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专栏丨李迅雷首次系统揭秘：我的几点研究心得

证券研究分析人士，应该尽量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达观点——其实，讲得越专业就越没水平，别以为讲得专业就是有学问。花了那么长时间表达观点，别人却听不懂，这岂不是既浪费了自己的口舌，又耽误了别人的时间？所以，我尽力让自己讲的东西，能被大家听懂。

我做研究近三十年，今年六月底，把近十年来的部分文章汇集成书——《经济数据背后的财富密码》。十年前的文章现在还可以拿出来，说明还没有过时。我觉得做研究需要有一种独到的方法，一种独到的思维， 我经常对年轻人讲，你们写的研究报告最好要与众不同，这样才值得写，观点如果和别人一样，那就没有太多意义。 所以，我们做研究要求异存同。

我个人的经历是先做研究，再做管理，然后再做研究和管理。我的职业生涯最大特点就是没有进步，我到现在还是研究所所长，早在2000年的时候，我已经是当时中国最大证券公司研究所的所长了，目前则是一个中等偏大券商的研究所所长。二十年前和我一起写文章的人，不少已经做董事长了，而我还在写文章。更有不少年轻的董事长对我说，我是读你的文章长大的。他们在进步，而我没有进步，但我并不遗憾。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观点依然会引起社会的反响，而且读者数量在不断增加，这正是我写作的动力所在，也是我不舍得转型的原因。

经济学其实并不难学，只要把最基础的数学、或者说算术学好就可以了，重要的是领会最基本的逻辑规律、基本常识，我认为这是最应该把握的。

今天，我就介绍一下我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些数学方法或者数学思想——它们都非常简单，但也管用。

我要说的第一个数学方法，是多元方程式。它告诉我们，分析问题要考虑到多个因素。因此，决定明天股市涨跌的，不可能只有一个因素，不会因为移动平均线产生黄金交叉，就是牛市，产生死叉就是熊市，如果这么简单的关系都能成立，股市就可以关门了。研究事物的发展，就像我们解方程式一样，它往往是受多因素影响的，是多元方程式。

所以，我们应该养成多方面分析问题的习惯。但现实工作、生活中，可能不少人会觉得影响因素越简单越好。记得曾参加的某大型会议，举办方邀请了很多知名专家，大家能猜到哪个专家最受欢迎吗？不是李开复，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军事专家，而是能运用《易经》推算股市走势的易经学家。大家都想知道何时会出现牛市，所以，那个会场挤得满满一堂，大家都挤满了，以至于那位专家都没法进去。由此可见，大家内心深处还是喜欢单因素分析和预测，如星座或血型对人生的影响。

台湾有个研究诠释学的学者叫傅伟勋，他对“道”的诠释很到位，提出“道”有六义：道体、道原、道理、道用、道术、道德。我在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提出股市的六义：第一，“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对应“道体”。大家都认为，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好时，经济比较强劲；股市不好时，经济也不景气。我们用股市的表现来对经济趋势进行判断，这没错，但需要了解 “中国特色”；第二，股市发现价值，对应“道原”，券商分析师们要分析股票到底值不值这个钱，要用估值模型来判断；第三，股市作为社会心态的反应，对应“道理”，比如，不少人认为中国马上要召开“十九大”了，故应该去买些股票，因为预期“十九大”结束之前股市不会跌；第四，股市体现功能，对应“道用”。对于监管层也好，对于上市公司也好，股市要为社会发展所用，所以，要发展股市直接融资功能；第五，“股市作为博弈工具”，对应“道术”。吴敬琏先生说，股市就是赌场。中国股市作为博弈工具的功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2015年A股交易量占到全球的1/3；从第六个角度看股市，它是“道德”，股市会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交易所专门设了一个公司治理指数，把公司治理较好的股票做了一个组合，看它能不能跑赢市场。

总之，我们看待任何一个事物的时候都要多元分析，这样会更加客观。一个立方体有六面，六面看全了，脑子里就有立体感。比如，我们在分析股市的时候，不能说股市就是由技术面决定，或者就是由经济周期决定的，而且在不同阶段，各因素的影响权重也不一样，你会发现不少新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

大家常会聊到，券商研究员推荐的十大金股，实际检验很多表现很差。为什么他们荐股总是不准呢？因为很多情况下，股市的表现受交易者心理层面的影响很大，这个很难去把握，如果分析师能够精准预测股价走势，为何还要继续从事如此辛苦的工作呢？

