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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时针研究历史，逆时针解毒世界

袁世凯真的很愚蠢吗？

历史研习社 · 公众号 · · 2019-12-22 21:46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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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时针研习历史，逆时针解毒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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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NO.1162

作者：霍小山

审核：喵大大编排：耕读

1915年夏，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集资刊印了一份叫做 《明耻篇》 的小册子，强烈抨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卖国行为。

那年的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5月7日，又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覆。5月9日，袁世凯对日本的要求，除声明第五号一部分“容日后协商”外，其余一概加以承认。

当时，还是学生的毛泽东读到这本小册子，气不打一处来，这一切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气消之后，他在封面上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国，在我学子！”

不过，年轻的毛泽东还没有料到，袁世凯还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

这波操作震惊了国人，袁世凯怎么会这么想不开要“称帝”呢？共和元首陡然间成了复辟封建的跳梁小丑，经营多年的形象毁于一旦，一个转身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袁世凯为什么要做这个愚蠢的决定？

01 袁世凯的称帝理由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让中华民国摇身一变，再次成为中华帝国。中国人民万万没有想到，赶走了一个满族皇帝，却又迎来了一个汉族皇帝。后来，西方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这样评价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一场失败。

那么，袁世凯称帝的理由是什么？

答案是，他认为中国人民还没有马上享受民主自由的权力。

早在1911年，他就在《时报》上发表自己的政见，“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

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先是解散议会，接着取缔国民党。上有虽好，下必甚焉，那些善于揣摩领导意图的人便开始劝袁世凯干脆一步到位，重建帝制。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称：“中国数千年以来受制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 他的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国民政府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也迅速跟进，他强烈主张中国改行帝制，因为日本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强国，如果中国改行帝制，也能成为跟日本一样的亚洲强国。

连外国友人都这么深明大义了，那我们中国人总不能无动于衷。袁世凯的幕僚和心腹杨度，大笔一挥，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深刻阐述了中国人民暂时不合适民主共和体制，“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

袁世凯看了这篇有理有据的文章，拍手称赞，还立即下令将《君宪救国论》印制两万份，分发全国县以上的官员，每人一册仔细研读。

除了文人劝袁世凯称帝，武人也不甘落后，1915年8月，袁世凯收到了全国护军使劝进称帝文书，全国各省督军都签了名，其中甚至包括蔡锷。文书中言辞恳切，诚意满满，“痛论共和制度之不善，请袁早日建元称尊”。

1915年10月6日，参议院已收到各省建议改共和为帝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为83件，要求参议院举行国民大会更改国体。1915年12月11日中华民国参议会开会投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全部同意投君主立宪票，反对票为0。当秘书长宣布全票通过时，各省民代高呼万岁，集体欢呼。

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袁世凯顺天应人，穿上了龙袍，戴上了皇冠。当然，众所周知，这个皇位没有坐稳， 他最后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最后只能一命呜呼。

▲袁世凯登基大典

02 孙中山的三序构想

民国初年，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民智未开，不知共和为何物，这个前提是否正确？

如果我们回答，那个时候民主共和的观念就已经深入人心，那完全是一种对历史的浪漫主义的想象。

鲁迅用小说虚拟的一个人物——阿Q来反映当时民间的一些群众对革命意义的无知。起先，阿Q对革命“深恶痛绝”，认为革命就是跟他过不去。但由于看到举人老爷对革命这样害怕，看到未庄人对革命如此慌张，“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阿Q不知道这场革命的对象、目的，不知道这场革命与他的关系，那当然更谈不上起来支持和参加这场革命了。

在辛亥革命的前几年，中国第一流的思想家严复曾对孙中山说，“当今国民其民品恶劣、民智之卑、民风之腐、实乃亘古未有之。既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而见于乙，泯于丙而发于丁矣。”

孙中山也认为中国人民民智未开，必须花上一段时间，透过层层的局部改革来教育人民，让民智逐渐开启，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为此，他设计了一套具体的施政方案—— 三序构想，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的三道程序。

