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弗 | 一个愈是自我无能的人，愈容易陶醉在紧密无间的集体中

在自由实际存在的地方，平等是大众的热望。

在平等实际存在的地方， 自由是极少数人的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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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个人创造力的衰退，

人们参与群众运动的倾向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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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在合理悲愤的情况下，

恨意仍然不是来自别人的伤害，

而是自己的无能和懦弱，换言之是源于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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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者固然狂热地呼号

“要么一切都变得美好，要么一物不留”，

但他们心里真正热望的，

大概是“一物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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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权社会的人民揭竿起义时，

他们要反对的不是它的邪恶，而是它的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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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愈没有值得自夸之处，

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

或他参与的神圣事业。

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1902—1983）的一生十分传奇，7岁失明，15岁复明，父母早逝，靠自学成就学问。长年从事码头搬运工作，1964年成为加州伯克利大学高级研究员后，仍未离开码头，其许多观念都是在码头工作中形成，因此他也被称为“码头工人哲学家”。

霍弗1902年出生于纽约市，双亲是自德国移民而来的犹太人，父亲从事木工。7岁那一年，霍弗碰到两件伤心事，一是母亲逝世，一是双眼莫名其妙地瞎了，从此由女仆玛尔莎照顾。因为这件苦难，他从未进学校或受过正规教育。

15岁那年，他的眼睛又莫名其妙好了。从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每天8到10个钟头，因为他总认为他随时会再瞎。他这种阅读的热忱，终身不辍。

他家附近有一家旧书店，在三年之间，他几乎把里面的书读完了。书店的主人对植物学很感兴趣，这方面的藏书特别多，霍弗在植物学方面的知识也因此非常丰富。

不过，霍弗第一次到那家旧书店时，立即吸引他注意的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因为在他失明后不久，父亲说过一句话：“对这样一个白痴孩子，我怎么办？”这本小说他读过十几遍，每次都发现新的意义。在那里他读了拉格诺夫、哈姆生和已为人忘却的德国作家瓦萨尔曼。他喜欢读小说，从小说里，能获得那些他从未经历过的生活知识，如法国的鹅肝酱、闺房和有香槟酒的早餐等等。

霍弗的父亲在1920年逝世，但他对1919年女仆玛尔莎离美返德之事却印象更为深刻。他后来虽从未写信给玛尔莎，也不知道她的情况，但有近20年的时间，他对玛尔莎的感情比对任何人都要深。父亲在玛尔莎走后第二年去世，他的感受是：“我自由了。”玛尔莎曾说，霍弗家人都是短命的，所以他应该也活不过40岁。那一年他18岁，认为生命已过了近半，不认为自己有何前途可言。父亲留下约300美元，他便决心到加州去，因为那是穷人去的地方。“我买了到洛杉矶的巴士票，在贫民区下车，一住十年。所以你可以说我是直接从育婴室走向贫民窟的。”

起初霍弗只是读书，什么都不做。等父亲留下的钱用光，便到处打零工果腹。28岁那一年，他不知不觉起了自杀的念头。其原因我们无法尽知，也许是因为相信自己40岁就会死，多活几年又有什么意思呢？但这次自杀并未成功，原因是那瓶果酸毒药味道太坏了，一进口就像针刺舌头一般，被他吐了出来。

这事件结束了他在贫民区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到了一个生命的转折点，因而决定离开洛杉矶。

与穷人一起的生活经验，使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压抑之说，在他们穷人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只有金钱的烦恼，没有精神病，要是他们有精神病的话，那是一种金钱可以治好的病。”

在贫民区的一段日子他已懂得，希望并不是生命可以寄托的东西：假如你不能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生活下去，那你的脚就踏不到实地了。歌德说过一句话：“丧失了勇气，便丧失了一切。”在书中霍弗说过，会被群众运动吸引的，一般都是那些缺乏内在资源、没有了希望就活不下去的人。这个观点的雏形早在他居住于洛杉矶贫民区的时代就成形了。