还有个社会心理因素，就是国人喜欢追求一种至善至美的意境。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有个口号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能不能做到呢？多、快、好、省四个目标之间的方程式应该怎样去求解呢？如果有的是分子，有的是分母，既要分子做大，又要分母做大，还要等式数值做大，这没法同时实现。后来，发展口号去掉了两个目标，变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实现难度就比以前小很多。国人大多辩证思维比较发达，既要、又要、还要……希望方方面面的目标都能够实现，而实际结果往往不理想。所以，用数学的基本逻辑来面对现实，就会少些幻想，“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庄子早就说了。

我在今年年初写了篇文章，用六个维度来分析中国金融经济，六个维度分别是：国内政策维度、国际环境维度、人口维度、投资维度、货币维度和收入分配维度 （ 参见《李迅雷姜超在客户闭门会上讲了1万字》 ） 。这就是用多元方程式来分析中国经济。

第二个数学方法是“二八定律”。“二八定律”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应用，比如，20%的人创造了80%价值。在社会上，二八现象非常普遍，故“二八定律”也是我们可以运用的分析方法。

提一个问题，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中国能不能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我用“二八定律”来分析：高收入国家（地区）的人口总量占全球的20%，中国的人口在全球的占比也是20%。中国现在是中高收入国家，如果中国也成为了高收入国家，意味着高收入国家人口将至少占到全球人口的20%以上（除非其他国家都不属于高收入），这显然不符合高收入国家的标准。高收入国家人口只能占到全球人口的20%，否则就不叫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把国民收入分成五档，高收入、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如果中国要成为高收入国家，那么，美国、日本、欧洲就要退而成为中高或中等收入国家，从目前来看还不大现实。有人可能会说，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616美元，便可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了。可是，当你要跨入这个门槛的时候，这个门槛又提高了，要知道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人均国民收入超过7千就算高收入国家了。 “二八定律”始终在发生作用。

最近，很多人在讨论林毅夫提出的东北振兴建议，其实，东北能否振兴也受制于“二八定律”。东北振兴了，西北会怎么样？全国都振兴了，印度经济、欧美经济呢？那肯定还是要受制于“二八定律”。有人说，中国就六省一市的财政收入在为全中国做贡献，其他省市都是靠国家的转移支付（来自六省一市）养着的。这也是符合“二八定律”，尤其进入存量经济的时代。很多省市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北京人一直在笑话，说其他省市怎么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呢？只有北京才会是名正言顺的国际金融中心，因为很多金融机构的总部都在北京。重庆也提出来要成为西部金融中心，其实，中国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金融中心，这也要符合“二八定律”。

第三个数学方法，就是中位数、平均数和方差如何来应用。最容易引发误导的就是平均数，所以，每当统计部门公布数据的时候，老百姓常会抱怨“被平均了”，原因在于方差过大了。

若按中位数来统计，结论可能更加准确、清晰。比如，根据中报的统计结果，A股的加权平均市盈率，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为21倍，但是中位数竟然有65倍，可见估值水平并不便宜。今年上证指数在上涨，但大部分股票没涨或者下跌，上证50涨得很好，涨了15%，但所有A股的中位数下跌了15%。

所以，估值结构、价格分布特别扭曲的时候 ，我们应该看中位数、看方差， 这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市场特征、看清形势。若研究美国股市，可以发现中位数和平均数是很接近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市场结构相对合理一些。

第四种数学方法，就是如何合理运用时间序列预测未来。要理性看待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宜给当期过大的权重。

大多数人倾向于自我为中心、当下意义很大，故我们可以频繁地听到伟大的时刻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这也难怪，毕竟人类个体的寿命非常短暂，长寿之人也不过百年左右，而人类历史据说已有600万年了。摆正自己所处时代的位置很重要，这就是时间序列分析法。

我在十年多前去西藏林芝，为了去看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徒步了三天，那个时候去算探险，当看到雅鲁藏布江180度大拐弯的时候，很容易认为这条伟大的河流就就此改变了方向，但是，当爬到山顶远眺它，会发现水的流向还是没有改变，大方向一直是东南，只是在此地出现了一个对大势而言微不足道、形态美丽的回调。由于视野的局限，人们的眼光往往很短浅，看到问题也很局部。 所以， 我的建议就是在做时间序列分析时，看的时间一定要够长，一定不能把当期因素看得过重，并给予过高权重。 目光短浅的话，往往会把浪花看成浪潮，新经济、新金融、新周期，凡事都有新的，都是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再过十年回头来看，会发现如今我们所处的阶段还是较为平淡的。

记得2002-2003年非典爆发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非典太恐怖了，但实际上非典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数不到1000人，危害不及其他的很多传染病。但就在那个时候，“非典经济学”的书都出来了，我们现在应该不会把“非典经济学”当成经典的经济学来读了吧。然而那时，“非典经济学”是畅销书，可见人类是很容易给予当下过高的权重，以至于集体误判。李白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