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校园里，手机“争夺战”走向激烈

撰文 |  明雪菲  徐欣萌

编辑 |  张恒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手机暗战”

早上7点20分左右，上海一所中学的学生们开始陆续到校了。班干部拿着花名册在教室里穿梭，目的只有一个：收起同学们携带的手机，放进每个班都标配的保险柜，然后上锁。

萧晓彦说，自从教育部办公厅的《通知》出台后，学校配备了锁手机的密码保险柜。拥有手机的学生还签署了保证书，承诺到学校就上交，绝不在教室里使用手机。

学校的“禁令”，诱发了一场关于手机的“猫鼠游戏”。

萧晓彦所在年级的一位学生，自己偷买了一部iPhone15，好言好语地与邻居沟通，最终将手机藏在隔壁，躲过父母的搜寻翻找。这部手机自然也不在放进保险柜的花名册中，上课时他就趁老师不注意偷看B站，直到被老师逮住。另一位学生，则更为“周全”。他买了4部一模一样的便宜智能机，应对家长和学校的检查。

罗聃是重庆一所公立中学的班主任，该校中考招录标准高于统招线近60分，生源质量非常高。她一直以为，孩子们都算比较听话，会按时、按要求把手机放入保险柜中，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不止一个学生交的是模型机。

手机“禁令”系统需要补上这个Bug，于是新规出炉：学生上交手机时，必须让屏幕亮起，以对抗“障眼法”。

伴随着师生间的“手机暗战”频繁发生，“战况”也逐步升级。张晨在挫败中想要休学。萧晓彦把张晨叫到办公室劝说，后者则拿出暑假与母亲对抗的决心，与老师僵持。“全办公室四五个老师和年级组长，大概劝了两节课”，萧晓彦说，毫无效果。这场口舌之争进行到最激烈处，物理老师情绪决堤，哭了。

师生关于手机的较量此消彼长，在湖南娄底的一所高中，校方则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势”。2024年3月11日，学校组织了一场全校大会，高台上，一名男子摆出多部手机，挥锤砸下。随后，他把已经损坏的手机扔进旁边的冰桶里，令其彻底“死亡”。

“我们是‘杀鸡给猴看’，告诉大家不能玩手机，也不能将手机带进校园，是为了起到警示作用。”该校一名负责人接受《华商报》采访时说，为了禁止学生在学校玩手机，校方每天还会在校门口用安检门检查。

哪怕有了安检门，规则永远有缝隙可钻。社交媒体上流传着无数带手机指南，有学生藏在金属保温杯中试图通过安检门蒙混过关。在本文采访阶段，问及学校有没有新的管理措施，另一位上海公立中学的老师回答，管理暂时没什么新鲜的，“但你可以了解一下孩子们为了买手机、藏手机有什么新的举措”。

学生们的“躲猫猫”游戏，还未终结。

缩在墙角的女孩决定出击

“我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花这么多精力在手机上？”

这个问题曾像一个搅得死死的毛线团，困住了高中生Anita。她不是一个人，很多困在手机里的中学生，都有摆脱“控制”的意识。这是他们要与手机进行的另一场战争。Anita想要搞清楚自己为何会被困住，在学术项目导师、心理学老师支持下，她开始研究手机游戏成瘾的课题。

十年级时（相当于公立中学的高一），她从公立学校转入深圳爱文学校，这是一所国际化学校，对手机管理相对宽松。习惯了公立学校以及家中严格的“手机禁令”，突然迎来“手机自由”，她玩手机的频率进入人生峰值。

与之交织的是，转学后扑面而来的同学压力。班上许多同学原来就在国际教育这个赛道上，“有的同学已经自学雅思拿了7”，这个成绩，基本达到英国大部分学校研究生的语言门槛。

这一切让Anita很不适应。全英文上课时，她和另一个同学总是缩在墙角。

她也痛苦地努力过，成绩依旧不理想。手机，成为重压之下的宣泄口。“一想到要重复痛苦，我就想逃避。”Anita说，如果没有学校活动，下午4点放学，3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作业，“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己的”。手机游戏成为她填补空白的最优选。

《蛋仔派对》这个游戏是她初期最爱，这是一个竞速、生存、跑地图的游戏，由同学领她进入。在转校后的新环境里，游戏成为她与新同学间的“社交货币”。而后，她玩的游戏朝着对战类游戏深入，《狂野飙车》《和平精英》等等。在学校，“一到课间，或者管得不严时，就开始‘蠢蠢欲动’。”

她与家人的矛盾也随之产生，因学习、手机问题而酿出的情绪，像是涌动着的一团乌云，夹杂着父母的失望、自我的失望，时常“电闪雷鸣”。

下坠，是她用以形容自己那个阶段状态的一个词。她意识到，这不对，却无法按下“刹车键”。她困在挫败里不断循环。

在十一年级，Anita和导师探讨后，结合眼前的手机困境，打算自己把手机成瘾的机制搞清楚。

她画过一张“像蜘蛛和蜈蚣一样歪七扭八”的思维导图，包含了许多关于手机成瘾的关键问题：从大脑神经反应，到游戏中多巴胺如何释放，再到玩家研究，以及同样有成瘾机制的赌博和毒品相关研究等。

