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知道每年有多少种中国近代史论著出版，但这必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所以，全学科“综述”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无论从哪个角度剪裁，都会有重要成果被遮蔽。在此，我们仅将2016年中学者关注较为集中或较多新意之研究领域作为几个“点”略为呈现，供学界参考。依据惯例，仅限于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且以论文为主。
一、 中共与抗战
“抗日战争”无疑是近几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排名第一的热门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存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有国统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然而，这是一场抵死反抗外来侵略的全民族战争，无论否定哪一方的贡献，都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近年来流传若干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网络谣言，与中共相关者占很大比例。有的宣称日军飞机未曾轰炸过延安，有的力贬中共抗战的牺牲与贡献，有的暗喻中共与日方勾结，等等。这些谣言的传播，严重冲击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历史贡献的认识。卞修跃依据历史事实对这些网络谣言逐一进行辩驳，他指出：有关中共抗战历史的网络谣言，既有一切谣言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同时又都表现出了其根源于久远年代之前的历史纠葛及其对现实体制的否定隐喻。站在中国全民抗战、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角度来审视、认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与历史功绩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贡献，是十分必要的；抗战烈士所流的鲜血，不应以党派区别颜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的抗战事迹与历史贡献，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光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页。
百团大战是抗战期间中共在华北战场组织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已有研究或注重具体细节的考证，或注重整体的宏观描述，对于百团大战中观层面，即八路军在战斗中装备、技术、战术和作战效能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齐小林主要依据各兵团给八路军总部的报告和战役总结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抗战爆发不久，八路军将袭击尤其是伏击作为主要战术，规避日军在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取得较高的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由于日军严密防守、顽强反击，八路军的战术由袭击演变为攻坚，战斗效能有所下降，弹药消耗快速增加。从根本上讲，装备和弹药的有限供给，制约了八路军军事技术技能的提升以及战术的选择。因此，百团大战之后中共无条件转向了全面的游击战。这对中共而言，既是无奈的，也是现实的、智慧的选择。邹铖对于该文的中心论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所谓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改变既有战术原则，以攻击据点为主要作战任务，作战效能下降的论点，缺乏足够史料支撑。总体而言，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遵循并尽可能发挥既有战术原则，获得之战果亦不差。百团大战之所以在党内引起争议，主因在于百团大战令日军更加重视八路军，八路军所处外部环境更趋恶劣。
抗战时期是中共大发展时期，也是进行自身建设的关键时期。黄道炫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干部大规模养成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个体、群体及政党的多方互动。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使中共在坚持使用、提拔工农干部的同时，得以放手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促进干部群体的气质变化及整体提升。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管齐下、交相作用，内的自觉是基础，外的规训是手段，形成动态而非静态、固化而不僵化的干部养成路径。抗战时期，是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统一、改造全党的关键期，“三八干部”的养成还打上了整风的深深烙印。赵诺从县域建党的层面，考察了抗战初期太行根据地范围内中共的组织扩张与干部任用问题，即所谓地方党之“战略展开”过程。中共组织规模在抗战时期迅速壮大，大量农民被吸纳入党，这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基层党员的意识形态。杨发源以减租减息运动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山东抗日根据地基层党员在政治运动中的行为抉择，发现重塑乡村社会秩序的减租减息运动引发了基层党员应具有的党性原则和农民固有的乡土原则之间的张力，基层党员以不同的行为抉择来应对党组织在农村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基层党员所表现出的角色认同上的矛盾性和行为选择上的多元性、变动性，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乡村共产主义革命的复杂性。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推行防共、限共政策后，“山西王”阎锡山与中共的关系也逐渐紧张。