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 | 如何理解“万斯现象”：大合流. 大悖论. 大觉醒

编者按

2024美国总统大选的热度不输夏季的热浪。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后民主党内部劝退拜登的浪潮，特朗普遇刺，共和党大会上特朗普提名《乡下人的悲歌》作者J.D.万斯为竞选搭档。一系列戏剧化的事件占据全球媒体与社交网络的头版头条，引发热烈的讨论。然而，热烈的讨论未必带来真知灼见，更常见的是吸睛标题和故事。

今日保马推送崔之元老师的文章《大合流. 大悖论. 大觉醒：理解美国政治的三本书》。 在这篇文章中，崔之元老师介绍了三部研究美国政治的著作。崔老师指出，这三本书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特朗普上台、政治极化现象背后美国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大合流》一书解释了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条件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全球产业体系的配置何以构成了特朗普崛起的经济基础。而与《乡下人的悲歌》异曲同工的《故乡的陌生人》一书则通过对“茶党”运动参与者的调研解释了特朗普选民的感受以及基于这些感受形成的意识形态叙事。最后，崔老师介绍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对美国“第四次大觉醒”的研究，解释了美国的新教团体自美国建国至今在何种程度深度参与重塑美国政治。

在文章最后，崔老师引用福格尔的观点指出所谓的“第四次大觉醒”其实并不与任何政党绑定。这一观点所指涉的复杂历史语境与现实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得到初步印证。在第一轮电视辩论中表现糟糕、被大量民主党媒体及议员劝退的拜登，却 因产业、劳工政策以及对“铁锈带”地区白人选民的影响力 得到桑德斯、AOC等关注劳工议题的民主党激进议员的坚定支持与维护。遇刺后的特朗普一面在与彭博社的访谈中宣讲施政计划展露出反全球化但极度有利于美国大资本大企业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另一面提名 J.D.万斯 进行情感与叙事动员。虽然万斯实际上与马斯克、 彼得·蒂尔等资本力量过从甚密，但其 借助 《乡下人悲歌》（见“每日一书”）构建的公共形象早深入人心。 对“平等”的解释与争夺显然已经构成了当代美国政治的潜流，这比 戏剧化的事件更值得关注 。

本文首发于“实验主义治理”公众号，感谢崔之元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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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流. 大悖论. 大觉醒：理解美国政治的三本书

文 | 崔之元

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 ，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铁锈带”（ Rust Belt ）的失业或受到失业威胁的制造业白人工人阶级。

“铁锈带”

这一观点不无道理 ，特别是2016年大选中白人工人阶级在一些关键的摇摆州（如属于“铁锈带”的宾州和威斯康辛州的部分选区）对特朗普的支持可能是他当选的决定性因素。 但“铁锈带”的白人工人阶级显然只是全美支持特朗普的7400万选民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理解制造业全球布局变化的机理还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介绍的第一本书“大合流”就是研究1990年以来新型全球化（全球产业链）的一部精彩著作，201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是瑞士国际关系和发展学院的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教授。

《大合流》英文版封面

鲍德温的主要洞见是从“三级约束”（Three-Cascading-Constraints）来理解全球化进展的机制。 人类交往活 动受到三种成本的约束：交通运输成本，思想交流成本和人本身流动的成本。在历史进程中，三种约束条件渐次放松。 1820年以前，由于三种成本都极高，人们基本上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共同体内，除了少数贵族，大多数人的生产和消费都被捆绑在同一地点（例如，英国普通人19世纪之前很难享受到印度和中国的茶叶）；1820年之后，由于蒸汽机和蒸汽船以及铁路的技术创新，交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出现了生产和消费的第一次松绑 （First Unbundling）, 但思想交流成本和人本身流动的成本仍然很高，电报和固定电话的发明还是不能把思想交流的成本真正降下来。因此， 生产和消费的第一次松绑导致了“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的全球化, 即工业生产集中在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从而加大了与其它欠发达国家的差距。 1990年代之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革命带来的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信息技术的发展遵循摩尔定律，即计算能力呈现指数增长，芯片的性能每18个月就会翻倍。而吉尔德定律则表明，带宽的增长速度要比运算能力的增长快三倍，即每6个月就会翻倍。梅特卡夫定律进一步指出，一个局域网对用户的效用和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 由于第二种约束条件（思想交流成本）被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放松，全球范围的生产协调成为可能，生产和消费的第二次松绑 （Second Unbundling）带来了“大合流” （The Great Convergence）的新型全球化，即发达国家纷纷把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如苹果手机主要在中国苏州等地组装），从而缩小了发达国家与其它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收入的差距。 实际上，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全球收入的比重已经发生了惊人的逆转，如鲍德温的图1所示：

