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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七星高，
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
不敢过临洮。
——西鄙人《哥舒歌》
上面这首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流传于西陲边地的民歌收录在《全唐诗》中。这首诗简单质朴，是劳动人民对自己心愿的诉说，通过对哥舒翰的赞誉，也体现出边疆百姓对和平安稳的向往。哥舒翰是盛唐玄宗统治时期的重要将领，其战功、资历与历史上的著名反贼、盛唐终结者安禄山不相上下，两人更是被唐玄宗分别封为西平郡王和东平郡王，地位均等，那么，哥舒翰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他为何从来不想着造反呢？
戎人昧正朔，我有轩辕兵。
陇路起丰镐，关云随旆旌。
河湟训兵甲，义勇方横行。
——储光羲《哥舒大夫颂德》
据《旧唐书》所载，哥舒翰是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其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他的相貌、身材都十分雄伟，颇有名将的样子。王维曾这样评价过他的长相：
“而上将有哥舒大夫者，名盖四方，身长八尺，眼如紫石稜，须如蝟毛磔。”
根据历史记载，哥舒翰“祖沮，左清道率”。唐开元初所置清道率府，置左、右率各一人，“掌斥侯道路，先驱后殿，伺察奸非”，是东宫的巡察官。他的父亲哥舒道元“为安西都护将军、赤水军使”。凭借父亲的地位，哥舒翰年轻时担任效谷府果毅，长期住在长安，热衷于斗鸡走狗之事，史称：“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疏财重气。”本来，哥舒翰可以作为一个汉化程度很深的胡人勋贵子弟安然度过一生，但在他40岁的时候，因为受到了长安尉的无礼对待，故而发奋折节，立志要在军中做出一番大事业。随后，他投奔了河西节度使王倕，开始了戎马生涯。
哥舒翰所在的时代正是唐、蕃战争异常激烈的时代，耀眼的家世背景和勇敢果决、身先士卒、治军严酷的品质很快将其推向了抗击吐蕃的一线战场。
天宝元年（742），王倕攻取了新城（今青海门源），交给哥舒翰治理，哥舒翰经营有方，三军无不为之震慑。
天宝五载（746），王忠嗣兼任河西节度使，将哥舒翰提升为衙将。后来吐蕃屡犯边境，王忠嗣任命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派遣他到新城抵御吐蕃。有同为副使的人，见哥舒翰时傲慢无礼，又不听哥舒翰指挥，哥舒翰大怒，将他杀死，军中无不畏惧。后迁为左卫郎将。吐蕃入侵边境，哥舒翰在苦拔海抵御，对方三支步兵从高处蜂拥而下，哥舒翰手持半段枪攻击其前锋，所向披靡，敌方三支步兵全败，由此而出名。
新城之战使哥舒翰“稍知名”，苦拔海之战则使哥舒翰“名盖军中”，战后，他因功被授予右武卫将军、陇右节度副使、河源军使。但哥舒翰参与的早期战役中最引起时人和后人关注的，还是积石军之战。积石军位于廓州西百八十里（在今青海贵德），每到麦熟时，吐蕃即至积石军获取之，边人因之称为“吐蕃麦庄”，唐军无敢御者，哥舒翰到来后，“伏兵于其侧，虏至，断其后，夹击之，无一人得返者，（吐蕃）自是不敢复来”。哥舒翰有个家奴名叫左车，十五六岁的年纪，膂（lǚ）力（体力、力气）强壮。哥舒翰擅长使用长枪，追赶上吐蕃军后，用枪搭在他的肩上喝斥对方，吐蕃军惊恐回头，哥舒翰便用枪刺其喉咙，将人往上挑高三到五尺再落下，吐蕃人纷纷倒毙。左车就下马斩首，主臣配合默契，斩获颇丰，勇冠三军，给当时的主将留下了深刻印象。
天宝六载（747），哥舒翰取代王忠嗣，成为陇右节度使。从此，从一个手执长枪、亲自在战场冲锋拼杀的下层将领，成为一个手掌军政大权的高级指挥官。
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
——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石堡城（吐蕃称铁仞城，在今甘肃卓尼县羊巴村）本是一个不大的军城，但它地处要冲，地势险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唐和吐蕃在此反复争夺了27年（729—756年）之久，进行了几场激烈残酷的争夺战，从而使它声名大振。
开元年间（713—742年），吐蕃占据河湟门户的战略要地建置了石堡城，作为侵唐据点。玄宗也看到了石堡城极高的军事价值，几次下令攻拔之。
开元十七年（729），朔方大总管信安王李祎奉命率兵赴陇右，攻下石堡城，改名为振武军。但又于天宝元年（742）陷于吐蕃。此后，皇甫惟明、董延光先后奉命攻夺，都未能成功。玄宗对此耿耿于怀，常引以为憾。
