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S的婚姻，是一段不停损耗的警示录。现在做结论或许过早，但情感消耗、经济纠纷、舆论压力、法律战争也是事实。这些因素交织成一张巨网，让身处其中的人无处可逃。而作为公众人物，她的一举一动像极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被无限放大。信任瓦解、沟通阻断、私密曝光，相互撕扯便成了消耗生命的泥潭。大S的早逝，留给世人的不仅是对流感的警醒，更是对现代婚姻关系的反思：在名利与情感的天平上，我们是否早已忘记了婚姻的初心——即便不能彼此守护，也不要彼此消耗？
一段网络直播视频显示，春节期间，大S前婆婆张兰像以往那样，悠闲地坐在镜头前和粉丝聊天，顺便带带货，直播间气氛轻松舒适。突然，张兰身后的门开了，镜头外仿佛有人进来，张兰回头看了看，小声地叫了一声“帅哥”。
很明显进来的人是她的儿子汪小菲，一个声音在镜头外压低嗓音在跟她说着什么，而镜头前张兰的面色变得凝重起来，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太好的大事。汪小菲离开后，张兰没多久也下播了，整个人没有了之前的松驰感。后来网友推测，那时汪小菲第一时间带来了大S正在抢救的坏消息。
2月3日，大年初六，中国台湾省女艺人大S（徐熙媛）因流感并发肺炎猝逝日本的消息震惊两岸三地。这位曾以《流星花园》中“杉菜”一角红遍亚洲的女星，生前最为人瞩目的不仅有其辉煌的演艺事业，还有与汪小菲、具俊晔的两段婚姻纠葛。
尤其是前一段婚姻，从十年相伴到对簿公堂，从经济纠纷到网络互撕，大S的婚姻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一段失败婚姻的样典型样貌——曾经相爱的两人，做不到一边两宽，各自欢喜，反而因为争名争利，陷身法律战与舆论漩涡。
《婚姻：挑战》 作者：【美】鲁道夫·德雷克斯 版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24年1月
2010年，大S与汪小菲一见钟情，仅见面四次便闪婚。他们在海南三亚的“世纪婚礼”全国瞩目，这段曾被称作“两岸联姻典范”的婚姻，却在十年后以一份“体面声明”宣告终结。
表面的宁静迅速被突发的意外打破。离婚仅过四个月，大S与韩国歌手具俊晔再婚，暴走的汪小菲与大S就财产分割、子女抚养、信用卡消费等问题冲突不断。双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成了娱乐新闻的焦点，仿佛一场看不到尽头的超级真人秀。
汪小菲公开指责大S“婚内不断使用其信用卡购物并将所买到的东西寄回韩国”，而大S则爆料汪小菲“婚内出轨、家暴、欠钱不还”。
婚姻破裂后，体面与否往往取决于双方是否愿意止损。这对曾经以“恩爱”示人的夫妻却选择了最消耗彼此的方式——将私密矛盾公之于众。社交媒体成了战场，每一次控诉与反击都在透支仅存的情感余温。
去年初，大S向法院申请禁止令，要求前婆婆张兰停止造谣；汪小菲则现身警局举报大S“长期滥用药物”。
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抚养费、房产归属、艺术品争夺等问题，令两人陷入漫长的法律拉锯战。舆论的过度介入，让私人矛盾异化为公共事件。网友的站队、媒体的炒作、营销号的带节奏，无形中加剧了双方的对抗心理。
即便大S已不在，人们还发现，大S微博最后的内容，是反击张兰关于“孩子退学”的言论；其社交平台的最后一则帖子，是为丈夫具俊晔的演唱会应援。一边应付着前一段婚姻的震荡余波，一边还要为现任丈夫的事业耗费心力。
流感病毒或许只是一个触发，真正导致大S早逝的原因，是婚姻失败带来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损耗，以致她在身体已出现状态的时候，以不想扫兴不由，跟着全家人到日本旅游。
当婚姻问题被简化为“谁对谁错”的是非道德之争，当事人更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极端情绪中，失去理性沟通的空间。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律师函的冰冷措辞、证据链的锱铢必较，无一不在提醒双方：你们已是敌人，而非家人。
可是，法律可以判定财产归属，却无法修复破碎的关系；可以强制执行协议，却无法填补情感的缺口。大S的悲剧在于，她试图用法律武器捍卫权益，却让自己困在了没有赢家的战争里。
大S去世后，汪小菲先是将社交媒体账户头像改成黑白，后又换成与女儿的合影。并在第一时间携现任妻子赶往台湾省，这个十年中乘飞机无数次往返的伤心地。无休止的撕扯中，当一方真正消失，理性和反思正在回归。
在逝者，假如没有留下明确遗嘱，大S生前积下的巨额财产会否被结婚不足三年的韩国丈夫轻松拿走；在生者，前妻留下的孩子归属问题，是否仍是一地鸡毛……
