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静如短篇小说《客厅里的阿芙洛狄忒》发表于《当代》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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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战玉冰
罗马宫殿风格的装修、夸张又无用的廊柱、几幅仿制的中世纪油画、放在客厅中央的浴池、装修到一半的房子、一家人围坐在古典式样红木圆桌旁吃饭……余静如的新作《客厅里的阿芙洛狄忒》中最重要的故事发生空间，不再是以往诸如男女朋友合租的出租屋（《妙尔》）、或者是母女共处的家宅（《夜班》）等现实感比较强的日常生活空间，而更多具有着某种舞台感和荒诞意味，比如白色的罗马式廊柱搭配中国红木圆桌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怪异的色彩和美学组合。如果把这部小说搬上戏剧舞台，我们似乎很容易联想到贝克特或者斯特林堡式的表现风格，其中还不妨加入一点装置艺术元素。
在这样的空间里展开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同样也包含有某种荒诞性：曾经“投资房地产生意大赚”后来突然破产的父亲；“温和、隐忍、善良，包容一切”，甚至有些自卑的母亲；“打定主意要做职业作家”却在写作上一直失败的哥哥；以及搞不清究竟是“我”的闺蜜、哥哥的女友、父亲的情人还是母亲的女儿的杏子……每个人物在家庭中生活，却又都好像是在舞台上演戏，努力同时扮演着表面上和内心深处的两个“自己”。这样“和美的一家五口”中所包含的人际关系，就好像那未装修完成的房间一样，其中充满了略显怪异的搭配和组合。特别是杏子的出现，把家里原本被掩盖的种种欲望和冲突具体化、明晰化了。她是父亲欲望的投射、是母亲情感陪伴的慰藉、是哥哥写作灵感的缪斯，还是我最有默契的朋友，我们全家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她、需要她，“认定发生在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好的征兆，包括杏子的出现”。但这些喜欢与需要彼此间又构成了一种来自情感与伦理上的矛盾，并最终导致家庭关系的崩解（哥哥对于整个家庭的疏远）。
此外，小说中故事发生空间与人物关系之间还有着更微妙的对应性。比如“哥哥和杏子的关系始终局限于我们家的客厅”；而父亲似乎却和杏子共享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私密空间；甚至杏子的出现对于“我们”全家而言，就像她的房屋设计理念一样——是“打破原有的家居结构”，或者说打破了我们原本风平浪静的家庭关系。
整体上来看，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着鲜明而独特的性格标签，让读者一眼就能在脑海里构想出这个人的形象；但每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以及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又都值得去反复玩味和琢磨——比如哥哥是否喜欢杏子？父亲和杏子之间是否是情人关系？母亲是否知道真相？这些疑问和好奇都深深抓住了读者的心。换言之，引领读者进入这部小说的关键，不是作者余静如以往最擅长的、细腻的情感式体察，而是一种带有强烈悬疑感的故事性驱动。而如果我们大胆借用某种悬疑小说的读法来重新审视这篇《客厅里的阿芙洛狄忒》，会发现整个小说都是在以“我”的主观限制性视角讲故事。这就造成了两种表达上的效果：一方面，“我”所见到的和所猜想的真相就一定是事实吗？特别是在全家人去蛇岛旅行的故事里，余静如熟练地使用了“发现—跟踪—偷看—反转”的经典悬疑小说手法，揭示出整篇小说中最令人震惊的一组人物关系——杏子可能是父亲的情人。但如前文所说，这个故事又完全是在“我”的视角下展开，而“我”所看到的“真相”，仅仅是杏子和父亲在深夜分别乘电梯回到各自房间而已，也就是说“我”并没有看到他们约会的事实性过程。甚至在这一晚过后，“我”都无法确认这是否仅仅是一个“虚妄的臆想”或者是“我在做梦”。进一步来说，这种写法所带来的效果还不仅在于增强故事本身的悬疑感和可读性，其还巧妙地借机叩问了小说中到底何为真相的根本性问题——到底是“我”的家庭内部潜藏着重重危机，还是一切不过是我自己的“狂人呓语”？
另一方面，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巧妙设计在于，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性格鲜明的，但偏偏只有“我”是性格模糊的。如果说小说中其他人物都是舞台上的表演者，那么我更多只是一个舞台一侧的旁观者，偶尔有几句发言，也只限于功能性的作用。小说借助“我”的视角来看家里的其他成员，观察他们的行为、揣测他们的想法、揭露他们的关系，但读者却偏偏看不到“我”自己的行为、想法与我在家庭里的位置。这种对于“我”的隐藏，恰好为小说最终消解真相带来了可能——一个我们所不了解的、不可靠的叙事者所讲述的故事，是否值得信赖，或者应该在何种程度上被理解。甚至小说最后已经点明：“只要我们都相信——那一切从未发生过。”这其实也是在告诉读者，真相存在与否，最终还是依赖于“我们”相信与否。
在小说结尾处，杏子的婚礼在“庞大、缀满华丽、繁复雕饰的古典建筑中”举行，这和故事开始时“我”家中未装修完成的罗马宫殿风格形成一种对照。杏子最终在一个已经完成的建筑空间中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我”则选择“艰难地转过身向外走”，走向那个未完成与不确定的生活深处。
本刊特约评论
稿件初审：郑世琳（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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