图1

图1显示，1820年到1990年间的“第一次松绑”时期，G7发达国家的收入占全球收入之比从20%上升到67%，但这一比重在1990年后的“第二次松绑”时期逐年下降，目前已经回到19世纪初期的比重。类似地，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发生了惊人的逆转，如鲍德温的图2所示：

图2

图2显示，G7发达国家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从1970年前的70%下降到目前不到50%，而G7所丢失的份额几乎都被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I 6）获得，而其它发展中国家(图中的RoW)的制造业份额则从1990年以来没有什么变化。 在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中，中国的制造业份额增长最为突出，从1970年的3%上升到目前的20%左右。

有趣的是，为什么1990年以来“第二次松绑”时期的全球制造业转移主要集中在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呢？鲍德温认为，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虽然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但还是未能放松第三种约束，即人本身流动的成本。 一般性的跨国生产协调可以通过手机和电邮来解决，但重大决策和关键技术协调还是需要面对面的沟通。飞机飞行时间的约束和管理者和工程师的海外费用，导致跨国公司采用“小范围，高密度”的选址方式，这就是生产和消费的“第二次松绑”只使得少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快速工业化的原因。

彭博社对特朗普的专访，在专访中特朗普宣讲了他未来的施政计划

令人兴奋的是，鲍德温指出，“第三次松绑”已经初显端倪 ， 即降低人本身流动的成本的技术已出现，只是目前还十分昂贵。“遥控机器人”（telerobotics）和“远端现身”(telepresence)技术将实现劳动者和劳动服务的地点上的分离，当中国工程师可以通过“遥控机器人”修理非洲国家进口的中国设备时，“大合流”的全球化就可以惠及所有国家。

但是，在这一“大合流”的美好图景中，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工人阶级相对受损是一个事实 ，如鲍德温上面图2所示。他们支持特朗普的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铁锈带”的白人工人阶级显然只是全美支持特朗普的7400万选民的一小部分。为了理解对特朗普的支持的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我们需要介绍第二本书“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

《故土的陌生人》英文版封面

此书2016年由位于纽约的“新出版社”(New Press)出版，作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莉. 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教授。她从2011年开始，用了5年时间在路易斯安那州对“茶党”(Tea Party)成员进行访谈。“茶党”是2009年兴起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2010年共和党在国会中成立了“茶党党团”(Tea Party Caucus)。有些学者认为，茶党运动是受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美国第二大非上市公司的所有者)出资的智库操纵的，霍赫希尔德通过深入访谈，认为这种看法至少是很不全面的。 茶党的基层群众基础是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救助政策(bailout)的反弹。该政策用政府的税收救助了大银行和大企业，却没有减免普通居民的住房抵押贷款，这就强化了茶党的基层群众的反对“大政府”的倾向。

霍赫希尔德在调研中发现了一个“大悖论”（ The Great Paradox”）：受惠于政府医疗补助的基层茶党群众却反对奥巴马医保方案，受害于污染企业的人却投票支持要求撤销联邦政府环保署的共和党议员，受益于联邦政府税收转移支付的“红州”却要求降低联邦所得税税率，受垄断企业之害的小企业主却和垄断企业一样反对政府监管。这是否说明茶党成员都是些“不可理喻”之人呢？

J.D.万斯《乡下人悲歌》改编电影的海报

霍赫希尔德并不这样看。她在书的序言中说，“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身处进步主义阵营，但近年来，我开始想更好地了解右派人士。他们是如何形成自己的观点的？我们能否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奋斗目标？”五年间，通过对4个焦点小组共40人的访谈，以及对另外2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教师，社工，律师和政府官员—的访谈，并辅之以和芝加哥大学“综合社会调查”(GSS)统计分析的对照， 她发现理解茶党成员（他们在2016年都投了特朗普的票）的关键在于“深层故事”(“The Deep Story”)，从而解开了“大悖论”之谜。 “故土的陌生人”的第九章的题目即是“深层故事”，其中一些段落值得较详细地引用：