1939年12月前后，双方爆发了史称“晋西事变”的严重军事冲突，打响了抗战期间国共军事冲突的第一枪。杨奎松对于“晋西事变”前后中共方面特别是毛泽东的应对方针，和中共策略变动的复杂情况与背后的原因，做了考察、梳理与说明。以往学界对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决策的研究，由于资料的限制，多注重于国共两党的矛盾和中共中央决策的结果，未注意探究中共中央在策略谋划方面复杂的变化过程。苏若群依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考察了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的演变，认为从1940年8月至1940年12月皖南事变爆发前，中共中央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是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把蒋介石的降日与“剿共”联系起来考虑的。围绕“蒋介石是否降日”这条主线，中共中央的策略经历了“和”为主、预防“打”——坚持“和”、准备“打”——争取“和”、考虑“先打”——以“和”应对、以“打”自卫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总体上看，当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不会降日时，其策略支点主要放在维护国共关系上，即“和”的方面；当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准备降日时，其策略支点主要放在准备国民党破裂合作关系上，即“打”的方面。
抗日战争中及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受到多位学者关注。皖南事变后，中共曾尝试向美英等盟国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真相。贾钦涵论述了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后与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的会谈。由于国民党政府对中共长期实行封锁政策，中共方面的政策主张和真实情况很难为英美等西方国家获悉，而皖南事变的爆发在客观上为中共打开对外交往局面提供了有利条件，周恩来与居里的这次会谈实际上开辟了中共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间的外交窗口。1944—1946年是世界政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过渡到冷战的剧烈变动时期，也是建国前中共与美国官方交往最活跃、内容最丰富的时期。牛军着重考察这一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主要特点。他认为，中共对美政策经历了从寻求与美国合作到在国共斗争中“中立”美国、再转向与美国对抗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三个重要因素推动着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中共与美方的互动、中共革命战略转变的复杂需要以及中共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及其与中国革命之关系的宏观思考。这三个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互动决定着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方向和主要特点。
战时的国共关系与国际因素缠绕在一起，研究者也注意到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吕迅指出，在抗战大语境下，中共积极对美宣传，1938年以后，史迪威与中共保持良好的友谊，特别是1942年3月至1944年10月，史迪威及其政治顾问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乃至延安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共的方针不仅影响了史迪威等人，而且也影响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史迪威的“袒共”言行加剧了蒋介石与其的矛盾，最终于1944年10月19日被召回，从而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贺江枫也指出，1943年“闪击延安”前后各种国际因素共同塑造着国民党的反共政治宣传与军事部署。对于蒋介石而言，对日、苏冲突发展态势的严重误判导致“闪击延安”的举动暂时中止。随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反对促使蒋介石改变制裁中共的方案。据此可见，国际因素成为蒋介石考量战时国共关系的关键所在，但随着美苏深层次的介入国共冲突，国共关系及其实力的变化又转而成为影响美苏在华存在的重要变量。
以往学界关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叙述记者团组建的来龙去脉、参访经过、西北之行见闻等。吴志娟以新闻舆论与政治关系为切入点，在论述国共两党围绕中外记者所展开的激烈的舆论宣传战基础上，分析双方如何试图通过新闻界来控制或引导国内外有关政治合法性及国共关系等问题的公众舆论，以此探究新闻舆论与国共政争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 红军长征
2016年为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与长征相关的历史问题引起学者较多关注。
相当长时间以来，蒋介石“放水”长征说流传较广，卢毅对此进行了辨析。他认为，或许蒋介石的某些决策在客观上有利于红军突围，但其主观上从未有意“放水”。尽管蒋介石后来借“追剿”之机统一了西南，但却不能倒果为因地反推他当初便纵共“西窜”。在蒋介石的内心，“追剿”始终是首要任务，并深以未竟全功为憾，解决西南问题只是其聊以自慰的一个收获而已。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成长，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和统治力量的不平衡而取得。黄道炫结合国共两方面的史料，准确还原了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展开周旋并最终突出包围的历史经过。罗敏利用日记、报刊、函电等丰富的资料重建了1934年9、10月间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后，西南地方势力在失去了战略缓冲空间的被动局面下，一方面试图利用胡汉民在政治上的号召力“迫蒋入川”，缓解正面、直接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部署出兵夺黔的过程。作者指出，看似一致的国民党“剿共”背后，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势力各派都有各自的政治目的，粤、桂、湘表面协商合作“剿共”，实际上却是为了对抗中央势力的渗透，结成三省攻守同盟。这可以说是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地方势力与中央合作“剿共”背后的真实情况的写照。
