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水|文
赵雷《无法长大》
赵雷的新专辑《无法长大》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5，比去年很火的陈鸿宇《浓烟下的诗歌电台》还高了0.2分。另一张国内民谣大佬李志去年年末的专辑《在每一条伤心的应天大街上》却意外扑街，豆瓣评分仅得6.8。
无论“战绩”如何，民谣都是国内独立音乐界最为人关注的一支。
毕竟，如今李志已能撑起体育场，后来者们亦源源不断。
陈鸿宇
从“麻油叶”诸位（宋冬野、尧十三、马頔），程璧、陈粒、邵夷贝等女性民谣音乐人，到更近走红的陈鸿宇和赵雷等，“新生代”民谣音乐人们通过意识敏锐的网络营销、电视选秀节目，以及一个个的现场，共同营造了国内民谣界的繁荣。
但是每当听闻推荐点开这些人的音乐，总以倍感无力收场。
李志《在每一条伤心的应天大街上》
不懂，为什么总有人源源不断地输出雷同的音乐，又源源不断地有人埋单并为之“感动到热泪盈眶”？
“民谣”二字本是发自肺腑，非唱不可，不拘一格之意，应该是音乐里最不羁，最没有规格限制，也是最本真的东西。
到了如今的中国乐坛，民谣却悄悄成为由吉他口琴粗陋伴奏，唱着小情小爱小纠结，喟叹昨日不可追明日无可盼，所有的一切都黏糊在小小一个“自我”里的特殊类别。
代表作里，总有不爱自己的姑娘和必须远行漂泊的冲动，也少不了特别的城市和街道，因此被歌迷引为知己，被特定地域的人群视为在地“扛把子”。
这个类别最早源自台湾的校园民谣，后传至大陆又引发“白衣飘飘的年代”校园民谣风潮。
不必说西方民谣的抗议及关注社会人心的传统，也不必提中国古早的杜甫们以民生世情入歌的民谣传统。即便是作为该类别“鼻祖”的台湾和大陆校园民谣，也不是只有憋屈的小情小爱而已。
支撑它们壮大的，还有背后社会初开放，文化初解禁带来的喷薄生命力。具有那些时代里崇拜的诗歌和诗人，文艺青年们不仅纯粹，还有强大行动力的时代特征。
后来，台湾和大陆的校园民谣风潮死于急速的商品化。背后则是社会急剧转型所带来的包括大众审美，以及发行渠道、市场环境的变化。
值得遗憾，却也为其后的民谣发展提供了空间。
台湾的校园民谣风潮鼎盛的时候，李宗盛、蔡琴等一大批民歌手们就已经不满足于这个形式的单一，而开始各自的探索。
大陆地区，老狼、高晓松、叶蓓的时代结束后，才算真正迎来属于中国的“民谣时代”。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摇滚人们纷纷赴北京形成集聚效应，有一批热爱音乐的青年们却坐着火车全国乱窜。他们真的预备以音乐为生，大概没怎么想过明天，普遍喝大酒，有今日没明日，音乐脱胎于漫长的旅途和一间间旅馆和酒吧。
这群人后来成为国内民谣的中坚力量，张楚、周云蓬、小河、万晓利、吴吞、赵已然、野孩子乐队……不胜枚举。
顶楼马戏团
五条人
他们不是象牙塔里的骄子，每个人身上都有自身命运的深深烙印。漫长的积累之后，这一代民谣音乐人集中喷发，为现代的国人翻新了民谣的概念。
他们的广度和深度，怒火和批判，观察和探索，才是振聋发聩的“民谣”。
这批“元老”们之外，还有一批散落在全国各地的音乐人们。
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这批更年轻、新潮的民谣音乐人们大都未曾经历长期的漂泊生活，但是叛逆精神和胆大妄为让他们也蔚为壮观。
上海的顶马、广东海陆丰的五条人、杭州的板砖、云南昭通的腰乐队、四川宜宾的衣湿乐队、山东济南的驳倒乐队、宋雨喆的大忘杠……相比上一代民谣歌手，他们更愿意尝鲜，因为更国际化的视野而能够做出尽管形式不那么“传统民谣”，但音乐形式更丰富有趣，内容也更泼辣、接地气的民谣。
但是他们似乎比上一辈们“散”得更快。
宋冬野
钟立风的《在路旁》
马頔
《南山南》
原因有很多，基本与生计、走红程度无关。
本来，这批更“怪”、地域性和个性更强的民谣音乐人们就从未在大范围内走红。他们的名声仅止于一个很小的范围，既不具备前辈那么正统的“文学性”而不易传播，也因为爱在音乐上实验而难为大众接受。
步入中年之后，他们纷纷退出“酒精俱乐部”。保重身体，保护家庭，不用靠音乐谋生（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和收入来源），很多本就是知识分子的成员们转而追求其它精神层面的东西，渐渐淡出了民谣领域。
他们之后，就是文首提到的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民谣新锐”了。
杨波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题为《李健们的背后是一群僵尸文青》。
里面直接以“一人一首代表作”的方式批判这批民谣歌手，“从李志的《和你在一起》、宋冬野的《董小姐》、马頔的《南山南》、赵雷的《南方姑娘》、好妹妹的《风从海面吹过来》、钟立风的《在路旁》、赵照的《当你老了》、蒋明的《告别薇拉》……
该流派代表人物的代表曲目无一例外地呈现出同一种无情来——对，无情，这帮人没有热血，甚至连冷血都没有，他们歌声里刻意伪饰的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深情可类比于《非诚勿扰》中咄咄逼人的婚恋观……邵夷贝、程璧、陈粒……其女性成员更让人提不起精神，只因她们几乎更肆无忌惮，不以为忖、且以为荣地亮出文艺青年的招牌。”
程璧
杨波犀利，戳中了歌手和听者们的一处要穴——无情。
是否真的无情？不见得。至少他们的人品，很可能是挺不错的。出发点，也是真诚的。比如口碑非常好的赵雷，随和、低调，没有野心，“只是热爱唱歌”。
但是人品和出发点的好，并不能抵消音乐的“坏”。温和一点说，“没有生命力”。
陈鸿宇的作词搭档唐映枫曾在知乎上说过：“如果你有被其中某一句歌词打动到，谢谢，它属于你。如果你觉得通篇意象堆砌，韵脚生硬，你说得对，是这样的。”
记得马頔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觉得好就是你的菜，觉得不好的也别哔哔，出门左拐不送。”
这是大实话，是一种几乎无懈可击的反击方法。说明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和弊病，却瞅准总有人愿意埋单而无所顾忌。
堆砌辞藻、无病呻吟又怎样，只要有一句话击中歌迷，就会有人愿意照单全收所有的废话。
所以说堆砌辞藻、无病呻吟、过度自恋还不是这一批民谣歌手令人如此乏味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他们太过熟悉用户需求，又深知国人一贯地重词意，轻音乐，听歌口味保守的特点。因此屡屡炮制出相似的音乐，倒并非不是自己的肺腑之言，不能够打动人，离“有生命力，有创造力”，却天差地别了。
梅二在《“顶楼的马戏团”口述史》里这样结尾：“这个世界上除了蜜蜂蝴蝶蜻蜓，还应该有苍蝇蚊子，否则就不丰富了，影响了物种多样性。现在的摇滚可能都太要脸，应该再有一些不要脸的乐队出来，世界才能更美好。”
是啦，现在的民谣，乃至整个中国独立音乐界，都无聊得要死掉。但愿只是因为我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