“深层故事是个“感觉仿佛”（feels-as-if）的故事——这是一个情感讲述的故事，以象征为语言。它无关看法，无关事实。它告诉我们对事情的感受如何。这样一个故事令政治光谱两端的人们都可以退后一步，探索另一端人们看待世界的主观棱镜。我认为如果没有它，我们便无法理解任何人的政治观点，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因为我们都有深层故事…

茶党的深层故事聚焦国家边界内各社会群体间的关系。我构造了这个深层故事，以隐喻的形式描绘与我交流过的人们，其生活中的希望、恐惧、骄傲、耻辱、愤恨和焦虑。然后我在我的茶党朋友们身上做了测试，看看他们是否认为这符合自己的经历，答案是肯定的…

你耐心地排在一条长队中，宛如朝圣，队伍通往山上，你位于队伍中间，与你站在一起的也是信仰基督教的年长白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其中一些有大学学历，一些没有。

一过山顶便是美国梦，这是队中每个人的目标。排在队伍后面的许多人是有色人种——贫穷，有的年轻，有的年长，大部分没有大学学历。回头看很吓人，你后面有很多人，原则上你希望他们一切顺利。即便如此，你已经等了很久，工作努力，队伍却几乎没有挪动。你理应前进得更快一点。你很耐心，却有些疲惫。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前面，尤其是山顶的那些人…

骄阳似火，队伍没有动。抑或其实是在向后倒退？你已多年未涨过工资，也没听说未来有此可能。事实上，如果没有高中学历甚至本科学位，那么过去二十年，你的收入是下降的。对你的朋友们而言，情况亦是如此；实际上，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停止了寻找理想工作的努力，因为他们感到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好工作并不存在。

面对坏消息，你很从容，因为你是个积极向上的人。你不喜欢抱怨，总是心怀感恩。你希望自己能给予家人和教堂更多帮助，因为那是你心之所在。你希望他们会感激你的付出。但队伍没有挪动。在付出极大努力、做出巨大牺牲后，你开始感到自己停滞不前。

你想起自己的骄傲——比如你的基督教道德。你一直坚持正派生活、一夫一妻、异性婚姻。这并非易事。你已经历过一次分居，差点——或真的——离了婚。自由派现在说你的想法过时了，是性别歧视、同性恋歧视，可他们的价值观不甚明了。在当下世俗宽容的环境中，你想起过去的好时光，当你还是个孩子时，在公立学校、要进行晨祷，向国旗致敬，然后说出“在上帝之下”这句誓词…

看！你看见有人在你前面插队！你遵守着规则，他们却没有。他们插队，你就像在向后退似的。他们怎么能这样？他们是谁？有些是黑人。由于联邦政府推动的平权行动计划，他们在高等院校入学、实习、就业、福利金、免费午餐方面获得了优待，在人们心中占据了一定的秘密位置，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女性、移民、难民、公共部门职员——哪里才是尽头？你的钱从一个自由派的同情滤网中漏了下去，你无法控制，也不赞同。这些是你年轻时也梦寐以求的机会——如果你年轻时不曾拥有，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也不应享有。这不公平”。 ( “故土的陌生人“中译本第155页)

可见，在排队实现“美国梦”中出现“插队者”，是霍赫希尔德发现的茶党的深层故事的关键。“插队者”可以是移民，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甚至可以是植物（因为环保而失去就业机会）和机器人。 而“插队”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因此茶党的核心诉求之一是减低政府所得税，阻止向“插队者”的再分配。 从这个视角，霍赫希尔德破解了“大悖论”：为何受害于污染企业的茶党成员却投票支持要求撤销联邦政府环保署的共和党议员？因为只要环保监管减少了就业，就必然相应增加政府的福利支出，而这就必然要求政府进一步加税，而增加的税收又会帮助更多的“插队者”。

