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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洋
来源：北大国发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性学院，前身是林毅夫等六位海归经济学博士于1994年创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2008年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国发院）。
2021年3月12日下午，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本科教学中心主办专题讲座“经济学的意义”，并介绍三个学习项目：经济学复合型人才培养、经济学本科、经济学双学位。本文根据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季刊》主编姚洋教授的分享整理。
今天在座和线上的听众可能最想了解经济学是什么，学习经济学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所以我选了“经济学的意义”这个题目，分三个部分：我自己的北大本科专业是经济地理。按照当年报考大学时的要求，我高中学的理科，大学也只能报理科专业，不像现在高中学理科，上大学可以报文科。我高中时对理科其实没有感觉，更想学文科，在北大的招生专业目录里看到了经济地理，好像跟文科相关，就报了这个专业，由此跟经济学结缘。后来读硕士、读博士，彻底转向经济学。我今天的分享就是基于我本人过去几十年学习和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体会。经济学要研究人的行为，因为人的行为是市场和社会互动的前提条件，不先把人的行为搞清楚，后面的研究至少是没有系统的。经济学有一个统一的认知——人是理性的，一切研究从这个前提假设出发。文学也研究人，也称自己为人学，但文学靠讲故事反映人性。社会学也研究人的行为，但其弱项是没有像经济学这样对人的行为有统一的假设，而是把人作为一个更加全面的实体来研究，这使得研究范围有点太大，不像经济学，主要就是研究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是怎么来的？有什么规律可循？这就涉及到进一步的思考：人到底是什么？人做决策时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搞清楚这个问题非常不容易。人类可以认识宇宙，马斯克甚至要把人送到火星上居住，但我们对人的大脑如何工作都还知之甚少。脑科学目前研究出来的成果还不足以解释很多问题。尤瓦尔·赫拉利写的《人类简史》一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人的决策很多时候不受自己的理性支配，而是化学反应在支配。比如，你的脾气、性格你自己无法控制，是大脑的一些化学反应在控制，你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心理学家对此也做了很多研究，目前已经从行为的描述又往前走一步，与脑科学结合，包括利用MR扫描去观察人做决策的时候脑区里哪些地方在活动，但这类研究目前也比较浅。要搞明白人是怎么做决策的，可能要深入到分子层面甚至更微小的层面。在生理学、心理学等并未有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经济学怎么研究人的行为？怎么开展研究？一两百年的摸索，经济学给这个学科设置了一个假设，即“理性人”假设，认为人是理性的。什么叫“人是理性的”？就是人首先都关心个体，其次有计算能力，再次是有学习能力，能学习并掌握关于现在和未来的很多知识，由此进行计算。当然，人性是多面的，“理性人”假设也只能叫“假设”，人不可能达到纯粹理性的程度。经济学为什么要做这个假设？因为基于这个假设，经济学家才能写出经济学的模型，让大家讨论、批评，经济学才不会原地踏步。正如数学有一套最基本的公理，要想当数学家，你必须先认可这些公理，然后在这些公理的基础上发明你的数学定理。经济学基于“理性人”假设，构造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学大厦，而且其中的逻辑非常严密。这是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非常不同的方面。社会学、政治学、政府管理、外交等等，没有一门社会科学能像经济学一样，构造如此逻辑严密的数理体系，然后大家在这个数理体系里面学习和创造。当然，严密的体系也带来很多约束，被主流给框住以后难以再有革命性的创新，这是事实。但这个基本假设和严密的体系构造为经济学做出的贡献远大于羁绊。经济学的主要假设是“理性人”假设，过去二三十年有很多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研究人到底是不是自利的理性人，是否还可以找到人的一些规律性的行为逻辑，由此产生了行为经济学，也已经有多位经济学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研究基于实验，这些实验基本上还停留在心理、行为层面，达不到生理层面，但和经济学此前相对单纯的理性人假设不同，行为经济学提出了心理账户等不同的理论。举个例子，很多美国人会买下整个球赛赛季的票，但很少有人真能看完。按照经济学理论，这些人从一开始就不理性，因为他们能预测到自己一定会有一段时间不能看，为什么还要买全季的票？纯粹靠经济理性没办法解释。还有一些人买了全季票之后，不管下雨下雪都要去，按理说雨雪天气交通很不便，而且可能观赛体验极其不好，甚至有生病的危险，但很多人还是会去。按经济学理论，这是沉没成本，你今天去或不去，成本已经不会改变。这是理性假设无法解释的。金融市场很多时候也没办法用“理性人”假设去解释。你为什么买这个股票？为什么追涨杀跌？所以又有了行为金融学。综上所述，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但本身也在扩展。有朝一日，经济学是不是全面放弃理性假设？目前还不知道。毕竟目前为止理性假设的利大于弊。资源配置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当今世界，如果不研究资源配置，这个国家就没办法运转。政治家都明白经济是第一位的，不把经济搞好，想当选就很困难。正如克林顿当年所说:“It’s economy”，把经济搞好了，胜选的概率就大。因为这是我们基本生活的一部分。市场存在的时间很长，自打人类有文明之后就有了市场。有些国家的市场比较受限，有些国家更自由发达。就中国而论，在北宋我们就有了比较发达的市场体系。读古人的著作可以发现，那时候人们就开始认识市场运行的规律。例如，王安石就是一个大经济学家，对当时的经济运行有很明确的认识，他的变法以现代经济学的眼光来相当不错，只不过执行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最后被推翻。第一，市场是什么？怎么工作？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的鼻祖，主要讲的是市场如何推进分工，价格怎么形成。到了马克思，他对市场的运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深挖到劳动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提出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不光是配置资源，还分配权利，马克思对此提出了更深刻的见解。