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蕾
刘长卿两《唐书》无传，仅诗集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刘长卿诗都广受推崇，赢得很高的评价，而且随着时代推移，其诗歌的典范性和诗歌史地位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刘长卿青年时代即有大名，在京应试时被举子推为“棚头”即举人领袖，最被看好的有希望夺魁的才人。及其登籍入仕，蹭蹬多厄，两遭系狱贬谪，当世论者褒贬不一。为长卿抱不平、褒扬其人品的，有独孤及《送长洲刘少府贬南巴使牒留洪州序》：“曩子之尉于是邦也，傲其迹而峻其政，能使纲不紊，吏不欺。夫迹傲则合不苟，政峻则物忤，故绩未书也。而谤及之，臧仓之徒得骋其媒孽，子于是竟谪为南巴尉。而吾子直为己任，愠不见色，于其胸臆，未尝趸芥。会同谴有叩阍者，天子命宪府杂鞫，且廷辨其滥，故有后命，俾除馆豫章，俟条奏也。”
[1]
而对长卿人品有微词的，则是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度迁谪，皆自取焉。”
[2]
这里说他“刚而犯上”，虽未说明具体事由，但“皆自取焉”，毕竟含有咎由自取的遗憾之意。范摅《云溪友议》载：“刘长卿郎中，皆谓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刘君曰:‘李嘉祐、郎士元，焉得与予齐称也！’每题诗，不言其姓，但长卿而已，以海内合知之乎。士林或之讥也。”
[3]
可见在时人眼中，刘长卿为人是颇为倨傲的。
唐、五代时期对刘长卿诗的评价，以“五言长城”之说最有影响。这个说法出自权德舆《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集序》：“（秦系）悉索笈中，得数十编，皆文场之重名强敌，且见校以故敌、故随州刘君长卿赠答之卷，惜其长往，谓余宜叙。嚱夫！彼汉东守，尝自以为五言长城，而公绪用偏伍奇师，攻坚击众，虽老益壮，未尝顿锋。词或约而旨深，类乍近而致远，若珩珮之清越相激，类组绣之玄黄相发，奇采逸响，争为前驱。至於室家离合之义，朋友切磋之道，咏言其伤，折之以正，凡若干首，各见于词云。”
[4]
“五言长城”本是刘长卿看重自己五言诗的自诩，权德舆引述以衬托秦系避其锋芒、以七言角胜的巧智，但后世常误作权德舆褒赞刘长卿之说。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价刘长卿诗，仅肯定“甚能炼饰”，同时又认为缺乏新奇之趣，而且每每语意雷同，尤多见于落句，他断言是“思锐才窄”的缘故，即有思致而才力不足。他摘出的几联诗句，也付之褒贬参半的评案，看得出他对刘长卿诗歌的评价是有所保留的：“如‘草色无征路，松声傍逐臣’，又‘细雨湿衣看不见，残花满地落无声’，裁长补短。盖丝之微颣欤。其‘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可谓伤而不怨，亦足以发挥风雅矣。”
[5]
但是这种评价并未被诗坛认可，到二三十年后的元和时期，皇甫湜《答李生第二书》批评当时“争为虚张，以相高自谩”
[6]
的习气，曾说“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笔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
[7]
可见在当时文人的心目中，刘长卿诗已是高品格的标准。
到了宋、元时期，刘长卿诗声价逐渐抬高，对刘长卿诗的评价进一步深入到了诗歌体制层面，并将他与其他诗人作横向比较，地位居钱起、郎士元之上。张戒《岁寒堂诗话》云：“韦苏州律诗似古，刘随州古诗似律，大抵下李、杜、韩退之一等，便不能兼。随州诗，韵度不能如韦苏州之高简，意味不能如王摩诘、孟浩然之胜绝，然其笔力豪赡，气格老成，则皆过之。与杜子美并时，其得意处，子美之匹亚也。‘长城’之目，盖不徒然。”
[8]
不过也有人对刘长卿诗之欠骨力略有微词，如方回说：“刘长卿号‘五言长城’，细味其诗，思致幽缓，不及贾岛之深峭，又不似张籍之明白。盖颇欠骨力而有委曲之意耳。”
[9]
对刘长卿的贬谪遭遇也不同于唐人的态度，而给予一定的同情。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这样评价：“长卿清才冠世，颇凌浮俗,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逢迁斥，人悉冤之。”
[10]
当代研究表明，辛书所取素材大体今日都能看到，所谓“颇凌浮俗”、“多忤权门”应属他自己的发挥，但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皆自取焉”易为“人悉冤之”，明显表达了对刘长卿不幸遭遇的同情态度。