特朗普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写作的《乡下人的悲歌》与《故土的陌生人》捕捉到了相似的情绪

至此， 霍赫希尔德终于穿透了她所说的“同理心之墙”（empathy wall）, 理解了茶党成员为何抱有似乎“大悖论”的看法。打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作为美国东西海岸自由派左翼精英的一员，霍赫希尔德响应了中国文革期间毛泽东主席“知识分子应该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花了五年时间深入调研美国中下阶层的茶党成员（但茶党不是最底层，他们反倒认为最底层中有不少“插队者”）。 在书的结尾部分，霍赫希尔德给她的自由主义左派朋友写了这样一封信：

“为何不去认识些你政治圈子以外的人呢？别管安•兰德；她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她的作品让你以为他们自私透顶，但你不会碰到这样的人。你或许会遇到一些很好的人，关于邻里关系密切的社区、毅力和韧性，他们会教给你很多。

你可能以为，有权有势的右翼组织者在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为吸引右翼草根追随者“上钩”，迎合了他们本性中的坏天使——他们的贪婪、自私、狭隘的种族观、同性恋歧视、摆脱为穷人交税的愿望。如我在新奥尔良的特朗普集会所见，其中一些因素的吸引力犹在。但它掩盖了另一种吸引力——针对的是右翼的好天使——在经济不景气时，他们耐心地站在队中等候；他们忠诚、甘于牺牲、坚韧不拔——这些是深层故事自我的优良品德。

想一想，也许你处在他们的位置时，会与他们的看法更相近。” ( “故土的陌生人“中译本第262页)

但如果我们继续这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可以说霍赫希尔德也接受了中国文革的教训，她并不认为“贫下中农”的看法就都是正确的。这反映在调研结束时她给茶党右派朋友们的一封信中：

“许多进步自由派人士对我国的政治选择并不比你们更满意。而且许多人在你们的部分深层故事中看到了他们自己。一个六十岁的白人女性——她住在旧金山，是个小学老师——这样说道：“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嘿，我赞同排队的那部分。”我明白你们脑海中的目标——生机勃勃的社区生活，充分就业，劳动的尊严、自由——但你们接受的政策会实现那些目标吗？当然，你们想有好工作和高收入。你可能不想听到这个消息，但在收入和就业方面，民主党人的历史表现优于共和党人。比如，在《牛市、熊市和投票箱》（Bulls，Bears，and the Ballot Box）一书中，鲍勃•戴特里克（Bob Deitrick）和卢•戈德法布（Lew Goldfarb）指出，过去八十年，在12项经济指标中，有11项在民主党总统任期内的表现优于共和党人治下。话虽如此，从其他方面看来，党派间的区别并不明显。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开启了一个放松监管的时代，此举通常受到右翼支持，而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则推行了如今一般为左派青睐的环境监管政策。

还有，路易斯安那人，看看挪威吧。那是个资本主义民主小国，人口500万，与路易斯安那州相当。这个国家有长长的海岸线，其人民与你们一样，将目光投向了海洋、船只和捕鱼。和你们一样，挪威也有石油。但路易斯安那州和挪威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治理哲学和自由观，挪威人对民选官员的期待值很高，得到的也很多。挪威有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8000亿美元——而且绝大多数挪威人都过着中上层阶级生活。他们享受着这种富有带来的卫生、教育和总体幸福感方面的高分，享受着不匮乏的自由。我们美国人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但我们最为擅长的是借鉴世界各地的好点子。从长远来看，我们也许能把自己从石油中解放出来，但与此同时，作为鲍比•金达尔（路易斯安那州前州长，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bby_Jindal ）路线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怎样将路易斯安那州从其悖论中“解放”出来也值得我们探究。