1935年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究竟成立于何时，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杨奎松通过梳理中共中央设置新“三人团”这一决定生成发展的逻辑脉络，探析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及原因，考察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军事领导地位、权力变动的情况。刘统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途中在北上和南下的战略抉择上，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所展开的激烈斗争。
长征的亲历者和旁观者均参与了长征形象的建构。1942年11月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在延安出版的《红军长征记》，是亲历者最早从个人观察角度写下的对于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相对完整的记录，反映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战斗生活。于化民通过文本梳理和解读，考察该书对于长征研究的重要价值。他认为，《红军长征记》不仅确立了长征叙事的基本框架，其中保留下来的大量珍贵信息，对于后人全面认识和感知长征的丰富面貌尤为难得。单明明则以《申报》为资料，梳理该报对红军长征态度的变化。《申报》对红军长征的报道，经历了从预言红军必定在国民党“围剿”中失败，到报道国民党重视红军有生力量、加紧“追剿”，再到正面宣传长征的变化过程。《申报》报道对长征态度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统区群众对中共形象的再认识。
三、 唯物史观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
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接受和传播有两条基本脉络，一是作为披坚执锐的革命指导理论，二是作为覃思精研的严密思想体系。过往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前一方面，近来则对后一方面多有关注。王宪明、杨琥指出，李大钊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作出三大贡献:一是在北大等校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培养了第一代熟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骨干人才；二是将唯物史观当作一种真理,用来指导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重建问题；三是运用唯物史观来探索中国发展路径问题,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尹媛萍以吴恩裕为例，关注学院派知识分子与唯物史观的党外传播。她指出，作为较早关注和受到唯物史观影响的学者,吴恩裕青年学生时期在天津和东北地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来他经由清华大学至英国深造,在拉斯基门下继续其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归国后出版了这方面的影响广泛的著作,可谓唯物史观党外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吴恩裕及其研究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院派知识分子与中国人译介、研究和传播唯物史观这一历史过程之间的关联。李政君考察了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指出顾在学术上并不排斥唯物史观。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对运用唯物史观的史学著述表示赞赏；30年代初，更是在其日记中表示，愿意接受唯物史观。他还积极支持《食货》半月刊的创办；此后，唯物史观更在其古史研究中有所体现。当然，他对社会史论战也有所批评，但他的批评，主要针对论战者将唯物史观“定于一尊”的态度和“公式化”的弊病。他认为,民国时期顾颉刚对唯物史观持一种兼容态度。尹涛考察了著名的国民党三民主义理论家叶青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指出叶青自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到1927年被国民党逮捕之前,在中共方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叶青以实地考察过西方国家的经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多方位地分析和宣传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和中共革命，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叶青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通过多种途径获得的，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实用性的理解、把握和运用，缺乏独立见解，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王雪楠则分析了1918—1923年中国知识界对唯物史观的解读，指出：唯物史观作为一战后“新思潮”进入中国，随即踏上其徘徊于物、心之间的理论妥协之旅。原有的“经济定命论”思路，一再使人陷入物质与人力的互斥困局；俄国革命却以显著事实证明着革命意志突破物质局限的强大力量。自理论本身来看，唯物史观理性、物质化的推演逻辑，最终指向一个蕴含强烈情感刺激的两极对立社会,暗示着以冲突换革新的有为心态。