明、清以来，对刘长卿诗的评论愈益深入，尤其是基于辩体意识，从多方面肯定了刘长卿诗的典范性。明李东阳《麓堂诗话》指出：“《刘长卿集》悽婉清切，尽羁人怨士之思，盖其情性固然，非但以迁谪故，譬之琴有商调，自成一格。”
[11]
肯定了刘诗凄婉清切的韵调，能写尽羁人怨士之思，在贬谪诗这一类型中自成一格。王世贞《艺苑卮言》从格调立论，比较刘长卿与钱起的七律：“钱刘并称故耳，钱似不及刘。钱意扬，刘意沉；钱调轻，刘调重。如‘轻寒不入宫中树，佳气常浮仗外峰’，是钱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过巧，下句宽而不称。刘结语‘匹马翩翩春草绿，邵陵西去猎平原’，何等风调；‘家散万金酬士死，身留一剑答君恩’，自是壮语。”
[12]
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又从唐诗前后期诗风变迁的角度论述了刘长卿诗的双重品格：“中、晚之异于初、盛，以其俊耳，刘文房犹从朴入。然盛唐俊处皆朴，中、晚人朴处皆俊。文房气有极厚者，语有极真者。真到极快透处，便不免妨其厚。”
[13]
明末许学夷《诗源辩体》对刘长卿五古、五七言律、五七言绝句都有所评议，评其古诗则与钱起合论，对比分析了两家五七言古诗的格调：“钱、刘五言古，平韵者多忌上尾，仄韵者多忌鹤膝。刘句多偶丽，故平韵亦间杂律体，然才实胜钱。七言古，刘似冲淡而格实卑，调又不纯。钱格若稍胜，而才不及，故短篇多郁而不畅，盖欲铺叙而不能耳。”
[14]
这样的讨论相比前代笼统的批评来显得更为深入和细致。关于刘长卿诗歌的艺术渊源，明初朱奠培《松石轩诗评》曾说：“刘文房之作，如湘川日夕，风烟渺然，碧草寒波，极望天际，可以浩歌而长太息矣。辞微而婉，声浑以厚，其哀不伤，其怨不乱，其屈平、宋玉之流欤？”
[15]
周履靖《骚坛秘语》则认为刘长卿：“最得骚人之兴，专主情景。”
[16]
朱、周二说独到地指出长卿诗对屈、宋及其艺术手法之承继，联系刘长卿的创作与湖湘地域的密切关系来看，不能不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总体看来，明代诗论家对刘长卿诗的批评，视角和层次更加丰富多元，涉及体制、韵律、格调、语意及艺术渊源、诗史定位等多方面的问题，显示出明代诗学辨体意识日益精细的趋向。
继明代辩体式的讨论之后，清代诗论家继续围绕着刘长卿“五言长城”的内涵，揭示其五、七言及古、近体诗的特征及与盛唐诗的渊源。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首先指出：“刘有古调，有新声。盛唐人无不高凝整浑，随州短律，始收敛气力，归于自然，首尾一气，宛若面语。其后遂流为张籍一派，益事流走，景不越于目前，情不踰于人我，无复高足阔步，包括宇宙，综揽人物之意。”
[17]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则指出：“中唐诗近收敛，选言取胜，元气不完，体格卑而声调亦降矣。刘文房工于铸意，巧不伤雅，犹有前辈体段。”
[18]
乔亿《大历诗略》更具体到近体：“文房固五言长城，七律亦最高，不矜才不使气，右丞、东川以下，无此韵调也。”
[19]
因晚清六朝诗风的再兴，诗论家也将刘长卿的诗歌渊源与六朝联系起来。丁仪《诗学渊源》云：“长卿诗务质实，尚情性，尤善使事，格高气劲，自然沉着。古诗句法，犹袭齐梁，而无秾纤之敝。”
[20]
指出刘长卿的古诗句法有因袭齐梁之处，但不随纤秾之习。宋育仁《三唐诗品》论及刘长卿诗，则认为“其源出于柳浑、薛道衡。驰思波润，流音玉亮，尤工五律，当时号为五字长城。‘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以雅淡宣情。‘叠浪浮元气，中流没太阳’，以雄浑取概。暮帆夏日，寒雨巴卭，‘楚国苍山’，‘幽州白日’，‘空江人语’，动石濑之吟。川日寒蝉，讬江湖之想。斯皆振采苍凝，体物弥工者也。《石梁湖》、《洞庭》、《京口》诸作，方之小谢，异曲同工矣”
[21]
。在他看来，刘长卿诗源于柳浑、薛道衡，有融合南北诗风的倾向，而体物之工则与谢朓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刘长卿诗史地位的确定上，清代批评更细致地讨论了他应归属盛唐抑或中唐的问题并论及他的诗歌史意义。贺贻孙《诗筏》认为：“刘长卿诗，能以苍秀接盛唐之绪，亦未免以新隽开中晚之风。其命意造句，似欲揽少陵、摩诘二家之长而兼有之，而各有不相及不相似处。其不相似不相及，乃所以独成其为文房也。”
[22]
陆次云《唐诗善鸣集》又指出：“文房在盛、晚转关之时，最得中和之气。”
[23]
将刘长卿置于盛唐、中唐之交的过渡位置，成为清代给予刘长卿诗史定位的代表性观点。关于刘长卿诗的典范性，由王渔洋指示后学也可以看出：“七律宜读王右丞、李东川。尤宜熟玩刘文房诸作。”
[24]