这时，唐与吐蕃的斗争形势已有所转化。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杖节四方（兼领河西、朔方、河东），控制万里，他买胡马壮军势，掌握“天下劲兵重镇”，唐军开始易守为攻。如前文所述，哥舒翰率军与吐蕃战于青海、积石军，仗仗皆胜。吐蕃军队受到唐军的严重打击，所余部队士气不振，不敢靠近唐军驻地。
哥舒翰于天宝六载（747）十一月接任陇右节度使后，在青海湖畔筑城作为防御工事，并进行军队建设，置神威军，但被吐蕃攻破。他又在青海湖湖心的龙驹岛上修筑龙应城，发配两千名犯人戍卫，以抗吐蕃。从此，吐蕃不敢接近青海，只集中兵力把守险要坚固的石堡城。
天宝八载（749）六月，玄宗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部加上朔方、河东兵六万三千余人向石堡城发动进攻，唐军屯兵城下。吐蕃则是“举国而守之”，早做好了战争准备，不仅控制山上布局严谨的壕沟工事，且以士卒数百人坚守在上山的唯一通道处，并贮积了大量粮食、檑木和石块。唐军攻城异常艰难，不是被山上的弓弩手射杀而退，就是受到木石的迎头痛击。如此几次进攻都未得逞。哥舒翰用兵数日，心急如焚，召来部将高秀岩、张守瑜问罪。二将请求宽限三天。最后，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英勇作战，终于如期攻下了这一军事要冲，并擒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但唐军自身也损失极大，士卒死伤数万人。玄宗下令改石堡城为神武军，哥舒翰因功得到玄宗的褒奖和赏赐。
石堡城之战，唐王朝付出数万士卒的性命，代价昂贵，时人和后人多认为得不偿失，尤其是文人创作大量诗文来嘲讽“西屠”哥舒翰（例如本段开篇李白的诗歌）。但是这一战对河陇地区的形势影响很大，它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唐蕃双方在该地的战局，而且为河陇百姓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生产环境。所以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哥舒翰攻占石堡城不但无过，反而有功。
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
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
开府当朝杰，论兵迈古风。
——杜甫《投哥舒开府瀚二十韵》
与石堡城一样，河曲地区原属唐朝所有，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吐蕃通过贿赂鄯州都督杨矩获得之，该地适宜畜牧，距离积石军三百里，吐蕃得之，置洪济（在今西宁西南）、大莫门（在今西宁西）等城以守之，并跨河筑城，连岁犯边，严重威胁到唐朝河陇地区的安全，河曲地区成为唐蕃东线战场的主要争夺目标之一，双方互有胜负，仅见于《资治通鉴》的明确记载就有：开元二年（714）八月吐蕃军十万寇临洮，军兰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马，同年十月，吐蕃又寇渭源，迫使玄宗下诏亲征；开元五年（717）四月，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大破吐蕃于九曲；开元十六年（728）七月，河西节度使萧嵩、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大破吐蕃于渴波谷，拔其大莫门城；开元二十六年（738），陇右节度使杜希望与吐蕃大战于河桥；开元二十九年（741）十二月，吐蕃屠达化县，陷石堡城；天宝二年（743）三月，皇甫惟明引军攻吐蕃洪济城，双方战火不断，直到天宝十二载（753），河曲地区才被哥舒翰全部收复，夺取了吐蕃东进北上的后勤补给基地，彻底扭转了唐军在此地区同吐蕃的拉锯形势。
另外，哥舒翰还在赤岭周边开屯田，储备军需，并且设置了洮阳郡（治在今甘肃临潭），以及神策（在今临潭西）和宛秀（在今西宁西南）二军，同时组织士兵垦荒屯田，储备军需。战局的转折，又为河陇地区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
在哥舒翰的维护、开发下，黄河九曲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在征伐吐蕃胜利后，得以发展生产、休养生息，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喜悦的心情正如诗人高适在《九曲词》中所描述的那样：