当然，马克思的目的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他对市场经济分析的洞见，到今天仍然振聋发聩。到凯恩斯时代，他开启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整体在动态的过程中怎么形成价格，怎么影响大家的决策。这是一个很大的推进，从此大家可以研究总量的概念。凯恩斯经济学主导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进入滞胀，遭到很多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在美国，20世纪五十年代还兴起了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六七十年代开始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微观问题。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信息经济学。博弈论早就有，但很大程度上是应用于数学，只有它开始和信息经济学结合，才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获得深入的应用：一支是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用于研究税收，另一支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产权和租赁权的分配。之后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博弈论得到更大的发展，对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认识企业的定价和各种制度的产生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有人说经济学过去二百年没多大发展，还是停留在亚当·斯密阶段。这种看法不对，至少博弈论的发展是最近四五十年的事情，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一步一步推进。经济学还有国别之分。比如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的问题，有很多是新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有特殊性。但特殊性中蕴藏了多少普遍性，值得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生活在正经历伟大变化的中国，认真研究中国经济的变化就可能产生新的理论、新的洞见。第二，市场“应该是什么”？这也是经济学家要研究的。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他最终想告诉大家“应该是什么”。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非常肮脏，他看到了满目的剥削和贫困，觉得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应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他描绘了这个新世界应该的样子。这一点也很重要。当代的很多经济学家也是在设定的目标下开展研究。比如，如何提高经济的效率。马克思其实已经超越了这个层面，他会问：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这是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升到了政治哲学。举例来说，上世纪30年代有一场社会主义大论战。当时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并且当时看起来还比较成功，西方为此发生一场大论战，讨论社会主义到底是不是可行。因为大家觉得社会主义可以增加公平，但到底是不是有用可行？是不是可持续？当时，在美国工作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认为，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可行。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最后算一般均衡，假设有N种产品，最后可以变成求解（N-1）种产品的价格，你只需要（N-1）个方程式即可。如果这样，就可以去收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息，然后把这些需求方程、生产方程都写出来，最后推导出（N-1）个方程，再把价格解出来，就可以按这个价格去实施计划经济。最后，历史证明奥斯卡·兰格输了，他的反方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是对的。哈耶克提了一个根本性问题，社会主义无法收集到你所需要的所有信息。你怎么知道某一个消费者的偏好在哪里？你怎么知道某一个企业的生产函数是什么？后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波兰经济学家赫维奇（Leonid Hurwicz）在理论上证明，市场上分散的状态是最节省信息收集成本的机制。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但直到今天，这些问题还在争论，因为如何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命题，也是难有终极答案的命题。
在这两方面的经济学研究主题之外，是否还有更多的领域值得研究，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世界在不断地变化，不断有新的问题冒出来需要我们去探索。如我前面所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有很多激动人心的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其次，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学科需要完善。举例来说，如果你对宏观经济学感兴趣，会发现它内部存在不同的流派。为什么会出现流派？因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都是总体概念：总需求、总供给、价格，这些都是内生的，不清楚谁决定谁，所以容易产生分歧。与之相反，微观经济学的大厦已经构筑得非常好了，所以基本上没有学派，大家都是一致的。宏观经济学的各种流派中，总有一个是比较正确的，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所以还有很大的探索和发展空间。再次，经济学研究政府、制度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我觉得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在马克思的年代，即经典经济学家时代，这一点不言而喻。