冯夏根、胡旭华以胡适等自由派学人群为中心，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视域中的苏俄革命与中国革命观。作者指出，自由派学人对苏俄革命的关注涉及苏俄革命的理论基础、革命后苏俄的社会状况、中俄关系等多个层面，但其重心则集中于苏俄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能否移用于中国、能否解决中国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核心问题。总体上看，自由主义学人对苏俄革命与中国革命诸多问题的认识呈现出复杂、歧异而多变的认知面相。此种现象，既与苏俄革命及其影响下的世界革命浪潮兴起的历史局势有关，也与自由主义者秉持的渐进改革、追求稳定秩序的核心理念密不可分。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学者讨论甚多。如吕惠东、丁俊萍关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谱系，指出，当时涌现出一批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史学家。他们创作了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初步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谱系,具体表现为：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并以此为指导,以回应和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为研究指向，探索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开辟和拓展了诸多史学研究的新领域,细化和剖析了中国历史研究的范畴和问题，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李红岩考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本土的学术根脉与源流，是对晚清新史学的超越与扬弃。它与中国革命史息息相关，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血脉相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紧密相连，以“中国社会性质”为话语之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术形态。它实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第一次让中国历史显示出其内在的规律性，前所未有地探讨、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极大地丰富、深化了历史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为中国史学引入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左玉河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创立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格。这种品格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性（求真性），以求真为目的，探寻历史的真相，强调实事求是和具体分析，体现了历史研究的科学属性；二是现实性（致用性），注重发挥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实用属性。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求真与致用、科学性与现实性，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双重品格。
四、 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距今已逾百年。百年来，没有任何其他思想文化运动或潮流像新文化运动这样意义常新，几乎从未离开世人尤其是知识界的视野，它所聚焦的中西新旧问题更成为百年来中国思想文化争论的母题。杨国强将新文化运动置于近代中西思想比较的脉络之中，认为比起漫无边际的民主和科学，新思潮的着力点和落脚处更在于个人主体和个人本位。由此，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与欧洲人本主义对接起来，另一方面也为近代中国思想史带来了一个不同于此前20年维新思潮的时代；这一过程中引入的人本主义成为一种新的眼光，继而发现了种种问题，使得作为一个概念的“社会”变得非常具体，并因之而进入了中国人的思想视野，于是有社会主义的讨论继起。汪荣祖将新文化运动重大而影响深远之遗产概括为三：提倡白话文、重创传统文化、激扬浪漫风潮，指出须对这些遗产仔细辨析、严肃批判，并表彰了信奉新人文主义的温和派学衡派的观念和主张的历史价值。与汪荣祖类似，高力克也反思了新文化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激进主义。他聚焦于《新青年》的反孔教运动，认为五四激进知识分子将现代与传统视为黑白二分、善恶对立的二元文化整体，并因其重时代性轻民族性的进步主义文化观，重变革而轻认同。沈卫威对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派”与东南大学的“学衡派”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同立场、表现和观点做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派的较量形成了实验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精神路径，激烈、改革与稳健、保守的两大“学统”及“学分南北”的局面，但两派在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高毅从另一角度反思了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性，认为其与法国启蒙运动的激进性密切相关；当时中国盛行的“法国崇拜”实质上是对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那种激进革命文化的崇拜，而这种革命文化的激进性又源自法国启蒙运动的激进性，其根本缘由是法兰西民族对于“平等”这一价值的强烈偏好。郑大华以“多元的文化观念”这一概念来定位新文化运动的独特之处，认为只有从新文化运动兴起开始，人们才真正在多元的文化观念下来认识中西或东西文化。