大S与具俊晔再婚时，这段“跨国破镜重圆”的故事一度被渲染为“偶像剧照进现实”，但现实远比剧本残酷。两人长期分居两地、语言文化差异、经济地位悬殊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大S与具俊晔的结合，与其说是“追逐旧梦”，不如说是对上一段失败婚姻的应激反应。当一个人急于逃离旧伤时，新的关系很可能成为另一场冒险。而这场冒险，最终未能给她足够的时间疗愈。
去年初，国台办发言人就两人的纠纷回应称，“两岸一家亲，通婚亲上亲。我祝福所有的两岸婚姻，希望有缘人能够白头偕老。对于极少数的失败婚姻，我也希望当事人能好聚好散，一别两宽，各自安好。”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鲁道夫·德雷克斯在其经典的《婚姻：挑战》一书中指出，困境的严重程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夫妻面对艰难的状况时是否能够携手共进。
斯人已离去，再多的恩怨，已经没有意义。生命定格在48岁的大S，刚刚跨过人生的第四个本命年，她原不该得到这样一个结局。
人生不是演戏，大女主的剧本只有“杉菜”才有，撕掉“女性要活出真我敢爱敢恨”的幻象，现实是那么的冰冷残酷。
高度发达的日本在肆虐的流感面前捉襟见肘，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箱根不过是人口一万左右的“小镇”；来自另一个“发达国家”韩国的丈夫，也不过是该国举目可见的高龄“啃老男”中的一员。
没有谁是完美的，前夫脾气暴躁，容易冲动，无法自控，再不济也有强大的祖国托底。陡然惊觉，所谓的“敢爱敢恨”可能才是不过头脑的冲动。
多说无益，普通人也可以透过这个事件思索。进入一段婚姻，或走出一段婚姻，都要掂量轻重，分清主次，更不可意气用事。以一个战斗状态去解决人生大事，损耗的，其实是自己的生命。
家庭暴力。正如费兰特所描述的那样，斯特凡诺关于婚姻、两性的观念是在“模仿一个古老的咒语——他出生前就有的准则：要让你的妻子明白她是女人，而你是男人，因此她应该顺从你”。这个古老的咒语是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对待女性的最基本态度，男性对女性的一切行为逻辑都是从这个咒语出发，由此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将另一性别贬为客体，对其物化、工具化。
一旦主体的权威受到威胁，暴力就会出场。新婚之夜，斯特凡诺理所当然地命令莉拉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莉拉拒绝了他的要求。当莉拉拒绝发生性关系时，莉拉遭到了殴打和强奸。“直接的身体暴力和间接或结构性的暴力仍被普遍当作一种方法，用来‘让女性待在她们的位置’”。
当斯特凡诺无法让莉拉自愿顺从自己时，他使用了直接暴力威胁莉拉待在她作为妻子的位置上，履行她作为妻子的职责。而结构性暴力的存在又默许了丈夫对妻子使用暴力。莉拉不断遭遇家暴，法律和社会风俗都站在了丈夫这一边，所有人都无视了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人提到了她发肿发黑的右眼、破裂的下嘴唇以及淤青的胳膊，包括莉拉一直沉默不语的母亲”。
伊斯基亚岛上，斯特凡诺又一次对莉拉施暴，莉拉拽住门反抗，却被斯特凡诺连门都拽了过去，如此大的动静，但整个世界就好像失聪了一样，除了莱农，似乎没有一个人听到甚至察觉到家暴者的叫喊。整个社会都默许了在家庭之内发生暴力，“国家对直接暴力的垄断显然止于私人家庭的门口”。在莉拉她们生活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家庭空间到社会空间，女性遭遇暴力时找不到一个可以庇护自己的地方。女性在家庭这个范围中完全被交给她们的丈夫，任凭处置。
在漫长的允许家庭暴力存在的社会风俗中，女性已经逐渐内化了这些暴力并将这种直接暴力转向对准自己。上一辈的母亲们在遭受家庭暴力之后会怨恨会哭喊，但最后她们会在心里一如既往地尊敬她们的丈夫。暴力对上一代女性起作用，但对莉拉却不起作用。莉拉虽然表现得顺从，却毫无敬意。莉拉蔑视自己的丈夫就仿佛他是地上的一滩污水，斯特凡诺希望用暴力“教育”莉拉，使莉拉屈服，可是莉拉从没有因为暴力生出过一丝顺服之心。莉拉拒绝暴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男权文化用来训服女性的手段。
经济剥削。莉拉借由婚姻实现了社会地位的阶级流动，得到了梦想的财富。但现实是，她自身被作为一个免费劳动力和商品广告资源被剥削。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和玛丽亚·米斯认为女性“她们被男人剥削，不仅在经济上被剥削，而且作为人被剥削”。资本主义以一夫一妻制为中心的核心家庭结构规定了男性作为户主掌握家中的一切经济大权，女性被置于丈夫的监护之下，是一个永远无法长大的未成年人，因此妻子并不享有同丈夫平等的公民权力。莉拉凭借自己的才智赚到了大量的金钱，但这些钱不是真的属于她。