相对于“五言长城”来说，刘长卿的七律显然更具有典范性。但一脉传承渔洋诗学的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也指出了刘长卿七律的负面影响：“随州七律，渐入坦迤矣。坦迤则一往易尽，此所以启中、晚之滥觞也。”
[25]
桐城派诗学与王渔洋诗学有深厚的渊源，所以姚鼐弟子方东树对刘长卿的推崇，大体演绎王渔洋之说。《昭昧詹言》卷十八论刘长卿，首言：“七律宗派，李东川色相华美，所以李辅辋川为一派，而文房又所以辅东川者也。大历十子以文房为最。”又云：“文房诗多兴在象外，专以此求之，则成句皆有余味不尽之妙矣。较宋人入议论、涉理趣、以文以语录为诗者，有灵蠢仙凡之别。”
[26]
这无疑是针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宋诗风而下的针砭，以宋诗为参照系，从虚处凸显出刘长卿诗兴在象外、优游不尽的美学风貌。但同时的诗论家并非都持这种立场，刘熙载《艺概·诗概》以晚唐诗为参照系，就从实处归纳出不同的特点：“刘文房诗，以研炼字句见长，而清赡闲雅，‘蹈乎大方’。其篇章亦‘尽有法度’，所以能断截晚唐家数。”
[27]
两说相辅相成，都说明了刘长卿诗的一些艺术特征，给后来的研究者不少启发。
尽管千余年来，评论家都将刘长卿视为大历时代诗坛的代表性作家，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但迄止清代，他的生平事迹和诗歌创作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诗集也无人整理、注释。直到20世纪，刘长卿及其诗歌才进入现代学术研究的视野，经赵万里、卞孝萱、傅璇琮、郁贤皓、储仲君、刘乾、张君宝、房日晰、陈顺智、杨世明等诸多学者的努力，其诗作的整理、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分别体现在诗集版本梳理、生平及作品考证、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分析、接受与传播研究几个方面，共同构成20世纪以降刘长卿研究的学术史，从一个局部反映出当代唐诗研究的艰难历程和辉煌成果。
有关刘长卿集版本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的书志目录，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刘长卿集》十卷。”而后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著录十卷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另著录有十一卷本， 《宋史·艺文志》还著录二十卷本，但降至明、清时代，除《红雨楼书目》著录诗集十二卷外，公私目录的著录都是诗十卷、文或杂著一卷。进入20世纪，1928年赵万里《刘随州集》一文，介绍明钞本《刘随州文集》的版本面貌，并据明正德覆宋本校勘
[28]
，开了刘长卿集版本研究的先声。此后对刘长卿集版本加以全面梳理的是万曼，他在《唐集叙录》中评述了刘长卿集版本的流传情况
[29]
，得出宋代流传的刘长卿集有十卷本、十一卷本两种版本，而明代刊本似乎都源于十一卷本的论断。70年代日本学者高桥良行发表《刘长卿集传本考》《日本现存刘长卿集解题——日本唐诗享受史的一个侧面》二文
[30]
，前文详细考察了唐、宋、明、清各代刘长卿集的传本情况，认为刘长卿的部分诗歌可能在唐代已被编集，宋代有数种刊本流传，后世所传刘长卿集的祖本是南宋高宗时期的书棚本，明、清两代各种刊刻本都出于这个本子。明代流行的刘长卿集是由杨一清、韩明、李纪等地方官刊刻的郡斋本，而对刘随州集作出具体批评的文献始于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解题。后文则通过作者经眼的日本现存八种明、清刊本刘长卿集，勾勒出刘长卿诗集在日本的传播情况，从一个侧面为考察唐诗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参考。此后的研究者在万曼和高桥良行的考证成果上，继续考索刘集版本源流，分析愈加细致。如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附《版本考》
[31]
（1991），对《刘随州集》宋代、明代、清代以及近代版本流衍作了细致考论，认为南宋书棚本为后来诸种刊刻本之祖。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1999）前言
[32]
中梳理了刘长卿集版本，提出刘长卿集版本大致可以分为宋蜀刻本《刘文房集》十卷、明铜活字印本《刘随州集》十卷、明弘治十一年戊午刻本《刘随州文集》十一卷及外集一卷三个系统。段承校《明抄本考略》
[33]