具体来说，就是在军政时期，设立军政府，以扫除军阀割据、完成国民革命为要务；军阀扫除、国家统一，即可进入训政时期，由执政党培养训练民众学会并掌握权力之运用，党的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法律的权力，以党治国；经过训政，地方自治达到一定程度，人民对选举、罢免等项权力已会运用，执政党即还政于民，制定宪法，进入民主宪政时期。所谓以党治国，即在训政时期，由执政党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之人民究竟束缚，虽骤然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

也就是说，虽然革命党的奋斗目标之一是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是因为人民还很愚昧无知，所以暂时只能让执政党建立独裁体制，来帮助人民代理他们的权力。孙中山如此形容，“中华民国的国民虽然是国家的主人，但实际上和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幼稚。革命党则要承担起养育、教育这些幼稚国民的母亲的角色”。

但是，这个理论有个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 当年，毛泽东就质问过：“训政？由谁来训？”

毛泽东这个反问句一语击中了“三序构想”的致命部位，西方有句名言，教育别人者必须是受过教育之人。给别人以再教育者，必须是经受过再教育之人。第一阶段的军政好办，只要军事独裁就行，后来的蒋介石就是这么干的。问题是训政之时由谁来训？因为如果想要训全民，必须有足够的，已经训过政的人来训。而经过漫长的军政阶段之后，所有浮上官位的权势人员都习惯于军事独裁，怎么可能找到足够的训政人员来给全民训政呢？

综上所述，民国初年，无论是袁世凯，还是他的对手孙中山，都在“愚民论”的前提下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解决方案。 但是，建立“中华帝国”也好，推行“三序构想”也罢，都是要建立一个独裁政权。 孙中山的“三序构想”虽然总的大方向是对的，人民也能在“三序构想”中看到未来参政议政的希望，但是人民毕竟还是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独裁统治。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1913年3月孙中山与日本企业家商讨集资讨伐袁世凯

03 麦迪逊的“过滤”理论

1787年春天，美国国父之一，后来的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前往费城参加制宪会议。自从独立战争胜利以来，北美的十三个州组成了一个叫做邦联的松散同盟。邦联政府软弱无力，各州政府各行其是。绝大多数人民都是很少会离开家乡的农民，知识水平都很低，在英国人眼中，他们就是生活在欧洲边缘的乡巴佬。

詹姆斯·麦迪逊，这个小个子的佛尼吉亚人作为当时美国最有才华的政治理论家之一，一直致力于将形同虚设的邦联体制废除，以联邦体制取而代之。也就是说，他想建立一个有实权的中央政府，避免让北美十三州成为四分五裂、尔虞我诈、战火不断的欧洲。

麦迪逊心里很清楚，当时的美国人民不是什么仁慈和团结的集体，他们见识短浅、视角狭隘、自私自利，天天只知道跟自己的一亩三分田打交道，如果有党派分子对他们进行煽动，那么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抵抗力。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由人民代表发出的公众呼声，要比人民自己为此集会，和亲自提出意见更能符合公共利益。另一方面，结果也可以适得其反。捣乱成性的人、本位主义者或别有用心的人，可能用阴谋、贿赂以及其它方法首先取得参政权，然后背叛人民的利益。”

对此，《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曾承认，“由人民自己做出的选择，在智慧上并不总是非常出众，他们最初的想法往往是粗糙的和异质的”。

麦迪逊所面对的这种人民民智未开的情况，其实比民国初年袁世凯所面对的情况更糟糕。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大一统国家的传统，人民普遍有着国家统一的意识。但那时候的美国则完全没有这种传统，绝大多数美国人只知道自己是宾西法利亚人、新英格兰人、南卡罗来纳人、佐治亚人······但不知道自己是所谓的美国人。

然而，麦迪逊没有像袁世凯一样选择走向帝制。如果他想，以他和华盛顿的良好私人关系，他完全可以写很多有理有据的信来劝华盛顿重返政坛，建立一个欧洲君主制的政权。或者，他也可以建议华盛顿，先建立军事独裁，然后运用国家力量来慢慢的教育人民，让人民逐渐适应民主共和的体制。