“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骐麟。到处尽逢欢洽事，相看总是太平人。”
天宝十二载（753），战功卓著的哥舒翰被玄宗封为西平郡王，左仆射平章事，可谓是风头一时无两。甚至曾经批评过哥舒翰“西屠”的李白和杜甫也纷纷创作了夸赞他的诗文（本节开篇的杜甫诗歌就是此类），以图成为他的幕僚。
然而，所谓“福祸相依”，从天宝十四载（755）开始，哥舒翰的命运急转直下，一直滑向了深渊。当年二月，因酗酒无度，纵情声色不加节制。哥舒翰在行至土门军时，在洗澡时突然中风，昏迷很久才苏醒过来，身体不能行动。于是只能离开西部边陲，入京在家养病。后来，他的病情稍有缓解，但说话、行动仍然不如以往。
与此同时，巨大的阴影开始笼罩大唐王朝。当年十一月，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谋反，“安史之乱”爆发。
十二月，叛军迅速攻陷了洛阳，封常清、高仙芝退守潼关。玄宗听信了谗言，一怒之下将二人处死。
天宝十五载（756），哥舒翰被任命为太子先锋兵马元帅，升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率领河西、陇右、朔方、奴刺等十二部共二十万大军，守卫潼关，抵御叛贼。
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
函关壮帝居，国命悬哥舒。
长戟三十万，开门纳凶渠。
——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实际上，早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哥舒翰就与“族类颇同”的安禄山、安思顺（安禄山的族弟，因提早告发安禄山谋反的阴谋而暂时没被处置）争权夺利，宿怨颇深。
唐玄宗为加强帝位，巩固自己的政权，曾在他们中间进行过数番调解，期望三人和睦相处，共保唐王朝。但却事与愿违——哥舒翰对安思顺一直都是嫉恶如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安史之乱后，在其主掌重兵，驻守潼关，甚得玄宗信托之际，竟“肆志报怨，诬奏户部尚书安思顺与安禄山潜通，伪令人为禄山遗思顺书，于关门擒之以献”，并罗列安思顺的七条罪状上疏，致使安思顺被杀，家属徙于岭外，可谓家破人亡。
“安史之乱”爆发后，哥舒翰带病领兵驻守潼关，抗击安史乱兵。天宝十五载（756），“贼将安庆绪犯潼关，哥舒翰击退之”。当时他的部下“王思礼密说哥舒翰，使抗表请诛国忠，翰不应。思礼又请以三十骑劫取以来，至潼关杀之”对此，哥舒翰回应说：“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可见，尽管哥舒翰与杨国忠的矛盾也很深，但此刻并不想因为私人恩怨而背上“反叛”的恶名，哥舒翰想要表明，他忠于唐朝王室，与图谋不轨的安禄山之辈截然有别。
哥舒翰对当时的政治局面和军事形势是有清楚了解的。据《安禄山事迹》记载，哥舒翰说道：
“逆胡猖狂，偶然一胜，天下之兵，计相续至，揭胡之首，期悬旦暮。”
他认为安禄山是懂得用兵之道的，叛乱部队的战斗力也是较强的，不能不加倍提防。但“安史之乱”是不得人心的，时间长了一定会产生内乱，其兵败之日为期不远，安史乱兵的战略战术是速战速决，因而应该慎重待之。自己驻守的潼关乃是京师长安的门户，若有闪失，京师将不攻自破，给天下带来惶恐，有助贼势。因而利在坚守、不利轻出。这种见地是正确的。郭子仪、李光弼就曾“极言请翰固关无出军”。
然而，玄宗受到杨国忠的蛊惑，也出于玄宗本人不再信任异族将领的私心，一再派使督令哥舒翰出兵。此刻哥舒翰既要效忠唐王室，又不敢违抗“圣命”，只得捶胸大哭领兵出关迎敌。身患中风病的哥舒翰，智力远不如从前，其部下都是杂凑的没有战斗力的兵士，诸将号令不一（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三人权责不明），加上轻敌，被安史部将崔乾佑打得全军覆没。但他并没丧失信心，“欲收其余烬却守潼关”。但不幸的是他的部下火拔归仁等却不愿再干了。他们对哥舒翰说：
“公以二十万众一战弃之，何面目复见天子，且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
劝其投降。在效忠唐王室还是安禄山的选择中，他选择了前者。翰曰：
“吾宁效仙芝死于此，岂能偷生见禄山乎，汝舍我……（但是）归仁不从，执以降贼，械送洛阳。”
可见，哥舒翰身陷安史乱军，是由于部下的出卖。以后，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才投降安禄山的。《旧唐书 哥舒翰传》说“翰受署贼庭，苟延视息”，不是没有道理的。