（1999）通过比勘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刘随州诗集》，对其渊源提出了异于前人的结论。文中列举明抄本与李君纪本校语异处，认为明抄本直接抄自南宋书棚本，而非源于明代李君纪刻本，肯定了该抄本的校勘价值。陈顺智《刘长卿集版本考述》
[34]
（2001）结合万曼、高桥良行、储仲君诸人的成果，综合考述了唐代以来的刘长卿集版本情况，其结论基本与前人所得相一致而有所发明。任晓辉《刘长卿集版本源流试说》
[35]
（2005）一文在前人的基础上清理了历代刘集版本，说明诸种版本的依据、特征及与他本的关系，承认从清代以后的刻本、钞本、影印本、排印本一般都归入南宋书棚本的系统，并认为最接近刘集原貌的方式可能是以弘治临洮李君纪刻本为底本，再以北宋十卷残本作参校本。总体来看，现有研究成果对刘长卿集的版本源流已有较为清晰的梳理与认识，对现存刘集版本的看法大体接近，都认同刘集版本主要分为十卷本与十一卷本的两个版本系统，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近年来，台湾学者阮廷瑜《刘随州诗集校注》中有《刘长卿集传本述要》
[36]
（2012）一文，评介了台湾公藏图书刘随州集版本、大陆图书目录所载刘集刻本，对明、清两代的刘长卿集版本流衍作出考述。
有关刘长卿生平事迹的研究，近六十年间取得较大突破。台湾有陈晓蔷《刘长卿生平事迹初考》（1964）
[37]
，大陆有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
[38]
（1980）、郁贤皓《刘长卿别李白事迹小辨》
[39]
（1980）、刘乾《刘长卿三题》
[40]
（1982）、卞孝萱、乔长阜《刘长卿诗初探》
[41]
（1982）、张君宝《刘长卿生平辨证》
[42]
（1984）、刘乾《独孤及的写作年代》
[43]
（1984）、杨世明《刘长卿行年考述》
[44]
（1990）、蒋寅《刘长卿生平再考证》
[45]
（1995）、郜林涛《刘长卿被贬南巴事迹考证》
[46]
（2002）、胡可先《刘长卿事迹新证》
[47]
（2008）、何剑平《刘长卿与佛教相关事迹考》
[48]
（2009）、陈尚君《诗人刘长卿的两次迁谪》
[49]
（2021）等研究成果。此外，关于刘长卿年谱的研究成果有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附《刘长卿简表》
[50]
（1996）、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附《刘长卿年谱》
[51]
（1999）、台湾学者阮廷瑜《刘长卿年谱》
[52]
（2010）。
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刘长卿生卒年、贬谪、仕宦经历、交游情况等问题展开。
（一）生卒年
刘长卿生卒年史无可征，学者们考论多歧，一直存在多种说法。闻一多《唐诗大系》推定刘长卿生于中宗景龙三年（709），陈晓蔷《刘长卿生平事迹初考》（中）认为刘长卿约生于睿宗景云初（710前后），卒于德宗贞元初年之后（787以后）。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推测刘长卿生于睿宗景云元年（710）前后或者是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左右，而后张君宝《刘长卿生平辨证》、杨世明《刘长卿行年考述》、储仲君《刘长卿简表》、蒋寅《刘长卿生平再考证》等研究成果在闻一多、傅璇琮等学者的看法之上作进一步发明。张君宝《刘长卿生平辨证》考定刘长卿的生年是中宗神龙二年（706），在德宗贞元七年（791）以前逝世；杨世明《刘长卿行年考述》综合诸家说法并依年系述长卿生平，定其生年在玄宗开元六年（718）前后，其卒年下限是德宗贞元六年（790），《刘长卿集编年校注》附《刘长卿年谱》同；储仲君则推算其生于开元十四年（726）前后，卒于贞元六年（790）；蒋寅《刘长卿生平再考证》认同储仲君谓刘长卿生年为开元十四年（726）的说法，但提出其卒年下限为贞元五年（789）。
（二）贬谪、仕宦经历
1964年，台湾学者陈晓蔷《刘长卿生平事迹初考》（上、中、下）首先质疑历来刘长卿贬谪事迹的记载，总体考索了刘长卿的生平行事，提出刘长卿曾三次获罪，后两次曾遭贬谪，第一次在天宝末年系狱，第二、三次迁谪岭外，贬谪去处皆在南巴以及出发地皆为鄱阳余干。该文考出刘长卿第一次贬谪，系遭吴仲孺诬奏，于上元末年至宝应初年获罪，而被贬至南巴。第二次贬谪是在大历十二年（777）春，刘长卿再次被贬南巴，量移睦州，为睦州司马。陈文以为历来所谓刘长卿“终随州刺史”，未必是指刘长卿卒于随州，而是另有缘由。20世纪80年代，傅璇琮发表《刘长卿事迹考辨》一文，对刘长卿生平研究有正本清源之功，驳正《新唐书·艺文志》对刘长卿两次贬谪事迹混为一谈的误载，考出刘长卿两度遭贬的时间和地点：第一次是肃宗至德三年（758）春天，从苏州长洲尉贬为潘州南巴尉；第二次是代宗大历八年至十二年（773—777）秋冬之际，为吴仲孺所诬奏而自淮西鄂岳转运留后贬为睦州司马。