等你们逐渐了解进步派后会发现，他们也有自己的深层故事，与你们的类似，他们感到你们可能会对其产生误解。在这个深层故事中，人们站在一个大型公共广场周围，广场里有创造力十足的儿童科技博物馆、公共艺术与戏剧演出、图书馆、学校——最先进的公共基础设施，可供所有人使用。他们对此充满自豪。其中一些人是其建造者。外人可以加入广场周围站立的人群，因为许多现在的圈内人也曾是局外人；吸收及接纳异己似乎是自由女神像所象征的美国价值观。但在自由派的深层故事中，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强盗闯进了公共广场，对其大肆破坏，自私地偷走了广场中心公共建筑的砖头和混凝土块。雪上加霜的是，守卫公共广场的人们眼睁睁看着破坏分子用那些砖头和混凝土块建起私人高楼大厦，将公共领域私有化了。那便是自由派深层故事的核心要点，而右派无法理解自由派对他们设计新颖、来之不易的公共领域深深的自豪感——自由派将其视为美国生活中一支强大的融合性力量。讽刺的是，你与左派的共同点可能比你想想中更多，因为左派中的许多人也感到自己像故土的陌生人。”

霍赫希尔德在书的结尾中寄希望于左右派基层群众在一些议题上先合作起来，她特别引用了她的伯克利同事罗伯特•莱希（Robert Reich, 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时的劳工部长）的类似看法： “考虑到我们不同的深层故事，左派和右派聚焦于不同冲突及与之相关的各自的不公平观。左派将目光投向私营部门中1%的上层社会及99%——在这群人中，一个下层社会正逐渐诞生。对自由派而言，这是冲突爆发点所在。 右派将目光投向公共部门，将其视为一个服务台，服务对象是日益壮大的闲散“索取者”阶层。罗伯特•莱希曾指出，一个更基本的冲突点在第三个地方——在平民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竞争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美国政治中的重大分歧，”莱希预言道，“将从民主党对共和党转向反建制对建制。“ 分歧在于‘ 是否认为游戏被操纵。 ’ ”

特朗普提名万斯为竞选搭档

除了削减联邦政府税率之外， 茶党成员最关心的另外两个议题是基督教和荣誉。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五旬节教会里，霍赫希尔德惊讶地发现欧洲中世纪教会的“什一税”依然存在，即教会成员要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 茶党成员不情愿交税给联邦政府，因为他们认为税收被用于救助大企业和大银行以及帮助“插队者”，而宁愿把钱给教会用于社区福利和济贫事业。他们非常看重来自就业的荣誉，忍辱负重也不去举报污染企业（因为担心政府关闭企业），心目中以西部电影中的孤胆英雄为榜样。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黑格尔哲学专家Robert Pippin教授指出，西部电影有助于理解茶党 （“Tea Party as Western Movie”, http://voices.washingtonpost.com/political-bookworm/2010/06/tea_party_as_western_movie.html ）。

宗教和荣誉问题都是人的精神追求，这样我们就自然转到对第三本书“第四次大觉醒和平等主义的未来“的介绍。

《 第四次大觉醒和平等主义的未来 》英文版封面

此书是1993年和诺斯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福格尔(Robert Fogel,1926-2013)教授于2000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中一些基本思想在福格尔1999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就任演说时已经有所表述。在他之前，以布朗大学麦克洛克林（William McLoughlin）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划分了美国历史上的三次“宗教大觉醒”， 福格尔则将“宗教大觉醒”的历史学文献和关于美国“政治重组”(Political Realignment) 的政治学文献综合起来，提出了美国的四次“宗教-政治周期”。因此，他的“大觉醒”概念是指“宗教-政治周期”，而不是单纯的“宗教大觉醒”。每一次“宗教-政治周期”都包含“宗教复兴阶段”，“政治影响力上升阶段”和“对主要政治方案的挑战不断增加的阶段” ，在后来两个阶段的参与者并不一定是宗教信徒，如下表1-1所示：