同样，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批判虽然早已有之，但只有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才真正从多元文化的观念出发来进行批判。新文化运动不仅主张中国文化内部要“九流并美”，反对儒学独尊，也对西方文化内部的各家各派持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韩水法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缺乏关于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充分知识，而从直觉和经验出发，依照有关西方社会的简单知识，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基本负面的直至全盘否定的判断，使得他们试图用乌托邦主义的方案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这就回避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关键问题，即，新的认同的建立——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
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的巨大冲击对百年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无时稍息，其在当时和稍后更是引起震天回响。罗志田的系列文章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后五四时代中西文化的复杂缠绕。五四运动之后，梁漱溟曾因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暴得大名”。尽管梁漱溟对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观念是接受并靠拢的，多数既存论著却把他列为那时的“东方文化派”。其他不少被列为“东方文化派”代表的人，也大体赞同接受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西方文化。这意味着那时的“东方文化派”及其维护的“东方文化”，都已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异化。在五四后梁漱溟引起的争论中，很多参与讨论的人，并不在新文化人和所谓“东方文化派”两方之中，而其观念和态度，也很难拿新旧、东西(中西)这样二元对立的范畴来概括。可知在民初的中国，东西文化在多层面、多方位互动和竞争，并与思想界的新旧缠结在一起，相当错综复杂。思想界在名词口号上已经全国协调，却又连“托名”全国一致都不能达到。然而趋新和守旧，又可并存于一人之身。梁漱溟在后五四时代提出了一个众皆关注的问题，即在西方文化已成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日渐边缘的中国文化如何“翻身”。其方案是先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并有所修正，然后以批评的态度重新拿出中国文化。但困窘的是他发现那个想要翻身的文化已经失语，不能自我表述。同时，文化翻身的实践还面临着“中国文化”和实体“中国”之间的紧张。整体看，梁漱溟的思路更多是过渡时代里一种涵容世界与中国的天下论述，即不仅效忠自己的国家，还负有对世界的责任，在此进程中重构一个可以自我表述的文化主体。郑师渠将“知识界”放回到五卅运动到三一八运动这一国民大革命的序幕之中，分析了知识界在两场运动中所起到的独特的重要作用，并通过梳理知识界的内部分裂，呈现了历史场景由对外交涉向拷问内政的深刻转换以及原有党派系别不同政治诉求之间的鸿沟，从而揭示了中国近代知识界历史演化的一道重要分水岭。
五、 宗藩体系的拆解与边疆问题
随着西力东侵，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传统“宗藩体系”受到西方列强主导的近代“世界秩序”的猛烈挑战，并终于倾塌毁灭。
清朝历时150余年，建立起庞大的宗藩体系。朝鲜李氏王朝自崇德二年（1637）臣属清朝后，历年朝贡不绝，堪称宗藩体系的基石。然而，从“辛未洋扰”开始，美、法、日等国陆续侵朝。清朝为了维持宗藩关系，保全朝鲜免受侵扰，尽力抵抗列强尤其是日本的侵略，但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韩东育从宏观角度重新评价了同治十年（1871）清朝与日本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认为日本正是藉此条约开始拆解宗藩体系。条规的签署，不但让中方丧失了东亚的传统核心地位，还使清廷在日方的公法恶用下不得不弃琉保台、弃韩自保直至割台苟安。清政府藩属国的次第丧失每每被处理成彼此无涉的孤立个案等研究现状表明，中国学界对于条规本身的对等属性问题缺乏体系性反思。
甲午战前的“壬午兵变”是朝鲜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对朝战略。张礼恒认为，朝鲜方面是发动兵变的始作俑者，清政府只是充当了金允植、鱼允中计策的执行者。朝鲜在清政府干涉朝鲜内政、强化属国政策的历史拐点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自光绪十年（1884）清朝派兵平定朝鲜亲日派发动的“甲申政变”，至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起，朝鲜局势波诡云谲。光绪十一年（1885），中日签订《天津条约》，清军撤归本土。张礼恒指出清朝撤军的根本原因在于恪守宗藩体制。尤淑君以《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为个案，重新探究了清朝强化宗藩关系的努力。作者认为，清政府允许朝鲜开国，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与西方诸国通商事务，而朝鲜却想趁机变通旧制，谋求与西方诸国同样的平等地位。由于礼部暗中阻碍等原因，李鸿章的构想未能全部实现，只能单方面加重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监督朝鲜君臣的权力，但却让朝鲜更想脱离宗藩体制，寻求自主之路。《章程》并未真正强化中朝宗藩关系。徐忱对光绪十三年（1887）袁世凯为维护宗藩关系，驱逐怂恿朝鲜独立自主的前美国驻朝临时代办福久（G. C. Foulk）一事做了考察，肯定袁世凯竭力维持宗藩关系的努力。