其次，傅璇琮以《刘长卿集》、新旧《唐书》的《李惠登传》为主要线索，考证出刘长卿并非《新唐书·艺文志》所谓“终随州刺史”，判断刘长卿卒年在德宗贞元二年（786）至七年（791）之间，同时还讨论了刘长卿登进士第的时间。这篇论文是刘长卿事迹研究实际的开拓之作，虽考证未臻精细，但立论严谨，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郁贤皓、刘乾、卞孝萱、乔长阜、张君宝、杨世明、蒋寅等学者都在傅文的考证成果上各有发明，然意见分歧很大。郁贤皓《刘长卿别李白事迹小辨》考证长卿贬南巴是在罢摄官被放归以后，在上元元年（760）春天从余干赴往南巴。刘乾《刘长卿三题》考证刘长卿于代宗广德元、二年（763—764）间回到长安并任监察御史，认为刘长卿是在淮南为转运判官，并于大历六年（771）秋天离开淮南移使鄂岳。在建元四年(783)失随州以后，刘长卿成为淮南节度使杜亚的幕僚。张君宝《刘长卿生平辨证》则考定长卿被贬睦州在大历十年（775）至十一年（776）秋之间。卞孝萱、乔长阜《刘长卿诗初探》一文指出长卿玄宗朝游学科考、肃代两朝两遭贬谪、德宗朝官至郡守的三个创作阶段的成就与特征，继傅文考述刘长卿生平大节之后，更完整地勾勒刘长卿人生经历与诗风演变的总体线索。蒋寅《大历诗人研究》
[53]
中《刘长卿生平再考证》一文探讨了长卿生平重大事件的具体过程与年代问题，认为刘长卿大致在天宝十一年（752）登第，至德二年冬（757）入狱，并在乾元二年（759）春天之后不久被贬潘州南巴尉，大历十年（775）春已离开鄂州，赴睦州贬所。郜林涛《刘长卿被贬南巴事迹考证》考证了刘长卿先摄海盐令、后被诬下狱的行迹，认为他自南巴北返是在肃宗上元二年（761），且有寓居余干的经历。胡可先《刘长卿事迹新证》运用新出土墓志文献，以证明刘长卿曾任陈留浚仪县尉，考出刘长卿及进士第是在天宝七年（748）或天宝八年（749），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有关刘长卿至德中为监察御史的说法有其合理性。关于刘长卿为鄂岳转运判官时间，胡文依据新出土的《郑洵墓志》，修正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大历五六年间（770—771）”说、储仲君《刘长卿简表》“大历五年（770）”说、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大历八年（773）”说，考订刘长卿为鄂岳转运判官时间是在大历三年（768）或稍前。何剑平《刘长卿与佛教相关事迹考》考证出刘长卿在开元末、天宝初年居长安及洛阳时已接触佛教，稽考了刘长卿与北禅宗、天台宗等宗系僧侣的交游过程，由刘长卿任官时与佛教的接触补充他的行迹线索。陈尚君《诗人刘长卿的两次迁谪》则以文史结合的方法勾勒出长卿两次贬谪的具体过程。
（三）与其他诗人交往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考察了刘长卿与耿湋、秦系、严维、包佶、李揆、皇甫曾等人的交往。郁贤皓《刘长卿别李白事迹小辨》一文考辨刘长卿别李白事迹，认为刘长卿“谁怜此别悲欢异”句是指肃宗上元元年（760）春天刘长卿与李白在豫章、余干一带的相会，刘长卿在此写下《将赴南巴至余干别李十二》。对此，乔长阜发表《李白遇刘长卿说献疑》一文
[54]
，对郁文的结论提出质疑，他的考证结果是“刘长卿《将赴南巴至余干别李十二》诗的‘李十二’，不过是行第偶然与李白相同而己，其实并不是李白。李白与‘将赴南巴’的刘长卿相遇于余干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刘乾《独孤及的写作年代》一文对傅文认为独孤及《刘少府序》作于肃宗至德三年（758）即乾元元年春天的观点提出异议，刘乾推断这篇序是写于肃宗上元二年（761）春。邹志方《刘长卿与越中交游》
[55]
（1990）考述了刘长卿在越中与诗人秦系、严维、朱放、诗僧灵一和灵澈等人的交游。金秀枝《刘长卿与李氏家族交游考》
[56]
（2019）据长卿诗探讨了刘长卿与李揆、李希言、李嘉祐、李纾、李幼卿几位李氏族人的交往及其对刘长卿人生经历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刘长卿生平考证研究相对沉寂。8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学术研究回复正常，唐诗研究日渐兴盛，唐代诗人生平考证也成为学界关注的课题，刘长卿生平事迹研究随之进入突飞猛进的阶段。刘长卿生平的重大事件及一些细节问题，随着考证的逐步深入越来越清晰，生平经历基本勾勒出来。但由于刘长卿履历缺乏翔实可靠的记载，研究者只能从他的诗文与史籍相互发明中得出判断，甚至据他的交游、唱和之作来推断行迹，因此学者们的考证结论难免有分歧。近十年来，长卿生平研究较少推进，除了陈尚君《诗人刘长卿的两次迁谪》一文外，尚未见其他专门的研究文章。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刘长卿生平还有不少有待于进一步考实的问题，或许只能期待于新的出土文献提供更多可考的记载，否则很难获得更为坚实有说服力的的结论。