满塞旌旗镇上游，各分天子一方忧。
无因得见哥舒翰，可惜西山十八州。
——薛逢《感塞》
“丑哉舒翰，不能死王”，哥舒翰晚节不保，降于安禄山后，甚至企图说服李光弼等人也归顺安禄山，这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与此同时，诗歌作品中的哥舒翰形象也从此跌落神坛，不少诗人在反思“安史之乱”这一重大事件的同时，都会以哀叹、惋惜或义愤、批评的态度提起哥舒翰以及他的潼关之败。哥舒翰在唐人诗作中不再是与千古名将并肩的伟岸形象，而变成一名愚昧、自私、不忠的败将，一个不守大义、贪生怕死的叛徒。
面对安禄山“汝常轻我，今日如何”的讽刺挖苦，哥舒翰俯首称臣，为了苟活，他向安禄山强调，自己可以为安禄山招揽昔日自己举荐的李光弼、来瑱、鲁炅等将领，“但留臣，臣以尺书招之，不日平矣”。就这样，曾经威震陇右、河西，庇佑了无数边境百姓的一代英雄，成了叛军的阶下囚。
到了至德二载（757），唐军收复了洛阳，哥舒翰作为俘虏，被安庆绪带着撤离，但不久后安庆绪战败，于败军之际处死了哥舒翰。此时，距离他被长安县尉羞辱有13年，距离他成为武功卓著、人人称羡的西平郡王只有3年。
尽管哥舒翰为了乞活而降敌，留下了重大污点。但唐朝朝野还是对他进行了中肯的评价。
在他死后，唐廷仍追赠其太尉，谥“武悯”，谥法曰：克定祸乱曰武，在国逢艰曰悯。“武悯”二字，是对哥舒翰一生戎马的绝佳概括了。
哥舒翰一生曲折离奇，大起大落，颇具戏剧性，可谓“人生无常”的绝佳写照。他与安禄山出身相似，经历相仿，官职相等，却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哥舒翰比安禄山读书多，受过更多汉族传统忠君报国文化的熏陶。而安禄山从小跟神婆母亲走南闯北，文化程度较低。这里有个例子，天宝十一载（752）冬天，玄宗趁其三人均在京师的机会，使内侍高力士在驸马崔惠童家设宴招待安禄山、安思顺和哥舒翰等人，以图缓解他们三个之间的紧张关系。酒宴上，安禄山开始主动和哥舒翰套近乎：
“我的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您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咱俩差不多，为什么不能成为好朋友呢？”
由于是玄宗亲自组的局，哥舒翰也不好太驳安禄山的面子，于是引经据典回了一句：
“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 （翻译过来是：“古人曾经说过，狐狸向着自己的洞窟嗥叫，这是不吉利的，因为这是一种忘本的行为。我怎么敢不尽心呢？” ）
哥舒翰的话暗含的意思是：“是的，我们差不多，我不能忘本，我愿意和你亲近。”
但安禄山根本听不懂，觉得哥舒翰是在说他是忘本的狐狸。安禄山大怒：“你这个突厥小子竟敢如此！”
哥舒翰也懒得解释，立即拍案而起，两人大有剑拔弩张之势，不欢而散。从这以后，两人更是耿耿于怀，仇怨愈深了。
第二，安禄山直到开元二十年（732）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收为义子，才开始接触到唐朝的统治阶层，之前不是流落在突厥部落，就是担任为买卖人协议物价的牙郎，出身与祖辈世代为官的哥舒翰可谓天壤之别，这使得两人对唐王朝的忠诚度存在巨大差异，而且这也是哥舒翰经常看不起安禄山的主要原因。
时间如白驹过隙，哥舒翰兵败潼关早已成为往事。到了中唐时期，人们又开始怀念起哥舒翰来，因为此时的陇右、河西，已经完全被吐蕃占领，安西都护府也已不复存在。诗人们回想起当年哥舒翰威震陇右、河西的盛景，怀念起哥舒翰的英勇善战、开疆扩土功绩。于是当年曾被李白和杜甫共同批判过的“西屠”和“丑哉”哥舒翰，又成了中唐之后边塞诗中集中怀念的对象（例如本节开篇的诗歌），甚至唐德宗也对哥舒翰的儿子哥舒耀说道：
“尔父在开元时，朝廷无西忧。”
真可谓“世事无常”。
最后，借用哥舒翰在攻破石堡城，达到人生顶峰时候亲自创作的一首军歌《破阵乐》来结束本文：
西戎最沐恩深，犬羊违背生心。神将驱兵出塞，横行海畔生擒。
石堡岩高万丈，雕窠霞外千寻。一喝尽属唐国，将知应合天心。
参考文献：
1、张邻，《哥舒翰降敌原因质疑》（J），《齐鲁学刊》，1982。
2、管莉莉，齐思远，《论唐诗中的哥舒翰形象》（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第35卷第5期，2019。
3、袁志鹏，《哥舒翰的活动轨迹与河湟形势的转变》（J），史志鉴研究。
4、佘正松，《哥舒翰陇右诸役刍议》（J），天府新论，1986。
5、邵文实，《开元后期唐蕃关系探谜》（J），西北史地，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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