甲午战争是对宗藩体系的最后一击。张志勇论述了赫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作用。赫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积极参与了清政府的备战，帮助清政府筹措战争借款，帮助购买军火，支持洋员参战，并为清政府提供了各种战况与情报。在中国连连失利的情况下，他又倡议英国调停。日本拒绝调停后，他一方面建议清政府继续抵抗，另一方面却更为积极地支持中日议和。甲午战争时期的“重庆”号事件有专论发表。戴东阳认为，清政府通过搜查英国轮船“重庆”号，破获了一起重大的日本间谍案。王东研究19世纪后期朝鲜电报线的建设，得出清朝力图阻止日、俄攫取朝鲜电报通信利权，维护自身在朝电报通讯优势，以应对朝鲜局势的结论。清朝虽然在甲午战争失败，但朝鲜人受历史传统影响，以及受清朝“怀柔远人”之惠，仍对中国抱有感情。孙科志、刘牧琳回顾晚清朝鲜人在上海的活动，指出很多朝鲜人为反抗日本暴政而侨居上海，使之成为反日复国运动的基地。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借口“保护”朝鲜侨民，挑起了“间岛问题”。李花子细考中日双方谈判的过程，在中方坚决斗争下，日本不仅承认“间岛”是清朝领土、杂居朝鲜人裁判权归中国，还撤出了非法的殖民机构，但中方也付出了一定代价，承认了日本对商埠内朝鲜人行使领裁权及对杂居地朝鲜人具有领事“立会”和“复审”权。
比较而言，以往对于晚清中法越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章扬定、倪腊松著文探讨了晚清时期中法围绕越南的交涉，认为，对于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侵越，清政府内部态度极为复杂。复杂的原因在于，三者关系既牵涉传统宗藩关系，又牵涉近代中国对列强关系的认识及主张。清政府的主张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西体制的冲突和传统体制本身的矛盾。
杨雄威探讨了20世纪初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并从舆论与外交的背景之下加以分析。作者认为，媚外这一概念所催生的清政府新形象一方面有其事实基础，另一方面又与事实存在出入。舆论界认为晚清政府以义和团运动为分水岭完成了从排外到媚外的急剧转变，但官员的转变在时间和心理上均非一蹴而就。从排外到媚外，某种意义上只是敌我权势天平急剧倾斜下官员的御夷之术在形式上的调适。由于民间与政府在外交问题上结构性的对立冲突，政府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不断被民间诟病，最终坐实了晚清政府的媚外形象。
对其他藩属国的研究包括以往关注不多的坎巨提和哲孟雄。位于帕米尔高原上的坎巨提（一作“乾竺特”）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加入宗藩体制后，至民国犹入贡不绝。李强、纪宗安认为，坎巨提之所以成为清代宗藩体系的最后遗存，是因为中、英、俄三角平衡关系。这种关系直到1937年英国无力在中亚抗衡苏联、关闭英属印度西北边界为止。哲孟雄（锡金）在清代作为西南藩属，臣属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构成“喜马拉雅山宗藩关系”中的重要一环。西藏与哲孟雄贵族间存在长达3个世纪的联姻传统。扎洛利用西藏档案馆藏藏文档案，考证了19世纪哲孟雄王与拉摩家族的联姻事件，以及驻藏大臣、噶厦政府在联姻中的作用。哲孟雄与西藏的边界有错杂不清之处。张永攀对西藏与哲孟雄早期界址、帕克里地方卡隘、哲孟雄与其他邻近地方边界作出了考辨，认为清代前中期对藏哲边界进行了严格的管理，但在晚清逐渐松弛。
近代的边疆问题越来越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台湾建省是清代边疆史上的大事。贾小叶探讨了台湾建省的过程，指出，由于清朝经费缺乏，自沈葆桢提出建省之议，到光绪十一年（1885）设台湾省，经历了十年的讨论与反复，暴露出督抚的因循与朝廷的无能。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海防思想与实践是学界关注的议题。李细珠论述了刘铭传台海防御观的三个层面，即台湾海防与东南海防、福建海防、台湾陆防的关系，认为他的台海防御观是在列强入侵刺激下，立足台海，关照东南海疆的积极防御观，但限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与清朝的国力，并没有完全实施，也未能达成保卫台湾的战略目标。
西北陆疆方面，光绪三十年（1904），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因英军侵藏，赴外蒙古避难。王婷婷、白·特木尔巴根考察了达赖喇嘛出走库伦（今乌兰巴托）的详细情况，以及他对外蒙古的影响。乌兰巴根梳理了库伦驻京文报局的设置时间、经费，以及由此引发的争执，揭示清末官制改革中的深层矛盾。芦婷婷称台站差徭繁重，是晚清蒙古三大弊政之一，蒙古各部因此日益贫弱。新疆建省后，改革地方行政制度。鲁靖康、魏亚儒梳理了清朝收复新疆后，塔尔巴哈台设厅的时间与具体建置。
潘志平梳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麦斯武德、艾沙和伊敏“三位先生”与国民政府的互动。他们背景不同，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破灭后，相继投靠国民政府，以赞同“三民主义”作为伪装，鼓吹“中国突厥斯坦”“高度自治”论，在南京和重庆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在反共和反苏问题上，南京国民政府与他们互相利用。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新疆解放，三人流亡海外，从事分裂活动。从治理边疆的现实关怀出发，马戎梳理了民国时期杨增新治下的新疆、马步芳治下的青海、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的史实。他认为，从民国时期军阀治理边疆的经验出发可以为我们提供“历史的智慧”，包括本地出生成长的官员在熟悉当地社会民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边疆主政官员的任期不宜太短、边疆主政者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必须得到当地族群的认同、努力吸收并合理调配当地族群精英人物加入本地行政团队、在选拔任用各族人才时，避免强调人才的“族群属性”。
对于海疆问题，学界日益关注。对近代中国南海九段线的形成，陈谦平从历史渊源出发，详细论述了自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复南海诸岛的历史过程，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置辩的主权。谭玉华探讨了1947年永兴岛事件引发的中法西沙群岛之争。在事件交涉过程中，法国千方百计引导中国承认西沙群岛存在主权争端；中国始终坚持法国无条件撤退珊瑚岛驻军，坚称拥有西沙群岛主权，不承认存在西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受永兴岛事件影响，中国强化了西沙群岛的主权表达。不过，由于中国未采取有效的军事反制措施，造成了法国对珊瑚岛的非法占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权益，影响了此后中法（越）在西沙群岛问题上的处理方式。
