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帕斯捷尔纳克：刹那间幸福的刺痛》
封面上，是帕斯捷尔纳克那张严峻的脸。目光犀利，两腮的线条明朗，有点像一匹马的眼神，斜睨着，观望着，审视着，质问着。
这是一位正直而又真挚的作家，离开这个世界已经57年。可当我们翻开《日瓦戈医生》，那世间的悲苦与欢欣，又是如此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让你幸福，又刺痛。正如他的诗中所写的：“万籁俱寂之时/我登上舞台/轻轻倚靠在门边/回声自远处传来/我从中捕捉此世的安排。”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帕斯捷尔纳克传》，用比《日瓦戈医生》还要长的篇幅来描述他的一生。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好像对他很熟悉，可是面对小说之外的帕斯捷尔纳克时，我们又感觉知之甚少。
《帕斯捷尔纳克传》曾经入选俄罗斯久负盛名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杰出人物传记丛书”，作者德米特里·贝科夫本身就是一位诗人，这两卷本的传记非常厚，但也因为与篇幅相匹配的内容、思想而广受赞誉，2006年，获得俄罗斯畅销书奖和奖金规模世界第二的“大书奖”头名。
一本严肃作家的传记，能既有深度又有良好的市场表现，简直就是“造书的奇迹”。俄罗斯当代作家弗拉基米尔·齐布利斯基评论说，“这是关于诗歌与散文自身的履历。其余的一切，包括诗人本人的生活，都只是词语诞生前后的种种情形。也正是这些才吸引了作者，并且决定作品能否吸引读者。‘其余的一切，都是文学。’”阅读这部作品，令人“在帕斯捷尔纳克之下得到净化”。
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
在莫斯科时，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交往并不密切，他一直为此深感自责。帕斯捷尔纳克勉强还算是未来派的成员，而茨维塔耶娃几乎独立于所有的文学社团和流派之外，所以他们只偶然在各种晚会、朗诵会和杂志社之类的场所碰到。
他们起初并不了解对方，可是当朋友给他带来茨维塔耶娃的作品后，他大为赞赏：“应当对她加以细读。当我这么去读的时候，展现在面前的是无尽的清纯与力量，我不禁为之赞叹。周围再找不出类似的东西。”
1922年6月，他给茨维塔耶娃写信，信中称她为“亲爱的、可贵的、无与伦比的诗人”。而在给帕斯捷尔纳克的回信中，茨维塔耶娃说她只读过他五六首诗，但她欣赏他诗歌中的“铮铮鸣响与嘈嘈杂杂”，“所有的一切都突显着锋芒！”
当茨维塔耶娃读到他给她寄去的《生活，我的姐妹》一诗时，她欣喜若狂地说：“这是光的骤雨。”后来她还说：“您是我平生所见的第一位诗人。诗人的苦役烙印我未曾在任何人身上见过：如今它却烧灼着，远远就能望见！”
他们相互倾慕，甚至发展成一段隐秘的柏拉图似的爱恋。
1926年3月22日早晨，帕斯捷尔纳克读到茨维塔耶娃的《末日长诗》，他称之为：“令人神伤的抒情的深渊，米开朗基罗式的晦暗与托尔斯泰主义的默然充塞其间”。在给诗人里尔克的信中（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和里尔克是挚友），他谈论茨维塔耶娃比谈他自己还多。
里尔克被感动了，他马上给茨维塔耶娃写信：“亲爱的女诗人，我刚刚收到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一封让我无比惊奇的书信，信中充满了快乐，洋溢着极其强烈的情感。”
里尔克竟然迫切地希望见到茨维塔耶娃，还将他的著作寄给了茨维塔耶娃，也许是因为“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的里尔克患上了白血病，而他自己并不自知，只是感到异常的寂寞。也许他内心如此热烈地渴望有一个像茨维塔耶娃的女子能够来到他的身边吧，所以当帕斯捷尔纳克在敷衍女诗人的时候，他给茨维塔耶娃的书信越来越热烈。
