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以来，在义乌的航宾仿真花产业园区，40多家仿真花厂正在挣扎求存。有厂房老板为了节省成本，亲自担当送货的货车司机。有为仿真花染色的女工，在没有订单、没活可干的空闲，照样做花当作存货。在工厂一侧的空地上，堆放着几十袋仿真花半成品，何时能卖得出去，谁也不知道。
也有中国商人嗅到了疫情带来的商机，看准东南亚电子商务在最近几年的快速增长，毅然“出海”淘金，一方面摆脱中国国内制造行业恶性竞争的“卷”，另一方面赚取在国内无法赚到的高利润。“出海”淘金之路诱人，却并非坦途，“出海”商人到底要面临哪些的棘手问题？
全球深度报道网精选了10月份几篇值得细味的深度报道。
射骨制作一朵百合花4分钱，每天张晓佳要求自己尽量做到4000朵以上。图：吕萌
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许多工厂近年以来都面临物流涨价、资金链紧张等诸多压力。在航宾仿真花产业园区，40多家仿真花厂正在挣扎求存。
邓怀玉的厂房有600平米，30多个仿真花制作台已经停止运作。由于订单减少了三分之二，原来的40位员工裁剩9位。7名女工零散地坐在操作机前，脸上映着淡蓝的灯光，专注地把百合花瓣放在射骨机（让花的梗脉成型加工注塑的机器）的模具里。不到三秒，一朵仿真百合花就初步成型。
在工厂一侧的空地上，堆放着几十袋这样的百合花半成品，颜色各异。这里积压的存货价值60多万人民币，何时能卖得出去，在邓怀玉的心里是个未知数。
邓怀玉在2009年来到义乌，开了这家规模不大的工厂。以前赶工、加班是常态，疫情却改变了一切，原本95%依赖出口的工厂流失了许多国外老客户，2020年几乎没有接到订单。邓怀玉盘算过，除去成本，每个月营业额达不到30万元就是亏本生意，现实是当前每月营业额只有十几万元。
在博艺仿真花厂，工人来自中国各地，四川、湖南、贵州、广西居多。张秀竹和张晓佳是一对湖南苗族姐妹，姐姐张秀竹断断续续在义乌打工18年了，是厂里做花手速最快的女工，一天能做5000多朵，一个月能赚起码5000元。疫情以来，她的工资平均减少了三分之一。
妹妹张晓佳从16、17岁就跑各地打工，来到义乌做仿真花才算稳定下来。去年由于厂子效益不佳，她选择回家带孩子，今年又因为生活费紧张而回来，却发现厂子的效益比去年更差。做花的布料就堆在她身后，一天比一天少，老板也没有买新的布料回来：“已经快没有活儿干了。”
园区里桂花开得正盛，夜幕下，陈兰兰摘了几枝放在宿舍中。图：吕萌
陈兰兰最近也在做花，负责染色，是仿真花厂里工资相对较高的岗位，每月有固定收入。上到小学五年级的她，通过自学而认识每一种颜色的英文编号，能把26个英文字母倒背如流。
陈兰兰到义乌已经3年了，2020年一段时间还有些忙碌，甚至老板也在帮忙染色，当时大家都以为生意会有起色。从去年开始，订单却又明显变少。时常会空闲一两天，她就和工友一起做仿真花当存货。
今年春天，她照常染好了淡粉色、浅黄色等“春色”花朵，花朵到现在还堆积在库房里。这个秋天，她又染起了深红色、橘黄色等“秋色”花朵。这些仿真花什么时候能卖出去，谁也不知道。
受惠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主流电商平台的兴起，以至新冠疫情下大爆发的线上流量，东南亚在过去几年成为了全球电子商务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一些敏锐的中国商人早就嗅到了商机，利用中国国内供应链完善的优势，以及自身电商运营的丰富经验，将中国商品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卖到东南亚，以此获得远高于在国内销售所能赚得的利润。
柯培洪是福建金丝通贸易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由于所在的泉州市的母婴产业链完善，他选择了母婴赛道“出海”。
据他介绍，目前中国工厂的制造能力强劲，导致母婴行业实在太“卷”。以纸尿裤为例，大部分中小工作坊一开机就生产几万片、甚至几百万片，而且有大量新入局的工厂和品牌，以至于市场的价格体系没法维持很长时间。“一包纸尿裤，你今天卖30块钱，明天市场上就有人卖28块，后天就到了25块。”
柯培洪透露，在中国国内的激烈竞争之下，一包40片的纸尿裤，工厂最多只能赚几毛钱，贸易商最多只能赚一、两块钱，利润率也就一两个百分点。同样的产品，“出海”到东南亚却至少能赚五到十个百分点。由于“出海”尚有一定门槛，可以遏制住大部分行业恶性竞争，让柯培洪一类商人没有选择国内的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
“出海”淘金之路诱人，却并非坦途。首先，东南亚的线上支付并不普及，因此消费者的支付方式更加倾向于货到付款。在头豹研究院看来，先买后付这种传统的支付方式，会拖慢物流效率和增加物流成本。在这种模式的市场上，平均签收率大概只有七成，剩余的快递需要销毁或者退换。
在仓储物流方面，有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企业表示包裹破损率及丢失率高是目前面临的首要难题。同时，清关障碍大、不确定因素多、物流投递信息滞后等，也是“出海”商人要解决的棘手问题。
卡车司机王桂政在高速公路上停车，拉上四位返乡者。图：受访者提供
10月30日，23岁的富士康打工者高旗和妻子，联同其他工友一起选择了返乡。
离开之前，高旗在位于航空港区张庄镇的出租屋里经历了为期七天的居家隔离。刚刚解除居家隔离，高旗就从房东那里得到“（富士康）郑州园区约两万人确诊”、“最低要封两个月”等流言消息。房东劝他走，他的领导也劝他走。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像一些人那样，顺着高速公路徒步返乡。
高旗一行十余人，决定按手机上“驾车模式”导航，沿着京广澳高速一路向南，再转向商登高速一路向西，前往目的地老家登封。“导航显示驾车40分钟就到了，但是我们走路的话，不知道要多久。”高旗说。就这样，他们贴着高速护栏，在应急车道上，朝家的方向一步一步走着。
同一天，山东卡车司机王桂政一驶上京广澳高速公路，就看到四位大姐在高速上走。“高速上可以走人？”开卡车四年，他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一时没弄明白，打电话询问朋友，才知道这是一群离开郑州富士康的人，打算徒步回家。
王桂政招呼了四位大姐上车，把她们分别送到临颍县和许昌市的集中隔离点。一路上，越来越多的徒步返乡队伍出现在他的视野。他决定再回一趟航空港区继续拉人，最终这一天拉了三趟。他注意到，一路上有不少卡车靠高速公路边上停车，招呼返乡者上车，车牌来自各地：“我们开大车的这帮人太有血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