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报告 | 全国律所数量增至43749家，新法律服务模式层出不穷

2024年国内律所数量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截至2024年12月20日，根据中国法律服务网信息显示，全国律所数量达到43749家，是行业积极发展态势的现象，也意味着法律服务普及化以及律所布局规模化进程持续深入。

律所数量

从地域分布上来看，东部地区律所数量过半，中西部地区律所数量延续崛起态势。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律师事务所数量仍然最多，占据了全国律所的50.6%，多数位于2000家以上。其中广东(4655家)和北京(3579家)位居全国前两位，江苏(2663家)、山东(2882家)、上海(1992家)和浙江(1889家)也都拥有大量律所。

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律所数量多数位于1000家至2000家间，总体上少于东部。西部地区除四川(2284家)、重庆(1060家)、贵州(1423家)和云南(1252家)的律所数量相对较多，其余地区的律所数量普遍较少。东北地区辽宁(1564家)、吉林(934家)和黑龙江(735家)，律所数量处于中等水平。

律所地域分布

从律所增加态势上来看，东部地区尤其是广东、北京、江苏等地延续增长态势；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四川与河南增长态势良好。2024年从1月至12月20日，全国共增加2989家律所。其中增加数量排名前十的地区分别是广东省（358家）、北京（198家）、四川省（189家）、河南省（179家）、山东省（166家）、江苏省（157家）、福建省（145家）、湖北省（122家）、辽宁省（121家）、贵州省（117家）。

值得关注的是，新疆与内蒙古去年律所数量相较于基数增长较多，与国家政策支持、法治环境改善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法律服务需求的扩大有关。

新设律所地域分布

规模化发展依然是头部大所的主要趋势，大所正在逐步实现全国范围的全面覆盖。以2024年ALB中国最大30家律所为例，截至12月20日，30家律所共开设新分支机构93家，是2019年来分支机构增加最多的一年。其中开设分支机构数量最多的一家律所为中联律师事务所，在江苏布局6家，广东布局3家，新疆、北京、河南、重庆、贵州各1家。

从这30家律所新设分支机构的地域分布来看，有43.3%的律所选择在江苏扩张，30%的律所布局广东，20%的律所布局浙江，而四川、贵州和新疆各有16.7%的律所进行了布局。

当下，尽管律所仍在进行外延式的扩张，尤其是向中西部缺少法律服务的市场扩张，但对行业本身来说，因发展模式的底层逻辑并为改变，行业整体仍在内生式的成长通道里徘徊运行。

因此，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探索下一阶段行业的新增长路径，是当下律师行业的必然阶段。而出海，就是新增长路径之一。

近五年来，我国律师事务所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从2019年154家增加至2024年9月207家从地域分布上来看，近几年中国律所持续增加在亚洲区域的布局，尤其是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东南亚等地区。其中，香港地区布局律所数量最多，截至2024年12月19日，香港有84家注册外地律师行，其中包括内地的注册外地律师行36家。33家为联营律所，其中包括香港与内地联营律所21家。

根据香港法规要求，外地律所需要与香港律所展开三年以上联营后方可申请本地牌照。申请到本地牌照后，律所便不受执业范围的限制，可以同时提供内地和香港的法律服务。截至今年12月19日，共有16家内地律所在香港完成本地化，标志着以香港为桥头堡，中国涉外法律服务迈出的实质性步伐。

作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支柱，律师行业的突围需要既对接前述出海4.0时代，又需要面对服务模式创新、技术变革带来的行业革新。

近一年来，各地律协和律所纷纷举办法律服务产品大赛，展现了法律服务创新的活跃态势。法律服务产品是由律所或其他行业参与者提供的满足特定法律需求，有明确标准、可量化评估、流程化操作，以及可视化展现形式的服务产品。这种现象背后映射出来的原因是，律所意识到了标准化、流程化法律服务的重要性。

法律服务产品化的概念虽然早已存在，但近期因其在法律行业竞争格局中的重要作用而受到关注。随着律所采取市场化营销策略，案源获取变得更加主动和策略化，法律服务产品，尤其是产品手册，因其专业化特性和性价比而成为律所品牌营销的有效工具。