只是，上帝没有给他时间。1926年12月26日，圣诞节后的第一天，里尔克去世了，帕斯捷尔纳克从茨维塔耶娃那里得到噩耗。这位在他们爱情路上的“程咬金”撒手人寰，可是他们之间的爱情也走到了终点。一方面是因为两人分居两地，茨维塔耶娃在巴黎，不太可能回国，而男方在国内，出国也很困难，见面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则是女诗人的一片痴情，得到的却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敷衍和一再拖延。对于这段感情，茨维塔耶娃曾经非常认真，而帕斯捷尔纳克似乎并没有当回事，他对茨维塔耶娃的承诺最终证明都是水月镜花，这导致了两人最后的反目成仇。茨维塔耶娃完全无法接受，既然他有妻子，后来离开妻子又找了另一个女人，那又怎么可以将他对她的爱诉诸笔端？
她真的一度以为帕斯捷尔纳克会离家出走去找她，可是没有，她还在给他写着这样的信：“我爱着你，当然，我将会比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任何恋人都爱得更深，但并非按照自己的尺度。按照自己的——尺度——还不够。”但是她已经预料到，他们的缘分快到尽头。
没有人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是不是像茨维塔耶娃那样深爱过对方，但是当1941年茨维塔耶娃自杀时，还是给同样绝望的帕斯捷尔纳克以沉重的打击。
在此之前，当帕斯捷尔纳克得到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和女儿先后被捕，而她独自居住在戈利岑胡同的作协“创作之家”生活没有着落时，他竭尽所能地帮助她，但是绝望的茨维塔耶娃还是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他陷入了战栗的“死的王国”，只有诗能给他慰藉，所以他重新开始写诗：
“苦役，多么美好的恩赐！”
电影《日瓦戈医生》剧照
在经历过绝望之后，他开始写作《日瓦戈医生》，试图以此寻回生命与爱的意义。而当苏联作协知道他开始创作《日瓦戈医生》时，他们的做法是横加阻拦。见阻拦无效，当局就于1949年10月9日逮捕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红颜知己伊文斯卡娅，罪名是她伙同《星火画报》副主编奥西波夫伪造委托书，直到1953年才被释放。
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写完《日瓦戈医生》，把稿子同时交给《新世界》杂志和文学出版社。《新世界》编辑部否定了小说，把稿子退还给作者，还附了一封由西蒙诺夫、费定等人签名的信，严厉谴责小说的反苏和反人民的倾向。接着，文学出版社也拒绝出版小说。
第二年，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利涅里，通过伊文斯卡娅读到了《日瓦戈医生》的手稿，极力说服帕斯捷尔纳克先在意大利出版意大利文版。帕斯捷尔纳克提出还是先在苏联出版国内版本之后再出外文版，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要求帕斯捷尔纳克以修改手稿为名向赛尔特利涅里索回原稿。帕斯捷尔纳克照做了，可是费尔特利涅里没有退稿。
费尔特利涅里于当年年底出版了意大利文版的《日瓦戈医生》，很快，欧洲就出版了英、德、法等各种语言的译本，《日瓦戈医生》成为1958年西方最畅销的书。
苏联领导人震怒了，随之而来的诺奖，更让他们怒不可遏。诺奖评奖委员会也许是出于文学中立的原则，但在冷战时期，却不被视为如此。一本苏联国内尚未允许出版的书，却在欧洲抢先登陆，继而获得世界文学最高奖，显然是认同其中的反苏立场，这是对苏联内政的一次干涉和挑衅。
《日瓦戈医生》被禁止在苏联出版。当局责成《真理报》筹备并发表评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予以严厉批判，有的大学生甚至走上街头，来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住处示威，用石头打碎门窗玻璃，大声宣称要“将叛徒赶出苏联”。苏斯洛夫找到当时的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费定，要他去说服帕斯捷尔纳克，让他发声明拒绝诺奖。