琉球问题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增加，在对国民政府对琉政策论证基础上，学界亦开始关注民间舆论。高月提出，战后中国的舆论通过历史书写，表达现实诉求，试图建立中琉历史关系与现实法理依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民族自决对当时中国舆论如何看待琉球归属产生了直接影响。虽然琉球问题受到官民各界的重视，但总体而言，官方政策与舆论态度之间并未形成互动。
六、 央地关系与制度史
清末以降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消长历来备受学界重视，近年来，对民国时期的央地关系讨论尤众，对此，前文（“红军长征”部分）已有所涉及。
闫存庭通过1924年6月杨增新派人斩杀马福兴父子这一让全疆震动、舆论哗然的事件探讨北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杨增新之所以能长期控制新疆，在于其能游走于中央与地方、回汉等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事发后，杨增新及其控制的省议会屡次陈说马福兴的种种罪状，回部全权总代表李谦和马家人则痛斥杨增新滥杀无辜，目无国法。北洋政府对于地处边陲的新疆无能为力，虽然屡屡表示不满，却对握有重兵的杨增新无可奈何。杜丽红以1928年6月到1929年10月间，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导下的工会以及工潮作为研究对象，重建了当时政治生态中的国民党中央与北平市党部之间、党军之间、党政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解释了国民党地方组织运作的诸多面相。她指出，发生在政权鼎革之际的这段工潮，隐含着国民党地方党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蜕变，从中可以窥见国民党是如何在北平实现以党治国方略的。马思宇透过财政与军政两个视角，探讨1928年到1930年间蒋介石与阎锡山在华北税收权力分配、编遣政策制定及执行以及编遣公债的发行与使用等问题上均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段金生再现了1935年蒋介石的云南之行以及蒋、龙二人的相互观感。对蒋的内、外政策，龙云都表示了相当的支持。1937年抗战爆发，龙云选择了积极支持抗日，也可说是“地方主义服从国家利益”，或可说“边疆地方势力参与‘国家行为’”，当然这也是地方获得“统治合法性”的手段。
与和平时期相比，战争催生了新的中央、地方关系，这也让政治情形变得更为复杂。中共抗日根据地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央地关系。文世芳通过对陕甘宁地区称谓演变复杂历史的考察，揭示了国共双方围绕根据地政权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并指出，虽然国共两党在谈判中分歧很大，难以妥协，但双方合作抗日的目标基本没有动摇，都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这是抗日战争最终得以胜利的一个关键原因。
抗战时期的中共并非执政党，但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同样存在层级关系。李金铮强调，要从多面“关系”的角度开展抗日根据地研究，并重点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与地方根据地的关系。他指出，抗战期间中共中央与地方根据地之间主要表现为集中和分散、领导和服从的关系，但地方根据地又有一定的自主性、独立性和灵活性，甚至地方创造有上升为中央决策的可能。与其他历史时期中国政权的形态比较，抗战时期共产党的“央地”关系带有明显的战时性和过渡性，但为其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的政治体制建设奠定了基础。解放战争开始后，延安整风以来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下中央与地方的密切关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出现了变化：因地方权力过大，产生了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分散主义和山头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中央权力变小，政令不畅，核心领导力被严重削弱。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开始推行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建立新型的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在以往学界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研究的基础上，王华玲以新发掘的史料为核心，具体分析了该制度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以及在确立新关系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举措的特点。
地方的军政关系也引起了学者关注。陈默以战时湖北为例，讨论地方的军、政关系，指出严重代理湖北省主席时尚能与第五战区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出身中央军嫡系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兼理湖北省政后，军、政双方迅速走向对立。围绕着鄂东的人事任免问题和鄂北的军粮征集问题，第五战区与湖北省政府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争斗。结果，尽管战时各地推行“军人治政”，但是并未促进地方的军、政关系融洽，反而因为军队“派系化”问题激发出严重的军、政对立。周圣亮指出，借助抗战的新形势，在“军政合一”的方针下，桂系李宗仁排斥打压国民党中央的CC派，将安徽省政收归治下。
杨天宏的《民初国会政制研究中几个关键问题》一文，尝试回答国会制度在中国失败的几个因素。其一，“中国代议制国会的创建与构成其否定因素的‘直接民主’为国人所认知同步”，生不逢时；其二，“《临时约法》赋予国会单方面制衡行政的诸多特权是否合宜”也成问题；其三，民初缺乏支持国会及责任内阁正常运行的政党。结果，在“统一”的名义下，国民党一党专政取代了国会制度。