紧接着的10年，也就是整个30年代，霍弗主要在农场打零工。他会和其他散工——大萧条的失业者——从南加州的帝国谷（Imperial Valley）出发，随着一种谷物的分区渐次成熟向北慢慢移动，直到北加州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田野。冬季，到附近山溪去淘金，工作3个月，大概可以淘得300元的金子。霍弗从未想要去过更有保障但却更多约束的工厂生活。

1982年获里根总统为埃里克·霍弗颁赠总统自由奖章，他生平著作超过10部，包括《激情心灵状态》、《变迁的磨难》、《我们时代的脾性》等，曾多次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其中《狂热分子》是他第一部作品，也是最著名的作品。

【少数人的热望】
在自由实际存在的地方，平等是大众的热望。在平等实际存在的地方，自由是极少数人的热望。
有平等而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而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模式。

【随着个人创造力的衰退，人们参与群众运动的倾向显著增加】
贫穷如果能够与创造性结合，那贫穷十之八九都不会带来失意感。精于本身行业的穷技工是如此，充分拥有创造力的穷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更是如此。最足以加强我们自信、让我们安贫乐道的，莫过于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一天又一天地看着事物从我们手底下生成。手工艺的衰落，或许就是现代人易于产生失意感和投身群众运动的原因。
随着个人创造力的衰退，人们参与群众运动的倾向显著增加。那些灵感枯竭而过气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迟早都会堕入狂热爱国分子、种族主义贩子和某种神圣伟业的鼓吹者的阵营。性无能者也易于产生这种冲动。（无创造力者在纳粹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将在第111节加以讨论）

【分崩离析的家族，部落或国家】
如果一个穷人是某个紧密团体（部落、关系亲密的家族、宗教团体等）的一员，则他较不容易产生失意感，也因此较不容易受群众运动的吸引力感染。一个人愈是不把自己看成能够决定自己现状与前途的独立自主个体，就愈不会把自己的贫穷归因于自己的拙劣。一个紧密团体的成员，其“革命燃点”要比独立自主的个人高。需要更悲惨与更屈辱的际遇，才能让他揭竿而起。在一个极权社会中，革命会爆发，一般都不是因为人们对压迫，和困苦的怒火趋于沸腾，而是由极权架构发生松动所导致。
中国社会较不容易出现群众运动，大概是中国人家庭观念牢固有以致之。欧洲人为国捐躯的观念和行为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他的家族并不会从这种牺牲中直接受益，反而会因而丧失掉一个成员。但反过来，“为了让家属获得丰厚报酬，一个中国人却会愿意代替一个待决之囚赴死。”
由此可见，一个群众运动想要赢得大量信徒，必须拆散所有既有团体的纽带。理想中的潜在信徒，应该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他不属于任何集体，没有泯灭自我的方法，无法靠团体来掩盖自己的渺小、无意义和寒酸。一个群众运动若遇到正在分崩离析的家族、部落或国家，就会有机可乘，满载而归。反之，如果碰到的是组织完好无缺的团体，就必须予以打击和分化。近年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开始强化家庭制度，鼓励人们忠于国家、种族和宗教，这显示出，该运动已过了动态阶段，已经建立起新的生活模式，目前的首要关心变成巩固已取得的成果。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共产主义仍然处于奋斗阶段，所以竭尽所能去分化国家、种族和宗教的向心力。