同时，面对客户支付意愿的下降，律所需要提供基础合规服务，这导致客户需求从个性化转向基础性和量产性服务。这对内部分工不够流程化的律所团队构成挑战，可能导致效率低下和服务质量不一。因此，律所通过自发进行法律服务产品化，优化生产模式，提高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以适应市场变化。

与法律服务产品化标准化、流程化法律服务趋势异曲同工的，是网络推广趋势。

对应短视频这样的平台，法律服务的新模式变孕育而生。律所不再满意被动地出现在数字化平台上供客户选择，而开始主动通过系统的市场化营销来开拓业务，网推所因此被大众熟知。

通过精准的流量投放和案源筛选，网推所能够更快地识别并吸引潜在客户，从而提高获客效率。此外，通过流程化和程序化的办案方式，网推所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从而降低服务成本。由于服务成本的降低，网推所可以在保持服务质量的同时，降低客单价，使得其服务更具竞争力。

网推所服务模式

网推的盛行，再一次论证了标准化、流程化法律服务的可能性。而标准化、流程化法律服务之后，随着客户法律需求在量上的提升，律所也会自然而然地走向自动化、智能化法律服务的道路。

ChatGPT的问世，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迈入新纪元。这场技术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各个行业，而在法律服务领域，AI的渗透尤为深刻。过去一年里，全球律师行业对AI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最初的犹疑观望，到谨慎尝试，再到规范化应用，AI已悄然改变着法律服务的生态版图。

法律AI的能力，已经可以覆盖律师工作的全流程：从资料检索、到市场营销、内部办公、非诉流程、诉讼流程等。

汤森路透最新调研数据揭示了这一转变的深度和广度：2023至2024年间，企业法务部门考虑使用生成式AI的比例从30%跃升至41%，而持观望态度的比例则从60%骤降至36%。相比之下，律师事务所在采纳AI方面表现出独特的发展轨迹：考虑使用生成式AI的比例略降至32%，无使用计划的比例降至42%。这种表面的谨慎背后，掩藏着行业的深度思考。

Persuit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行业内部的分化趋势。全球百强律所已全面开放生成式AI的内部使用权限，而全球200强以外的律所因资金、技术认知等因素制约，表现出相对保守的态度，12.9%的律所尚未制定AI部署计划。

这种分化不仅反映了资源禀赋的差异，更预示着行业即将迎来的深刻变革。正如理查德·萨斯金在《法律人的明天》中所预言：未来20年法律行业的变革将超越过去两个世纪的总和。AI与法律服务的融合不是简单的工具升级，而是一场彻底的范式重构。

在这场重构中，国内传统律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无法充分把握AI带来的服务创新机遇，在替代性法律服务的冲击下，就有可能失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律服务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今年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美国作者德博拉·罗德于2015年完成的《律师的麻烦：美国律师的职业困境》一书。其中一句话，与《法律人的明天会怎样？》如出一辙：

最需要改变的是，变革是不可能的这种观念。

2024年，全球政治经济形势进一步趋向复杂，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升温，全球经济治理步履艰难。在世界经济逐渐步入低速时代之际，中国宏观经济正面临着“流量恢复”与“存量调整”的双重挑战，与以往任何一轮经济周期中的困难都有着本质区别。

律师行业外部的变化持续且深刻地影响着内部。一方面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在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中，呈现出反应与调节的特点。而法律服务作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伴随着波动，也在部分业务端呈现显著上升或下滑态势。另一方面，尽管法律行业具有强地域属性，但伴随着出海4.0的到来，中国涉外法律服务也站上了历史性的节点，将成为法律服务全球化的趋势之一。

与此同时，行业内部自身也承受着因律师数量高速增长至一定阶段后，低价竞争、市场争夺带来的阵痛。这种阵痛迫使行业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法律服务转型现象日益明显，法律服务新方法、新模式层出不穷。

正因如此，在英美律师行业长期存在的技术变革、商业创新、国际扩张与律师传统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在国内律师行业开始显现。如何看待、如何应对，关系着律师行业的未来。

重构时代，许多律所领导者所要面临的市场挑战，或将与其直觉、经验相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常态下，唯有那些敢于打破常规、勇于创新的领导者，才能引领同伴稳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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