不过，他没有选择这些违背民主共和价值观本身的政治方案， 而是着眼于理论上的创新，用自己崭新的理论来指导建立一个让人民参政议政的机制。

他借鉴了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的理论，构建了自己的共和国体制。即普通选民先选出本地代表，再由这些代表选出上一级的代表，以此类推，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的提纯，最后选出来的领导者得以与最初的选民隔离开来，自主的制定一些可能并不受后者欢迎的决策。在这一过滤系统之下的共和国，既有一个民主的地基，又有一个不被庸众裹挟的上层建筑，这样的上层建筑会为整体的国家利益作出最优的规划。

麦迪逊的“过滤”理论推动了制宪会议往好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废除了邦联政府，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设有参众两院的联邦政府，开启了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大门。

04 谁才是最愚昧的人

我有个很喜欢的历史学者，他研究袁世凯称帝，认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治权威出现真空，儒家意识形态崩溃，“并不是他特别喜欢当这个皇帝，而是他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号令这个国家，他解决不了这个国家基本的政治上的混乱”。

但是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要知道，袁世凯为了筹备登基大典，前前后后花了3000万元！当庶务司把做好的第一件龙袍呈送给袁世凯审查时，他表示很不满意，说什么龙袍尽管看上去富丽华贵，上面所绣的九条龙张牙舞爪，但是总感觉“龙气”太散，缺乏帝王之气。于是，设计者们又按照袁世凯的要求重新做了一件九团龙袍，每团绣一条龙，龙眼上各嵌一颗大珍珠，龙头各部还镶有小珍珠，龙鳞处则缀有珊瑚断片，这才让袁世凯感到满意。

如果对于袁世凯，称帝只是他为了加强政府权威的一个手段，那么他完全没有必要耗费巨资在一个登基典礼上，也没有必要对一件龙袍如此上心。 事实就是，袁世凯非常渴望当皇帝，虽然他即使不称帝，继续当他的大总统，他的权力也跟皇帝一样大。 但是，有皇帝的名号跟没有皇帝的名号，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有皇帝的权力，而能抵制住称帝的诱惑的人，比如曹操，古往今来能有几人？

再说，因为中国民智未开，所以要加强政府权威，就必须再给中国人民一个皇帝？就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就好比我从合肥去北京参观故宫，我可以坐飞机，可以坐高铁，也可以坐长途大巴，但我为什么就一定要选择骑自行车？ 所以，袁世凯称帝可以，但是却是最糟糕的一项选择。

此外，他身边的那些劝进者，也都心怀叵测。 那个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的美国人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为了迎合袁世凯，就说什么“行共和制者，求其能于政权继承之问题有解决之善法，必其国广设学校，其人民沐浴于普通之教育，有以养成其高尚之知识，而又使之与闻国政，有政治之练习。而后乃可行之而无弊。”请问，美国建国之时可曾广设学校？又说什么“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盖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其结果必流为军政府之专横。”请问，美国建国之时民智就高尚？就算你这么认为，美国的国父们也绝不会这样认为。

当然，袁世凯知恩图报，为了感谢古德诺在学术理论上对帝制的“支持”，他大笔一挥，送给他50万元的“润笔费”。

这里再说回袁世凯，他自己不了解现代共和民主制度和政治理论， 这并不稀奇，因为他只是一个军人出身，我们不能苛求他文武双全、学贯中西。当他发现自己无法管理这个庞大的、新生的中华民国时，他只能从传统中寻求解决之道。他自己本来就有一个皇帝梦，再加上传统的思想资源也只能给他提供皇帝梦，所以他最后就鬼迷心窍，走上了一条被万众唾骂的不归路。

所以，当你高高在上，俯视众生，认为人民群众都愚昧无知之时，可能那个最愚昧无知的人，就是你自己。

▲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

袁世凯真的很愚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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