【兴起中的群众运动对家庭都会抱持敌意态度】
兴起中的群众运动对家庭的态度相当有趣。几乎所有当代的群众运动，在其初期阶段，对家庭都会抱持敌意态度，竭尽所能加以损害和分化。方法包括打击父母的权威、鼓励离婚和生私生子、接管哺养教育儿童的责任等。拥挤的居住环境、放逐、集中营和恐怖手段等同样有助于削弱和分解家庭。尽管如此，论对家庭的嫉妒，仍然没有一个当代群众运动能够超过早期的基督宗教。耶稣就曾不讳言地说过：“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及至有人告知他母亲和兄弟就在外头，要和他讲话，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接着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当一个门徒想请假去埋葬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他看来已经预见，因为要求信徒狂热地憎恨敌对者，他的运动势必会引起丑陋的家庭冲突。“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一个传扬爱人如己的人竟会反对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之间的爱，尽管奇怪，却是事实。提倡“兼爱”的中国圣哲墨子会受到孔门弟子的驳斥，诚属理所当然，因为儒家把家庭看得高于一切。他们认为“兼爱”的原则会破坏家庭，摧毁社会。哪怕并不敌视家庭，也完全无意破坏家庭的凝聚，但只要是呼吁“追随我”的劝人皈信者都会是家庭杀手。据说，圣伯尔纳（St．Bemalrd）的讲道是那么有感染力，以致“母亲要藏起儿子，妻子要藏起丈夫，不让他们见到他，以免会被他诱惑走。他也真的拆散过很多家庭，那些弃妇多得组成了一座女修道院”。
毋庸说，家庭的衰落．（不管衰落出自何种原因）会自然而然助长集体精神，让人易于受群众运动的吸引力感染。
日本的侵略明显削弱了中国紧密的家庭制度，并导致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近期在中国愈来愈壮大。在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家庭主要是被经济因素削弱和瓦解。妇女经济独立助长了离婚。年轻人的经济独立则削弱了父母的权威，加速家庭提早分裂。大工业中心对农村和小镇人民的吸引力，也造成家庭纽带的紧张和断裂。这些因素削弱了家庭，助长了现代集体精神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疯狂的种族灭绝政策和人口大迁移政策，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消灭和拆散了数以百万的家庭。另一方面，英美的空袭，从东欧和南欧驱逐900万德国人，以及战后 迟迟不肯遣返战俘之举，对德国家庭的破坏，不亚于希特勒对欧洲家庭的破坏。在充满这么多分崩离析家庭的情况下，即使经济和政治环境改善，欧洲要怎样才能回复正常、保守的社会形态，令人难以想象。

【被统治者融合在一个整体中的程度愈深，个人落寞的情绪愈少】
落后国家与西方文明接触后会产生不满情绪，主要不是因为西方人的高压剥削所致，那毋宁是共同体的向心力被粉碎或削弱的结果。
文明的西方世界把自我改善的观念带给了落后地区，但也因此带来了个人的失意感。西方带来的所有好处，都不足以替代过去传统农业社会带给人的庇护和安慰。哪怕一个西化的土著事业有成，他仍然会不快乐。他会感到赤裸裸和孤苦无依。现在出现在很多被殖民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部分就是为了追求一种群体性的生活和摆脱西方的个人主义。
西方殖民国家把个人自由和个人独立这两件礼物带给了土著。他们企图教导他们自立自足，但实际造成的只是个人孤立。那无异于把一个不成熟和准备不足的个人从群体中扯离，把他委之于神学家霍米亚科夫( Khomiakov)所说的“在自己无能之下的自由”( the freedom of his own impotence)。今天群众运动会在西方和在被西方殖民的国家之间蔚为风潮，正是人们强烈渴望摆脱无能无目的感的个人存在所导致的。因此，即使没有俄国人推波助澜，目前在亚洲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最后会带来的，也很可能是一些多少集体化的社会而非民主社会。
一个专事剥削的殖民政权想要长治久安，就应该鼓励土著加强他们的集体纽带。应该在他们中间鼓吹平等和手足情谊。因为被统治者彼此融合在一个整体中的程度愈大，个人落寞的情绪就愈少；这样，困苦转化为失意感和叛乱的过程就可以被防患于未然。当“分而治之”的政策是着力于削弱被统治者之间的所有纽带时，它将不会奏效。把一个村庄、部落或国家分割为独立的个人，并不能窒息或消除当地人民的反抗心理。有效的分化政策是培养尽量多的团体（种族的、宗教的或经济的），使它们互相竞争和猜忌。
即使一个殖民国家完全出于善意，一心以把繁荣进步带给落后地区的人民为念，它还是必须尽所能保存和强化原有的组织形式。它不能只把焦点放在个人，而必须把革新和改良灌注到部落或村落里去，使部落或村落得以整体进步。一个落后国家想要实现现代化，大概都少不得一个坚强的团体行动架构。日本现代化的空前成功，就是在团体行动和群体意识的热情气氛中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