表1-1  美国四次大觉醒的发展阶段

	宗教复兴阶段	政治影响力上升阶段	对主要政治方案的挑战不断增加的阶段
第一次大觉醒（1730～1830）	1730～1760年：宿命论的影响减弱；认为罪人天生是可以获得拯救的；仁慈观的兴起	1760～1790年：对英国的腐败展开攻击；美国大革命	1790～1820年：革命联合战线瓦解
第二次大觉醒（1800～1920）	1800～1840年：认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对罪恶的外在和内在斗争来得到上帝的恩典；仁慈观被广泛接受；相信千福年的人急剧增加。	1840～1870年：反奴隶制运动、禁酒运动和本地保护运动的兴起；对南方腐败的攻击；内战；妇女选举权运动	1870～1920年：南北战争前的福音教领袖被取代；达尔文主义危机；城市危机
第三次大觉醒（1890～？）	1890～1930年：从强调个人罪恶转向强调社会罪恶；对《圣经》及其教义的理解更为世俗化	1930～1970年：对大公司和富人的腐败展开攻击；劳动改革；民权和女权运动。	1970年～？：对自由主义改革进行攻击：平等权宪法修正案受挫；抗税运动兴起；基督教联盟和宗教权运动中其他政治团体的诞生。
第四次大觉醒（1960～？）	1960年～？：宗教体验的再次出现及重申《圣经》中含有可体验的内容；重申个人罪恶观	1990年～？：对物质崇拜者的腐败进行攻击；珍爱生命、尊重家庭和媒体改革等运动的兴起；要求学校增加更多培养价值观的课程：对福利政策进行攻击	？：

简化而言，福格尔认为，四次“大觉醒”是相互有重叠的“宗教-政治周期”，在重叠阶段上一次和下一次“大觉醒”的支持者会发生冲突和合作。第一次大觉醒从1730年到1830年，它导致了美国独立建国的革命。第二次大觉醒大约从1800年到1920年，它的宗教复兴阶段强调奴隶制不是“上帝第二次降临”的适当环境，导致了反奴隶制运动并最终引发了美国南北战争。它的神学理论认为，每个人都能通过与邪恶进行顽强的内部和外部斗争来获得上帝的恩典，其社会含义是“贫困是个人罪恶的代价”。加上此时期美国未开发的地域广袤，就业机会丰富，因此，第二次大觉醒的社会伦理观是强调“机会平等”。第三次大觉醒从1890年开始，至今还没结束，而是处在和1960年开始的第四次大觉醒的重叠时期。第三次大觉醒的宗教理论“社会福音派”认为，“贫困不是是个人罪恶的代价”，而是社会条件造成的。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和1960年代约翰逊“伟大社会”的福利国家理念体现了第三次大觉醒的社会伦理观—“条件平等“。1960年开始的第四次大觉醒则又回到第二次大觉醒的社会伦理观— “机会平等”。由于第三次大觉醒在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营养过剩导致的疾病已经超过营养不良），人的退休时间大大增加，第四次大觉醒的重点在于解决人的“精神资产”（ “spiritual assets”）的匮乏和不平等问题 （福格尔总结了“目的感”，“机会识别能力”，“主人翁精神”和“工作伦理”等15种“精神资产”）,使“人的自我实现达到民主化”。而精神资产的配置不能简单靠政府税收的再分配转移支付，而是需要一种“个人责任伦理观”。福格尔书中的表5.2说明了人一生中自由支配时间增长的趋势，从而“自我实现”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首要人生问题。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作为开创了计量经济史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为何如此注重“宗教-政治”周期呢？这和他的政治，学术和思想经历有关。 福格尔1948年本科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在校时是“马克思主义讨论组”的主席，毕业后从事了8年 “美国民主青年”（ American Youth for Democracy） 的专职组织工作，该团体的前身是美国共青团（ http://cornellalumnimagazine.com/red-cornell/ ）。 1956年，受到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刺激，福格尔退出了共产主义运动，转向以严谨的学术研究推动人类进步事业。 1974年， 他和另一位经济学家英格曼（Stanley Engerman）合作出版了“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的经济学 ”一书，将计量经济学系统地运用于奴隶制史料，发现奴隶制的某些经济指标（如利润率，生产率和奴隶寿命）并非原来流行看法认为的那样差。

《 苦难的时代 》英文版封面

此书的出版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有人认为福格尔和英格曼是在为奴隶制辩护。当然，这绝非作者的本意。 经过15年的思考，福格尔个人又于1989年出版了“未经同意与合约：美国奴隶制的兴衰”一书，强调生产率高并非一定好，奴隶制不是因为经济因素失败，而是被1820年代宗教运动引发的1850年代政治重组而废除的。 虽然此时福格尔尚未使用“大觉醒”的概念，但该书第10章可以被理解为对“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政治周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