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人是轻信的动物，人必须相信一些什么。在没有好的理由可以相信的时候，人便满足于相信糟糕的理由。”我们不能改变人性，但我们至少可以用理性来为自己辨别什么才是值得相信的好的理由。
轻信并不一定是呆笨的同义词，相反，人太有想象力，才是最容易轻信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人是否轻信与文化程度高低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按照各类人等的不同期待和愿望，布下他们喜欢的诱饵，便都能收到请君入瓮的效果。
不管是什么诱饵，起作用的内因都是人们在学校所受的无脑教育和社会生活中的缺乏理性。
▲ 罗伯特·杨冒充医生用“酸碱体质理论”治疗癌症患者，病情恶化，被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当地法院判罚1.05亿美元
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17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怀疑论者贝勒（Pierre Bayle）曾指出，缺乏理性教育使人轻信“启示”，也就是那种基于盲信而缺乏怀疑精神的知识，而启示与理性是不能相容的。
贝勒的哲学怀疑对象是宗教神学，他认为，传道士宣扬的基督教教义中充满了神秘的启示和奇迹，包含着无数的矛盾，是靠盲目的信仰和对异教的迫害支撑着。奇迹之所以是奇迹，是因为它是荒唐的、不可理解的。它其实经不住上帝播撒于人心中的理性的批判。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著名物理学家谢尔盖·卡皮扎（Sergej Kapitza）发表了一篇揭露苏联非理性科学的文章。“非理性科学”听起来像是一个自相矛盾，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却是苏联许多人思维心态的一个缩影。
▲ 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利用意识形态压迫异己科学家，苏联的遗传学遭到浩劫
法国历史文化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指出，像李森科生物学这样的非理性科学，能在苏联存在是有特别原因的，“那里实施的，是整个社会生活都被控制，全部智力、艺术、精神活动都被领导的一种制度”。
他引用一位苏联哲学家的话说：“这种制度的真正功能就是’妨碍思想’。……因为一切都已由它预先思想好了，包括你自己。你用不着去问你到底是什么。……这样，凭着一个如此的制度，当想法出现的时候，它就在奔向实际上十分非理性的方向。”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轻信不再是个别人的偶尔上当受骗，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集体现象，不断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那么这个社会中就一定已经出现了某种思维方式的反常。
集体的轻信，需要许多人都共同拥有一些特别容易为欺骗者和蛊惑者所利用的思维方式、心理定势、道德偏差、心智弱点。
这些认知和心理因素是长期无脑教育的结果，这样的教育就像是耕地，而欺骗和蛊惑就像是播种，不能不先耕地就播种。
这种无脑教育一直在持续地悄悄进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欺骗和蛊惑所需要的那种几乎全无自我防护能力的猎物。
这样的教育总是发生在一个知识和思考被简单化和教条化的环境之中，它使得许多人丧失了应有的怀疑精神和提问能力。
这样的社会环境排斥个人的思考努力、批评态度、独立判断和精神自觉性。
这种环境对人们有思维方式定型的作用，被定型者会把某些十分干瘪的、与现实并无关系的教条和假大空原则，当作“科学真理”“先进科学”甚至“宇宙真理”，不仅自己确信无疑，而且还不准别人提出疑问。
在这种环境中，连科学家们都会放弃自己作为社会理性教育者的责任，这加深了真正的科学与大众媒介传播的科学之间存在着鸿沟。
如韦尔南所说，公众所知道的科学，已经不再是科学，“通过大众传媒传媒（比如电视）传播的科学是某种跟魔术并无太大区别的东西；当人们坐在沙发上，从电视中看到宇航员穿着太空服行走在月亮上，或者听到大爆炸（BigBang），没有任何东西能把这一类科学成果跟一个星象学家或随便哪一个伪科学家能讲述的故事区别开来”。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人是轻信的动物，人必须相信一些什么。在没有好的理由可以相信的时候，人便满足于相信糟糕的理由。”我们不能改变人性，但我们至少可以用理性来为自己辨别什么才是值得相信的好的理由。
人为什么会在缺乏自己的经验证据，或者完全没有这种经验证据的情况下，对某些话深信不疑，以为就是真理呢？心理学家往往将此归咎于人的“轻信”，但社会学家则认为这是因为“偏执”。
二者都有道理，并不互相排斥，因为“轻信”是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轻易相信，而“偏执”则是一旦相信了，便再难改变想法。
20世纪的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曾语带讽刺地说：“真理的声音里存在着一股可疑的暗流。”
也就是说，真理的大门一直是向证伪敞开着的。但是，对于既轻信又偏执的人，这扇门是关着的。而且，外面的人越叫他打开这门，他就会把门关得越紧。
世界知名的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和安东·泽德瓦尔德在他们合著的《疑之颂》里讲了一件越叫开门，门关得越紧的事情。
这是社会心理学家米尔顿·罗克奇（Milton Rokeach）做的一个实验。有三个精神病人，他们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罗克奇认为，如果把他们安置在同一所精神病院，让他们有机会相互讨论，或许能治好他们的妄想症。
他设计的这个办法叫“认知失调疗法”，也就是，让这三个精神病人有机会相互证伪，促使他们对自己坚信不疑的想法（自己是耶稣基督）发生认知失调，把失调了的认知纠正过来。
但是，完全出乎罗克奇意外的是，这三个精神病人在一起讨论过一阵以后，非但没有得到预期的治疗，反而更加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了，其中罗克奇曾一度以为是最清醒的一位相信得最为偏执。
那个人说，按照他的看法，“其他两个人肯定是彻底疯了，他们居然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他还解释说：“这真是荒唐，因为很显然只能有一个人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不可能是另外两个，因此一定是他自己。
牛津大学教授凯瑟琳·泰勒（Kathleen Taylor）在《洗脑：思想控制的科学》（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 2004）中指出，人轻信而偏执的想法大多是外来灌注，而自己又缺乏思考的结果。
这种轻信而偏执的想法就是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捷径思维”（route thinking）：思维顺着一条走熟的路，机械地自动推进。
意识形态的语言往往会创造一些听上去富有刺激力和推进力的“新鲜”说法，对平时不习惯思考的人们，这些说法显得特别深刻、高屋建瓴或高瞻远瞩、很有水平。
由于他们无法确切明白这类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什么或是指谁，所以无法怀疑，也不会怀疑。
这些人不惯于思考，平时不思考，结果不是没有想法，而是迷信别人替他准备好的任何想法。
这就像一个人没有信仰，他不是什么都不相信，而是变得随便什么都可以相信，而且相信了就是迷信。
一些给人强烈印象的语言词汇被不断地重复，而且由越来越多的人重复，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会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变成一种类似条件反射的“自动想法”。
这也就是心理学所说的人的思维被“程序化”（programmed），想法因此变得僵化、刻板、偏执。
偏执的想法往往带有歧视、排斥、恐惧等情绪因素。偏执一般不会因别人的劝说或说理而有所改变，恰恰相反，越是劝说和说理，可能越加偏执。
美国著名作家，被誉为美国19世纪最佳诗人之一的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说：“偏执的头脑就像是人眼睛的瞳孔，你越是用光去照它，它就收缩得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