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nita在学校里决定对手机“宣战”时，她并非一个人。学校的学术项目导师、心理学老师、家里的父母，甚至是同学都加入了“战壕”。
“你永远不要指望孩子一个人去努力，去对抗手机成瘾系统。”这是刘勤学在科普讲座上常向学生与家长提到的一句话。她是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的教授，从2008年就开始研究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
“许多产品设计，已经超出了（中学生）个体自控范畴。”刘勤学说，生理层面，青少年本就具有易感性。大脑皮层直到25岁才完成发育。“脑干是从后往前长的，产生情绪部分先长了，但是踩刹车的（前额叶）区域还没有发育”。
过去十几年里，伴随着研究深入，刘勤学开始转向赞同中学阶段通过“手机禁令”，实现学生对手机的物理屏蔽，以此“外控”。
这和手机系统的进化也有关。手游还未出现时，刘勤学认为手机不用完全隔绝，把握一个度即可。但随着手机游戏、短视频平台利用人类寻求新鲜事物和不确定性奖赏等偏好，设计的诱导机制越来越复杂，她注意到，大脑发育还不成熟的青少年，“很容易被游戏奖赏机制、短视频随机跳出的（新鲜刺激），诱发生理上的多巴胺分泌带来的愉悦感”。
手机成瘾只是表象，背后有一个复杂的生成机制。而在目前阶段，心理方面更专业、有效的支持，很难迅速在所有学校全面实现。像Anita那样丰富的支持手段则更难落地。
刘勤学遇到过一个前来咨询的案例。那是一个女孩，休学了一段时间。学校竞争很激烈，复学后她成绩下滑，只好大量补课试图追上进度。那段时间，她整个人身上的“发条”都拧得很紧。有一次，父母偶然间半夜上厕所，发现她正躲在里面用手机聊天、看小说。激烈的争吵随之爆发。最终，父母带女孩来找刘勤学进行家庭关系与手机成瘾的咨询。
手机成瘾背后，女孩的真实需要是什么？伴随着咨询深入，刘勤学发现，女孩看的都是穿越类小说或者爽文。她觉得，这会让自己有一种“一切都可以重来”以及“一切尽在掌控”的感觉。
当时情况并不严重，刘勤学提出建议，让父母与老师对孩子进行一些具体的积极反馈。很快，女孩生活回到了正轨。
但初二下学期，这位女生再次陷入手机困境里。家庭“战争”再次爆发并且升级，女孩也再次休学。
在刘勤学看来，手机成瘾行为本身就容易复发，来自外界的愉悦感如果没有长期、稳定支持，很容易败给手机系统。
这一次，咨询效果不再如第一次迅速。刘勤学用了许多方法，像手机游戏里的打怪升级一样，把重回学校、夺回成绩等问题，细分成非常小且具体的环节。每个节点，都建议家长和老师给予正向反馈。最终，进行了20次左右的咨询，女孩才粗略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这个女孩、Anita和张晨在手机中“下坠”的故事，是许多面临挑战的同龄人的缩影。
刘勤学所在的研究团队持续数年跟踪手机成瘾相关数据，发现整体年龄正在走向低龄化，并且有“地域下沉化”的趋势。也就是说，虽然农村孩子手机的普及率比城市孩子要低，但他们的成瘾率更高。
他们，还未迎来自己的“回升”时刻。
在这场与手机的“战争”中，张晨似乎失败了。作为班主任，萧晓彦琢磨过许多办法，比如“威逼利诱”，考试如果达不到一定成绩，就让家长把手机锁起来，一点都不许用。或者，某个学科取得了进步，就答应他可以在暑假玩一定时间的手机。萧晓彦也给他讲过游戏成瘾的机制。但随着挫败的循环，张晨逐渐变得“油盐不进”。到现在，听到老师对他说手机问题，“就给你一个白眼”。
萧晓彦也有些挫败。他说，张晨甚至没有一瞬间曾表示过要与手机“战斗”。
“其实孩子最不喜欢被操控。认识到成瘾问题后，他们并不喜欢被（手机）控制的人生”。刘勤学说，除了物理屏蔽，还可以进一步去做的是在学校增设数字素养课，让孩子意识到手机的操控性，但前提是学校有一定条件。
对学校与家庭来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而它目前还在中场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