那时候的经济学都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但后来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大家基本上就不再去研究政府和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什么时候又开始了研究？最重要的起因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亚洲四小龙”由于经济增长得非常快，几十年间从贫困经济体变成了几乎是发达的经济体。一代人的时间从贫困到富裕，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亚洲四小龙”成功因素中，政府的作用非常大，参与非常深，所以大家重新开始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此，1993年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家诺斯（Douglass North）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在，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里发展比较快的分支，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
一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分配对于生产的影响。因为市场要有分配机制，要先建立产权，然后市场又根据你的贡献或资本等来分配这些资源，这些资源反过来会强化你的产权，这样会对经济产生影响。2020年欧美国家货币大放水，谁变得更加富有？那些掌握资本的人。事实上，货币大放水拉大了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政治经济学就要研究，这样的财富分配从一开始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对经济增长有利，怎么去改变或调节这样的分配才能有利于经济增长。所以，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非常有影响力，因为他提出了全球资本税的概念来调节收入分配。这样大家都意识到，初始产权分配最终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
二是在中国，关于政府和市场经济关系的争论非常多。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的体制和其他国家非常不一样，我们的党和政府很强大，政府和党在经济发展中到底起什么作用？我们现在的研究还不够、不充分。比如，我们对官员晋升机制做过一些研究，但依然很不够。我们以前都是研究经济表现对晋升的影响，后来又研究政治忠诚是不是也对晋升有影响，但反过来又怎么影响经济增长，机制是什么。我们的认识还不是非常清楚。再上升一步，应该怎么认识我们国家的体制？这个体制必定是成功的，但成功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我们研究得还不够。这其中可能蕴藏着全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或政治学理论。
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再推进一步就很容易想到，经济学可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博弈论主要研究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因为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太强大，所以我们可以分析以前我们不分析的事物，比如家庭、组织。记得1980年代末期我还在北大读书，林毅夫老师刚回国的时候来到北大给我们做讲座，他说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方法可以分析家庭。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开了脑洞，觉得家庭是因为爱情而形成的，爱情怎么能用经济学来分析呢？我们当时不知道，美国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写了《家庭经济分析》，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博弈论又大量应用到组织行为学上，研究组织的成果也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研究不完全合约、研究拍卖的经济学家都获得了诺奖。组织研究有一个很著名的定理叫“多目标理论”。当一个组织有多目标的时候，这个组织或组织代理人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些更容易测量的任务上面。比如，中国官员的任务很多，但是官员把工作重心都放在容易测量的经济增长方面。消灭了多少害虫没人知道，因为数不清，种了多少草皮大家也看不到，但经济增长的数字一目了然。以前，组织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经济学家其实侵入了以前社会学的领域，甚至是把这个领域夺过来了。现在经济学家大量参与组织研究，而且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人用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法律，形成了法律经济学。所以很多人会说“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好，但到处去用是不是正确？关于这一点的争论很大。有些经济学家比如美国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就反对，他认为经济学只是研究经济运行，而且他定义的很窄。什么样的社会是美好的社会？我们只要增进社会的效率就行，效率是唯一的目标，这是我们经济学家的任务，我们只能在这个框架里面做研究。但是另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有这么好的工具、这么好的能力，为什么不去研究那些领域？现在看来，是第二类经济学家占了上风，很少有经济学家还坚持科斯对经济学的解释。现在，经济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特别是对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两个相关学科的影响特别大。美国大部分政治学的博士生必须跟着经济系学一个学期的经济学，学微观经济学和博弈论。所以，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很多文章也开始出现数理模型，被经济学同化。社会学也用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做研究，他们的论文发表也开始跟经济学趋同。著名社会学家谢宇老师说，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论文，如果用计量的方法做，其实只有引言部分不同，后面的方法都一样。社会学家也开始采用计量经济学的办法，学科之间开启了互通。