《刘长卿集》自宋代刊刻以来，诗作多有歧异或与重见，《全唐诗》收入的刘长卿诗多与他人重出。因此对刘诗的甄别、考辨成为刘长卿研究的一个学术热点。佟培基在1993年发表《刘长卿诗重出甄辨》一文
[57]
，后收入《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对刘长卿诗中重出互见的50首作了辨析，推定其中20首非刘作，5首存疑，考论严谨。此后柏俊才《刘长卿重出诗歌考》
[58]
（1999）、陈顺智《刘长卿重出诗考》
[59]
（2001），在佟培基的考证基础上续有发现和补充。有关刘长卿诗作系年的考辨，则有储仲君《刘长卿诗歌名篇系年质疑—兼及诗人生平的若干问题》
[60]
（1988）、刘乾《刘长卿诗续考》
[61]
（1991）、《刘长卿诗再续考》
[62]
（2002）、陈顺智《刘长卿诗歌透视》附录《刘长卿诗歌系年考辨》
[63]
（1994）、肖献军《刘长卿湖湘诗重系年》
[64]
（2011），使刘长卿诗中重出互见作品的归属权及编年问题获得日益清晰的判断。与此前后整理刘长卿诗集的编年、校笺本，有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两种，储本以明弘治十一年李君纪刊本为底本，将刘长卿诗分为编年诗、未编年两个部分，收诗509首。附有诸家序跋、刘长卿简表、《刘随州集》版本考、评论、杂记，是首部刘长卿诗歌编年著作。《版本考》对刘长卿版本源流考证详实，厘清北宋以来长卿集的承传概况。杨本内容包括校注、评说、序跋题记、生平传记、年谱，同样也以李君纪刊本为底本，收诗506首，为420首编年，按诗、词、赋、文排序。储、杨二书作为20世纪刘长卿诗歌研究的总结性成果，为人们对刘长卿诗歌的考辨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储书问世在先，且作者于中唐诗研究有较深的学术积累，相较之下文献整理和研究的贡献也更突出。
关于刘长卿诗思想内容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较早对刘长卿诗歌思想作专门性研究的是房日晰《刘长卿诗的思想评价》
[65]
（1983）一文，作者结合诗人生平经历解读其诗作关心安史乱中的国家命运与人民疾苦、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肯定了刘长卿诗反映盛唐转向中唐的社会现实及其历史意义。储仲君《秋风、夕阳的诗人——刘长卿》
[66]
（1992）从刘长卿诗中秋风、夕阳等常见吟咏对象出发，联系诗人的个性、追求与经历深入探究其诗歌意旨。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1999）的《前言》
[67]
对刘长卿思想作了简要评述，尤其注意当时盛行的佛、道思想对刘长卿及其诗歌的影响。
关于刘长卿诗歌题材、主题研究，研究者多关注于山水诗、贬谪诗。山水诗研究有王志清《刘长卿山水诗的盛唐面目》
[68]
（2006）一文，着眼于刘长卿山水诗与盛唐山水诗的关系，以定位其诗歌史位置。朱丹阳《刘长卿山水诗歌中的情感与内涵分析》
[69]
（2009）分析了刘长卿山水诗中失去家园的孤独者形象及情感内涵，揭示其山水诗之于诗歌史的特殊意义。石慧、王丹《刘长卿山水诗的三大情怀探析》
[70]
（2013）结合刘长卿科考、贬谪、涉佛等人生经历，解读其山水诗所具有的“孤独意识”、“隐逸情结”及“宗教情怀”。刘长卿曾有两次贬谪经历，其贬谪诗也为学者所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有：赵银芳《入狱贬谪与刘长卿诗歌研究》
[71]
（2007）一文首先考述了刘长卿入狱及两遭贬谪的始末、原因，而后从贬谪文学角度并结合刘长卿贬谪经历，将他的诗歌分为首次贬谪前、首次遭贬时、被贬归来至再次被贬前、第二次贬谪时以及贬谪结束后五个时期。赵文是较早地结合刘长卿贬谪经历对其诗歌作综合性探讨的研究成果。杨道州《浅析刘长卿贬谪时期的诗歌创作》
[72]
（2010）剖析了刘长卿首次被贬、再次被贬以及晚年时期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李昇《孤怜的诗歌与诗歌的孤怜—论刘长卿贬谪诗的创作》
[73]