沿着这些关键词，她阅读了大量文献，甚至还进行实验，用仪器测量不同游戏设定里学生的大脑波动。

Anita发现，游戏里的随机性，是诱导用户成瘾的一个原因。《和平精英》开局会随机给玩家一些物资，这个悬念让人有期待。如果符合预期，则“游戏设计得好！再来一局！”不符合预期，那么便是“这不是我的运气，再来一局！”

“当我们把绝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游戏上时，形成神经习惯后，再出现选择，人就会优先选择游戏。”Anita说，另外，多巴胺的阈值也在不断上涨，“同样的快感，逐渐需要更多的时间玩游戏才能达到”。

而且，游戏给予的正向反馈很及时。“如果我（在游戏里）跑完一张技术含量很高的图，它给我带来的快感、成就感是现实生活中所不能比的。”更关键的是，“游戏有重来的机会”。

拉开距离审视这一切，她发现，自己曾经离彻底上瘾只有一步之遥。以这个课题作为支点，Anita终于厘清了自己的困境所在。手机开始以“淡去”的方式离开她的生活。随着研究深入，“踏实地做一个东西时，整个环境都给你正反馈”。

她的学术项目导师叶秋怡记得，最开始和Anita沟通，她还不爱交流，说话“就像挤牙膏一样”。到了十一年级，她开始侃侃而谈。因为阅读大量英文文献，她的英语慢慢得到提升，上课时，也能用英文和老师同学互动。

Anita离开了墙角。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在成瘾的边缘，她通过对手机游戏的研究“知己知彼”，逐渐建立起一道心理屏蔽机制，实现了对手机使用的“内控”。

这种解决方案，可以在其他中学生身上复制吗？

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当Anita在学校里决定对手机“宣战”时，她并非一个人。学校的学术项目导师、心理学老师、家里的父母，甚至是同学都加入了“战壕”。

“你永远不要指望孩子一个人去努力，去对抗手机成瘾系统。”这是刘勤学在科普讲座上常向学生与家长提到的一句话。她是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的教授，从2008年就开始研究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

“许多产品设计，已经超出了（中学生）个体自控范畴。”刘勤学说，生理层面，青少年本就具有易感性。大脑皮层直到25岁才完成发育。“脑干是从后往前长的，产生情绪部分先长了，但是踩刹车的（前额叶）区域还没有发育”。

过去十几年里，伴随着研究深入，刘勤学开始转向赞同中学阶段通过“手机禁令”，实现学生对手机的物理屏蔽，以此“外控”。

这和手机系统的进化也有关。手游还未出现时，刘勤学认为手机不用完全隔绝，把握一个度即可。但随着手机游戏、短视频平台利用人类寻求新鲜事物和不确定性奖赏等偏好，设计的诱导机制越来越复杂，她注意到，大脑发育还不成熟的青少年，“很容易被游戏奖赏机制、短视频随机跳出的（新鲜刺激），诱发生理上的多巴胺分泌带来的愉悦感”。

手机成瘾只是表象，背后有一个复杂的生成机制。而在目前阶段，心理方面更专业、有效的支持，很难迅速在所有学校全面实现。像Anita那样丰富的支持手段则更难落地。

刘勤学遇到过一个前来咨询的案例。那是一个女孩，休学了一段时间。学校竞争很激烈，复学后她成绩下滑，只好大量补课试图追上进度。那段时间，她整个人身上的“发条”都拧得很紧。有一次，父母偶然间半夜上厕所，发现她正躲在里面用手机聊天、看小说。激烈的争吵随之爆发。最终，父母带女孩来找刘勤学进行家庭关系与手机成瘾的咨询。

手机成瘾背后，女孩的真实需要是什么？伴随着咨询深入，刘勤学发现，女孩看的都是穿越类小说或者爽文。她觉得，这会让自己有一种“一切都可以重来”以及“一切尽在掌控”的感觉。

当时情况并不严重，刘勤学提出建议，让父母与老师对孩子进行一些具体的积极反馈。很快，女孩生活回到了正轨。

但初二下学期，这位女生再次陷入手机困境里。家庭“战争”再次爆发并且升级，女孩也再次休学。

在刘勤学看来，手机成瘾行为本身就容易复发，来自外界的愉悦感如果没有长期、稳定支持，很容易败给手机系统。

这一次，咨询效果不再如第一次迅速。刘勤学用了许多方法，像手机游戏里的打怪升级一样，把重回学校、夺回成绩等问题，细分成非常小且具体的环节。每个节点，都建议家长和老师给予正向反馈。最终，进行了20次左右的咨询，女孩才粗略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这个女孩、Anita和张晨在手机中“下坠”的故事，是许多面临挑战的同龄人的缩影。

刘勤学所在的研究团队持续数年跟踪手机成瘾相关数据，发现整体年龄正在走向低龄化，并且有“地域下沉化”的趋势。也就是说，虽然农村孩子手机的普及率比城市孩子要低，但他们的成瘾率更高。

他们，还未迎来自己的“回升”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