可以说，经济学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推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对于这一点，普通老百姓总是转不过弯来。我的家人常说，你是著名经济学家，怎么投资总是失败？因为我不懂这些。术业有专攻，投资是一门学问，经济学不做这个，特别是我研究的都是政治经济学。老百姓觉得经济学就应该教我们怎么赚钱，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英国女王罕见地给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写了封信，问你们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皇家经济学会的会长回了一封措辞很委婉的信，核心意思是想告诉女王，我们经济学家不做预测。有时我们听说所谓末日博士预测到什么，都不能相信。如果他们真能预测到危机，自己为什么不去投资赚钱呢？其实他们对自己的判断不确定。经济学不擅长做预测，也是因为经济学没有达到实验科学的精度，也不可能达到。为什么？正如“卢卡斯批评”认为传统政策分析没有充分考虑到政策变动对人们预期的影响，自然科学家研究的是那些没有思想的物体，做预测不会影响它的运作，但是，经济学的预测一旦说出来，马上就变得不正确，因为听到的人会立刻改变行为，开始预判。换言之，我们每个做预测和听预测的人都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把预测做得完全对。
我自己从地理专业转到经济学研究纯粹是一个偶然事件。那时候北大成立了管理科学中心，一个好朋友拉着我一起去考。考进去之后，没人会教管理，教的都是经济学，所以我机缘巧合就真的学了经济学，回归了我报考大学时的初衷。学了经济学以后我发现，经济学的确是激动人心的学科，能够做很多有意思的研究。你会掌握很好的研究工具，做出来的研究会比较有信服力。经济学家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当然，如果你想用你的学识去获得回报也可以。因为你对世界的了解和对经济的了解都比一般人深入，你就可以去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这个世界应该怎么更好地工作，通过传播思想获得回报。今天线上线下的同学中有一些是想转到国发院读经济学本科，还有更多同学是在考虑该不该选国发院的经济学作为第二学位。把经济学作为第二学位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掌握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你本专业的研究会很有帮助。对临近的社会科学自不必说，哪怕你是学自然科学的，其实也有相通之处。经济学所培养出来的这套逻辑体系和思维方式很有用。说个小故事，以前我对自然科学家非常崇拜，我们经济学家与之相比显得是耍嘴皮子，他们是创造新的东西。直到有一天我跟一位化学家出去开会，他说你们经济学家用那么好的数学写那么好的模型，我们化学家就是盲目地做试验，以前是靠人做试验，现在用计算机做试验。当然我不是诋毁化学家，化学是非常有用的，我想说的是，经济学这套思维方式带到一些实验科学里面，也会很有帮助。人生活在社会里面，就得了解这个社会，得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运转的，否则就会走向极端。我们在北大校内做过实验，在其他学校也做过实验，最后发现学工科的人最注重效率，却相对地最不注重公平。因为他们离人文学科最远，只考虑做出来的东西能用、效率高，所以他们觉得社会也应该是这样，注重效率就足够了。然而，这个世界不是这么运转的。如果你没有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就很容易走极端，要么走向左派的激进主义，要么走向右派的激进主义。如果仔细观察网上的激进言论，你会发现他们没有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所以就根据自己的想象随意发挥，语不惊人誓不休。学了经济学之后，你会更加平和，会觉得这个世界大体上就应该这样运行，要想找到其他的运行轨道是很难的。因为这是人类社会摸索了千百年之后的总结，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做一些调节。这是学了经济学之后最基本的认识。再比如，关于比较优势的问题，如果你不懂比较优势，总会觉得我们国家的人都那么聪明，为什么要做劳动密集型的工作给其他国家打工？被他们剥削？但是当你学了经济学之后就会懂得，这是比较优势，发展有个过程。这样你就不会那么极端，不会那么愤懑而焦灼。我给经济学双学位的学生教过课，有一年教的是经济学原理。其中有一位外校学计算机的研究生，我问他为什么来学经济学？他说，上了您的课之后，我的人生观被颠覆了。经济学原理告诉他的东西和他以前接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他突然发现人生更加美好了。我觉得这代表我们的经济学双学位成功了一大半。哪怕你以后做的工作跟经济学毫无关系，你的素质提高了，你的人生境界更高了。当然从实用的角度讲，学经济学对大家毕业后的就业也很有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了经济学的双学位，找工作相对来说会容易一些。根据我们的统计，我们的经济学双学位毕业生里有30%-40%做的工作和经济运营管理有关。简单地说，国发院是把经济学和中国现实结合得最好的学院，在中国没有之一。我们的老师都经过很好的训练，功力都很强大。我们做的研究又很接地气，我们试图用我们的研究来改造中国。国发院里每位老师都有家国情怀，做的学问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而是真正的学问。像周其仁老师是用脚来丈量，靠在中国走访的数据和事实得出结论，再基于学术提出政策建议。我们有这样的基因，也希望培养我们的同学们，特别是来国发院读本科的同学们也能拥有这样的价值取向。
我们希望你们打好坚实的基础。比如，我们鼓励国发院的同学去数学学院读双学位，我们有很多同学做到了。即使你不拿数学的双学位，我们也强烈建议你必须到数学学院修几门像数学分析那样的课，把数学基础打牢，把理论基础打牢。
同时，我们重视让国发院的本科生接触中国现实。每年夏天我们带着同学们去中国最苦的地方看一看，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到乡村里去实地调查，最后我们把每位同学写的调查报告集合起来出书。我们也送本科生到国外交流一个学期。所以，我们是把最本土的和最国际的方法结合起来，培养同学把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的学术导向。当然，我们不要求国发院所有同学最后都成为经济学家。过去这两届本科毕业生有一些同学选择了其他方向继续深造，也有少数同学本科毕业后直接去工作。我们都是鼓励的。我们把国发院的本科教育定位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博雅教育。因此，我们的课表里有很多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的相关课程，我们还给本科生提供博雅书单，希望大家开拓思路。本科是打基础的阶段，不要求你做研究，你能把经济学的基础掌握扎实，眼界打开就已经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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