民国司法制度近年来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李在全指出，辛亥之后，在国体变异、政局一新的情形下，特别是在许世英上任司法总长后，司法官的任用资格有了新的规定，导致大批旧式司法官离职，大量法政新人成为司法官，人事变动甚巨。在考察司法官群体变动的基础上，他认为，清朝到民国的“承续性非常明显”，不过“某些隐性的‘革命’悄然发生”。类似事务官的司法领域，“除了关注‘承续’与‘断裂’面相外，尚需留意‘专业’和‘层级’因素”。杨天宏《法政纠结：“罗文干案”的告诉与检审》一文认为，尽管“罗案”一直被学界视为是政治陷害，而史料却表明“告诉初始阶段虽不尽规范，但国务会议声请再议罗案经法院裁定及法界公断程序合法”，反而是维护“司法独立”的抗争，包括学潮和法潮，干预着独立司法。在中、外和法、政之间的罗案反映出“近代中国司法实践中程序违法干扰实体判断系一普遍存在的现象”。张淑娟利用北京市档案馆藏刑事诉讼档案，发现北京地方法院存在重故事轻证据的审判倾向，与最高法院以证据为中心的真相发现原则相对立。她认为外在原因是经费、人才、审结速度，而深层造因则是法官及其面对的社会大众的思维模式。。
张海荣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来反思司法独立问题。1919年12月，湖北督军王占元指派督军署军法课长程定远暂代省高审厅厅长，以武力胁迫原代理厅长交出厅印。这不仅是对司法独立原则的粗暴践踏，也是对中央权力的肆意挑衅。这随即引起了中央司法部维护司法独立的反击，双方围绕司法行政权展开激烈争论。总统徐世昌缓和调停，意在维护中央与地方的和谐，司法部也希望能协调湖北军政当局的关系。不过“随着军阀势力的不断膨胀，身处武人政治与外国强权夹缝中的司法独立，也只能如浮油一般漂浮在中国社会的表层，且境遇每况愈下”。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财政金融问题也是一个研究热点。刘增合从财政监理制度的角度研究了清末的中央财政问题，认为虽然清末在财政监理上做出了一些努力，但为其制度本身的缺陷所限制，不可能挽救清廷财政颓势，其中的鉴戒意义不应忽视。舒满君、曹树基从一例个案中分析了太平天国后在安徽一地实行的抵征给歙县田赋征收方式带来的新变化，厘清了亩董、绅局的设置与歙县固有的税书、宗族、保甲的互动关系，展示了清末歙县乡村田赋征收机制的演变过程。李光伟考察了清末赋税征信制度，指出清末中央和地方先后主张推行以征信册为载体的信息公开，但缺乏试点和配套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以失败告终。海关和洋税的研究在本年受到学者关注。围绕四年前发表于《近代史研究》的《晚清海关洋税的分成制度探析》一文，学者展开了商榷和讨论，王瑞成认为该文撇开海关制度系统讨论洋税分成的重要作用存在问题的错置，而认为洋税分成对解决中央地方信息不对称和激励机制不兼容的作用也存在误读；该文作者陈勇回应称，王文的批评多不能坐实，认为其材料误读一说不能成立，而其文中的关税分成制与预算体制下的分税制并非同一概念，所谓问题错置一说也不能成立，对分成制不能作简单否定。任智勇以江海关的洋税为中心考察了江南制造局的早期经费来源及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认为江海关拨付的二成洋税成为江南制造局的主要经费来源。此外，虽然江南制造局经费充裕，但制造能力并不高，同时江南制造局内部账目管理混乱，二成洋税的数额在江海关奏销折、制造局奏销折和制造局内部账册三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王梅对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划分国地税的改革进行了考察，指出国地税改革受制于省制纠缠、立法与行政机关的对立以及持续的财政危机，最终迫使北京政府放弃了两税体制。雷家琼梳理了遗产税在中国的实施过程，认为虽然以美国专家为首的财政部设计委员会认定遗产税不适合中国，但地方实力派和教育界等各方在出于解决各自经费的需求下一再呼吁开征遗产税，最终促成了全面抗战爆发后遗产税迅速走完立法程序并付诸实施。抗战时期的公粮征收问题近年来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邓广考察了抗战结束后初期胶东解放区公粮征收的加征与发还的过程及其机制。
杨涛研究了民初北京政府整顿各省官银钱号的问题，认为北京政府在将官银钱号改组为省银行的行动反映了其统一币制与财政、推进金融近代化的决心，但由于洪宪帝制造成的政局动荡和中央与地方矛盾，对各省官银号的整顿始兴终败。马建华则从汇兑层级体系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圈，从宏观层面上看，近代中国的区域金融圈表现明显，长距离汇兑关系还比较少，全国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和传递性还是以区域为中心的。潘国旗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龚关考察了国民政府时期以设立合作金库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演变轨迹。同时，国民政府金融政策和币制改革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严立贤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同南京国民政府在金融政策上的冲突，指出南京国民政府趁机采取一系列措施侵蚀和控制了江浙金融资本，确立了国民党官僚垄断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使中国走上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贾钦涵研究了1935年法币改革决策过程中的纸币兑现问题，认为国民政府决策层对于纸币兑现问题有分歧，蒋介石本人为防止通货膨胀，希望实现法币在某种意义上的可兑现性。法币兑现问题的争论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全球币制大变革的背景下选择自身经济发展道路时所面临的复杂性。周祖文讨论了抗战时期平津存银问题，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平津，意图染指国民政府在平津英法租界的数千万存银，在这场角力中，中国虽然在存银上有所损失，但在战略上中方以防止英日同盟为目标，并在欧战爆发后逐步使中英日三国关系开始步入中方或者确切地说是蒋介石所设想的轨道。类似的，张秀莉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1948年金圆券改革决策的内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