（2016）一文认为“孤”与“怜”是刘长卿贬谪诗的情感特征，表现在主题取向、时空观念及意向类型三个方面。与高仲武等人的意见有所不同，李文提出刘长卿诗创新之处在于通过描写生活事件来抒发内心感受，在体物方面比盛唐诗人更为深刻与细致，这点继承了建安文学重内心感受和感事抒情的艺术手法。徐永东《刘长卿湖湘诗略论》
[74]
（2018）一文探讨了湖湘地域文化与刘长卿贬谪诗的交互关系，分析诗人湖湘诗中山水寄托、历史感喟等内涵及其“体物情深，工于铸意”的艺术呈现。可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于刘长卿诗歌题材及主题的考察逐步走向精耕细作的阶段。
另外，从文化学视角解读刘长卿及其诗歌的思想内容，学界也有不少成果。有学者结合宗教情怀来探讨长卿诗的思想内容，如郜林涛《佛教与刘长卿的思想和创作》
[75]
（2001）一文探讨佛教思想对刘长卿及其诗歌的影响，认为刘长卿虽未深涉佛理，但随着饱经仕途坎坷，他对佛教思想的接受也愈加深入，在创作上体现为浸染佛性的诗句及“空明闲淡”与“寂静深幽”的诗风。潘殊闲《刘长卿及其诗歌的宗教情怀》
[76]
（2004） 剖析刘长卿融合释、道两家的宗教思想及宗教活动，认为宗教情怀使他的诗歌在艺术上体现为澹泊空灵、清幽闲雅的风格。胡小勇《佛教思想和刘长卿的诗歌创作》
[77]
（2009）结合当世佛教思想，探讨刘长卿亲近佛教的时代和个人因缘、行为和思想上接受佛禅的表现及其诗歌中的佛禅美学意象。也有从贬谪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刘长卿诗歌的研究，姚雪红《刘长卿诗风与贬谪文化心态探究》
[78]
（2018）从贬谪文化的视角探究长卿诗歌的类型、意象与风格，进而以独特的贬谪文化心态观照贬谪士人的生命历程。还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刘长卿的创作心理及其诗歌呈现的心灵状态，熊七芳《刘长卿诗歌心态研究》
[79]
（2009）剖析了刘长卿诗歌心态的形成、表现，通过刘长卿诗的心态透视大历诗人的矛盾人格和心理状态。杜文宇《论“惆怅”情结在刘长卿诗歌中的体现》
[80]
（2021）提出“惆怅”情结伴随刘长卿一生，认为在其现存的五百余首诗中有表达“惆怅”之情并结合刘长卿不同阶段的“惆怅”诗歌来探索其心境。这些论文在前人提出的论断上有不同程度的细化，但总体上缺乏新的突破。
刘长卿是由盛唐转入中唐的重要诗人，尤其为代表大历诗风的杰出作手。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刘长卿诗歌艺术特色的研究关注一直较为热切。研究专著有陈顺智《刘长卿诗歌透视》
[81]
（1994）；就单篇论文而言，日本学者高桥良行的《论刘长卿诗的表现》
[82]
（1982）是较早地触及刘长卿诗歌艺术特征的论文，但发表后不被国内学界所知。国内学界的相关论文有房日晰《刘长卿诗的艺术特色》
[83]
（1984）、张天健《试论刘长卿“五言长城”的近体模式》
[84]
（1988）、储仲君《秋风、夕阳的诗人——刘长卿》
[85]
（1992）、陈顺智《刘长卿诗歌意境的审美特征》
[86]
（1992）、《刘长卿诗歌体裁论》
[87]
（1995）、《论刘长卿诗歌的风格》
[88]
（2000）、邓仕樑《刘长卿在唐代七律发展的地位》
[89]
（1993）、蒋寅《刘长卿与唐诗范式的演变》
[90]
（1994）、潘殊闲、王胜明《刘长卿“五言长城”新解》
[91]
（2004）、王志清《刘长卿山水诗的盛唐面目》
[92]
（2006）、孙建峰《刘长卿五言诗特殊体式之考述》
[93]
（2010）、孟爱华《刘长卿诗歌用韵考》
[94]
（2010）、葛晓音《刘长卿七律的诗史定位及其诗学依据》
[95]
（2013）、《“意象雷同”和“语出独造”－从“钱、刘”看大历五律守正和渐变的路向》
[96]
（2015），等等。当前的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诗歌艺术研究、诗体研究两个方面。
1.关于诗歌艺术研究。学界对刘诗艺术研究主要集中于风格、意象、意境及诗学范式的层面。陈顺智《刘长卿诗歌透视》（1994）一书，既是作者在1984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也是经十年修订的第一部全面研究刘长卿诗歌艺术的专著，于刘长卿诗歌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书中结合现代心理学、美学来剖析大历诗歌的审美特色，从诗歌本体、诗人感官及空间位置三个维度挖掘刘长卿诗的审美结构模式，将刘长卿置于大历诗风的变迁中来考察其诗史定位。专题论文中，房日晰《刘长卿诗的艺术特色》（1984）一文肯定了清代沈德潜谓刘诗“工于铸意，巧不伤雅”的艺术特色，指出刘诗具有整瞻流畅、淡净炼饰的艺术风格，并从结构、意象与语言三个层面探究其成因。