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1984-美丽新世界：反乌托邦三部曲

最近一口气读完了三本反乌托邦小说，阅读顺序是《1984》、《美丽新世界》、《我们》，正好和三本书的成书时间成倒序。近期已陆续写了几篇并将继续酝酿几篇读后感。

《我们》：俄国及前苏联作家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维基百科译成“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是于1920年创作的一部俄语小说。因政治原因一直不能在苏联出版，最先出版的是在手稿走私到美国后，于1924年（但作家自述称1925年估计是记错了）译成的英文版，俄文版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出版。

《我们》英文1924年第一版封面 出版商纽约E.P. Dutton

《美丽新世界》：英国作家奥尔德斯·伦纳德·赫胥黎于1931年创作1932年发表。

《美丽新世界》第一版封面 出版商伦敦Chatto and Windus

《1984》：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出版于1949年。

《1984》 第一版封面 出版商伦敦 Secker and Warburg

三本书中，《1984》的知名度最高，《美丽新世界》次之。然而，后两位作家都宣称在创作中受到了《我们》的影响和启发。对比作品，也很容易发现，《1984》和《美丽新世界》中对反乌托邦社会的很多构想和描述都源自《我们》。因此虽然在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我们》的名气最小，却是同类作品中的奠基之作，差不多是最早成熟地思考和警示反乌托邦社会的作品。

反乌托邦（英语：Dystopia、Cacotopia、kakotopia或anti-utopia，中文又称反面乌托邦、敌托邦、恶托邦、绝望乡或废托邦）是乌托邦（utopia）的反义语，希腊语字面意思是“不好的地方”（not-good place），它是一种不得人心、令人恐惧的假想社群或社会，是与理想社会相反的，一种极端恶劣的社会最终形态。----引自维基百科

对大众而言，反乌托邦几乎等同于反共产主义，尤其是《我们》创作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1984》创作于西班牙共产国际被苏联清洗之后，而且两位作者都是信奉共产主义（扎米亚京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即使后来流亡法国，仍然终身执苏联护照，并信守“不参与反苏联活动”诺言；奥维尔则加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但终身信奉民主社会主义），颇有党内反党的意味。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三位作家都与英国关系紧密，奥维尔和赫胥黎原本就是英国人，扎米亚京在俄国革命前在英国生活了近两年。世纪之初英国工业化社会的社会问题对三位作家的影响不容小视。

事实上，自上个世纪初，随着工业化及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日新月异的物质进步，和共产主义思潮带来的政治体制和精神上的恐慌，一向以描绘富足文明安居乐业的乌托邦式科幻小说，开始对人类未来表示悲观、犹豫，作品的色调转入灰暗阴冷，世外桃源变成悲惨世界：科技的进步和精神的桎梏合二为一所产生的可能的可怕后果，才是反乌托邦思想的基础。

正如扎米亚京所说：

目光短浅的评论家在这部作品（指《我们》）中只看到政治讽刺，这当然是不对的。这部小说是一个危险性的信号，预告人和人类社会会受到无论是机器还是国家过大权力的威胁。

对比三部作品，对反乌托邦社会的描述非常相似：

1. 最高权力代表
   三部小说都有一个代表着至高无上权力的人物。这个人对人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被认为是人民幸福的源泉，也是人民幸福的守卫，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谋求人民的幸福。在《我们》中是造福主，在《1984》中是老大哥，在《美丽新世界》中，精神上是福帝，现实中，是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