就是在苏共中央通过决议的当天清晨，诺奖基金会秘书长安德斯·埃斯特林给帕斯捷尔纳克发去了一封电报，祝贺他获奖，并邀请他出席定于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颁奖仪式。帕斯捷尔纳克用法语回复：“无限感激、感动、自豪、吃惊、惭愧。”
第二天一大早，费定就来了。他压低了声调，做出推心置腹的样子，说自己完全是迫不得已。帕斯捷尔纳克对他的答复是给我一点时间考虑，最后，他选择了不放弃。
形势急转直下，10月31日，莫斯科作家全体会议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协，并提请政府剥夺其国籍。就在前一天晚上，帕斯捷尔纳克给赫鲁晓夫写信，请求不要剥夺他的苏联国籍。
就这样，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一个因为获奖而遭到迫害的作家，对于他来说，这真的有点滑稽。获诺奖是一项极大的荣耀，而当他终于摘下桂冠站在当代文学的制高点上时，他要面对的，却是无尽的孤独和责骂。（当然，关于美国中情局暗中帮助他获奖的传闻至今也不绝于耳。）
11月5日，帕斯捷尔纳克的声明在《真理报》上发表。他被迫宣布放弃诺贝尔文学奖：“一星期以来，我目睹了围绕我小说的政治运动发展到何等规模，继而认为这次授奖是一种政治举措，如今已造成骇人听闻的后果，出于未受任何人强迫的个人动机，我将自愿的放弃公诸于众。”
在公开信中，他还否认苏联当局对他的迫害，显然这些都是违心之语。他这么做，与其说是为了个人的安危，毋宁说是为了他的红颜知己奥丽嘉·伊文斯卡娅。他希望以这样一种委曲求全的方式保全伊文斯卡娅的工作和声誉，可惜，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这份退让的声明也只换给他仅仅几个月的平静而已。几个月后，第二轮的批判接踵而来，而在他去世仅仅3个月之后，1960年8月16日，伊文斯卡娅被指控犯有走私罪被捕。一个月后，她的女儿也身陷囹圄。
这位《日瓦戈医生》小说中拉拉的原型，因为她替恋人辩护时的勇气，愿意为他自我牺牲的无畏，特别是将《日瓦戈医生》的书稿在意大利出版这一罪状而承受着苦难。此时，帕斯捷尔纳克已经去世，她的孤独、无助必须由她一个人来承担，她成为了雪夜里那个忧郁的人。
而帕斯捷尔纳克逝世前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他的身体迅速垮了，短短两年时间，他就从峰顶跌落到谷底。他写了《诺贝尔奖》一诗，苦闷的心境一览无遗：
我身陷绝境，犹如困兽/隐约有光、人影和自由/追猎的喧声就在我背后/我已无路可逃/昏暗的树林和池岸/倒伏的云杉的躯干/所有道路都已切断/要来的就来吧，无所谓
20多年后，中国诗人王家新写下了诗作《帕斯捷尔纳克》，王家新敏锐地洞察到了帕斯捷尔纳克悲剧的实质：能按照内心写作，却不能按照一个人的内心生活。正如王家新所注意到的，此时的帕斯捷尔纳克“为了获得，而放弃/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帕斯捷尔纳克流露过对于当局的不满，但在弥留之际，到了那“彻底地死”到来之际，他释然了。“假如就这样死去，也没什么可怕的。”他怀着伤恸，承认自己被人世间的庸俗所战胜，却仍然对妻子说：“我快乐。”说完这句话，他神志清醒地离去了。
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快乐！”
文/河西
编辑/徐伟 美编/黄静
本文节选自《帕斯捷尔纳克：刹那间幸福的刺痛》，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7年第7期，总第608期。
《朝鲜艳谍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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