，资本和人力就会用脚投票，跑到其他地方去，这对政府绩效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因此在中国各地方政府间形成了一种比学赶帮的良性的正反馈机制。当然，由此引起的什么重复挖路比吃狗屎之类虚假GDP劣行也客观存在，但其中的正面作用绝不应当被忽视。相反，这种机制其实已经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其他类似的还有通过国家力量利用WTO机制构筑的中国经济发展保护网络和国际贸易环境，以及通过国家力量进行的人民币贬值和强制结售汇制度带来的出口比较优势等，都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起到了功勋式的作用。正是在这种尊重市场决定而又大力实施国家推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才能保持数十年的高速增长。
国家调控
：市场经济不但会“失明”，还会“失灵”，从而导致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等市场瘫痪现象。这同样源自自由主义经济规律中的“微观决定论”。根据拙作
《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的深度剖析》
中的分析，如果在发生经济危机时，所有企业都能以大局为重，愿意亏损，保持生产，并坚持有计划有节奏的减少银行贷款，以维持合理的货币供给水平，就可以化解危机使经济实现软着陆，在较低水平有效运行而不至于雪崩。
但这显然违背了自由主义经济规律中人人自利的微观基础。没有哪个企业会为了社会去自愿亏损，甚至还去贷款来亏损。就算有企业这样做了，但当别的企业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根本无法形成同仇敌忾共同应对危机的氛围时，这种努力也会变得毫无意义，并迅速摧毁这个企业持续“犯傻”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