资本主义将社会划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公共领域中，人的劳动价值可以通过工资得到偿还，但在私人领域中，妻子以“爱”的名义进行劳动，妻子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被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掩盖了。妻子的劳动被认为是自然的，无需得到补偿的。从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来看，莉拉的家务劳动、工作、思想以及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所产生的价值都被掩盖了，最终这些劳动产生的价值都被作为一家之主的斯特凡诺合理占有了。
婚礼举行之前，斯特凡诺将莉拉制作的鞋子送给了马尔切诺·索拉拉，从而与索拉拉兄弟达成了商业联盟。更进一步，莉拉的结婚照被挂在马蒂里广场商店的橱窗里作为广告吸引顾客，这张结婚照是斯特凡诺与索拉拉兄弟的又一场交易，是将莉拉作为商品广告，被剥削其经济价值、被无视自主意愿的证据。
婚姻中的不平等关系和剥削关系经过几个世纪的合理化之后，莉拉在面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时暂时迷失了。她不仅感受到自己的劳动价值被抹去了，同时也感受到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被抹去，个体的“我”逐渐变成了某某太太。莉拉在马蒂里广场运用自己的婚纱照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对埃莱娜解释她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卡拉奇太太的。
因为她结了婚，“拉法埃拉·赛鲁罗这个名字会逐渐消失，被拉法埃拉·卡拉奇取代，她的孩子们要很费力才能记住自己母亲的姓氏，孙辈们根本就会忽略奶奶的姓氏”。莉拉在这里看到了冠夫姓的诡异之处，感受到女性的主体性在婚姻制度中被抹去，女性的劳动成果被占有。通过对结婚照的再创造，莉拉瓦解了自己作为客体的被动处境。
精神牢笼。莉拉在婚姻中的第三个处境是精神的无聊烦闷。莉拉结婚之后比她单身的时候更孤独，她的朋友们不会来新城区看她，即使在路上看见她也只是打个招呼。莉拉整天待在家里走来走去，什么也做不了。她的创造力她的智慧她的想象力在这样的处境中逐渐枯竭了，她再也设计不出新鞋子了。“妻子这个身份好像让她被关在了容器中，就像一条帆船在一个没人靠近的海域中航行，甚至可以说在没有海的地方扬帆。”
生活展现在她面前的是平静，是死一样的沉寂，在没有海的地方扬帆就意味着不会遇到任何惊涛骇浪，不会出发也不会到达。妻子这个身份将莉拉置于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希望和生机的境地中。贝蒂·弗里丹将家庭主妇的生活比作一座舒适的集中营，其中的人正遭受着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慢性死亡。因为她们在家庭中已经学会了“适应”自己的生物作用。她们无法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面对真正的难题，她们“做的工作并不要求她们制定真正的计划，拥有成人的能力，相反，这类工作单调乏味，劳而无功”。
莉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在和莱农参加加利亚尼老师家的那次聚会。后来埃莱娜在莉拉写作的文字里看到莉拉对自己当时心情的描述：“她第一次感到她的生活永远都会围绕着斯特凡诺和肉食店，围绕着她哥哥和皮诺奇娅的婚姻，她的生活只能是和帕斯卡莱以及卡门聊天，还有和索拉拉兄弟的低俗斗争。”
莉拉看到了自己的可怕处境，意识到了婚姻的悲剧性——“婚姻摧残她，使她注定要过重复和千篇一律的生活。”在和尼诺的相处中，莉拉进一步深刻地意识到自从结婚以来她就处于一种死亡的边缘。
为了摆脱这种慢性死亡，莉拉以一种非常绝然的方式挣脱了婚姻这个牢笼，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恢复了单身。莉拉自始至终都没有和斯特凡诺办理过离婚手续，并且和恩佐在一起也没有结过婚。这里表现了莉拉的拒绝，她忽视了整个婚姻制度，就好像这个制度并不存在。在意大利轰轰烈烈的1968年妇女运动中，女性们曾提出了“我是我自己的”的口号。群体的觉醒依赖的是个体的觉醒，这些概念是莉拉活生生感知并且早已为之斗争过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