蒋寅《刘长卿与唐诗范式的演变》（1994）吸收日本学者在刘长卿诗意象和诗语方面的研究成果，更进一步分析了刘长卿诗中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情绪化倾向与取材狭隘及表情词、意象单调的关系，认为其写意特征和程式化的倾向带来诗歌整体上的冷落、衰飒风格印象和意象陈熟老化的两种结果，其诗歌范式演变的轨迹意味着情景分离的盛唐范式向情景交融的中唐范式的过渡。在随后出版的《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中，蒋寅将刘长卿作为江南地方官诗人的代表与盛中之交承前启后的诗人，就其诗歌创作显示出的盛唐范式过渡至大历范式的典型意义作了更明确的结论。陈顺智《论刘长卿诗歌的风格》（2000）对之前的研究作了补充性的论述，认为刘诗语气结构上宛转屈伸的特征及思想感情上深婉缠绵的韵味，构成了其流利宛转、含蓄蕴藉这一专属刘长卿的独特艺术风格。王丹《刘长卿山水诗艺术风貌研究》
[97]
（2007）探讨了长卿山水诗的创作历程、艺术风貌、山水情怀及对于文学史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长卿诗歌意象的研究，都着眼于其诗中“秋”“夕阳”“青山”“白云”“水”等意象，包括储仲君《秋风、夕阳的诗人——刘长卿》（1992）、狄松《从水语象观照刘长卿诗情感内涵》
[98]
（1998）、李军《论刘长卿诗歌创作中的“夕阳”情结》
[99]
（2002）、楚清伟《论刘长卿诗中秋之意象》
[100]
（2004）、金坚强、胡祖平《解读刘长卿诗歌中的“青山”意象》
[101]
（2006）、《解读刘长卿诗歌中的“白云”意象》
[102]
（2006）、王义梅、李明亮《论刘长卿以冷感意象群营造意境》
[103]
（2009）、卢笑涵《隐隐青山无限意—论刘长卿诗中的青山意象》
[104]
（2009）、李红雨、郝彦丰《刘长卿诗歌中的“闭门”意象》
[105]
（2010）、刘小荣《浅论刘长卿诗歌中的象征性意象》
[106]
（2010）、陈刚《刘长卿诗歌意象研究》
[107]
（2010）、刘真《解读刘长卿诗歌中的舟船意象》
[108]
（2012）、吴莉莉《山含秋色近，鸟度夕阳迟—刘长卿诗歌中黄昏意象的研究》
[109]
（2016）、邓琳《刘长卿诗“秋”意象的时代特质》
[110]
（2018）、邵文彬《心理学视域下刘长卿诗的剑意象探微》
[111]
（2020）、姜玲《存在主义视域下的刘长卿诗歌水意象观照》
[112]
（2022）等，虽然阐释角度有所丰富，分析也愈加细致，但选题和旨趣较少突破前人的视野。
2.诗体方面的研究则聚焦于五言诗与七律。刘长卿自许“五言长城”，他对五言诗的自负招致后世评论家、学者的验证和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刘长卿五言诗的内涵、体式及诗歌史意义等问题一直有所讨论。张天健《试论刘长卿“五言长城”的近体模式》
[113]
（1988）一文探索自诩“五言长城”的刘长卿在五律内容处理上的“形式”规律，剖析其意象组合模式有重叠钩锁式、顺流直下式、纵横辐射式、宛转关生式、层现错出式五种类型，肯定了刘长卿五律运用这些模式的自觉性。蒋寅《刘长卿与唐诗范式的演变》
[114]
（1994）一文针对刘长卿“五言长城”的自许，举证指出长卿五言长诗存在着结构、意脉时有淆乱不清的缺点，参照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思锐才窄”的评价，重新诠释了这一评价的基本涵义，认为刘长卿的五言弱于七言，他对诗歌艺术的贡献主要是在七律一体，在唐代七律中独辟一种清空淡远的美学风貌。潘殊闲、王胜明《刘长卿“五言长城”新解》
[115]
（2004）重审长卿自诩并为历代评论家津津乐道的“五言长城”之说，认为五言篇制之长、短并非五言古、近体之谓，提出“五言长城”应理解为长卿对五言诗创作的偏爱、五言诗在数量上占优以及论者对其五言诗价值及艺术性的偏爱这三点。关于五律，葛晓音《“意象雷同”和“语出独造”－从“钱、刘”看大历五律守正和渐变的路向》
[116]
（2015）结合五律的诗体历时性演变，以钱、刘为代表考察大历五律守正与渐变的路向，在此基础上说明造成刘长卿五律“意象雷同”的外部原因是大历诗人过从密切、创作环境趋同，内部原因是取材范围收缩、诗风因袭和写作惯性。与学界多注目于刘诗语辞、意象的雷同不同，葛晓音独到地指出刘诗“语出独造”的趋向，即突破五言诗字、词组合的模式和正常语法顺序的原理，进而挖掘诗体自身的潜力，这种趋向为中晚唐诗人“吟安五个字”甚至走向苦吟埋下了伏笔。至于七律，现代唐诗学者重视刘长卿的作品，主要是着眼于其艺术特征、对于诗歌发展的意义及诗学定位问题。台湾有杜水封《随州七律赏析》
[117]
（1976），鉴赏刘长卿七律名作的艺术魅力。香港有邓仕樑《刘长卿在唐代七律发展的地位》（1993），以叶嘉莹对杜甫七律的分期为参照来探讨刘长卿在唐代七律发展中承前启后的位置，指出刘长卿的创作经历与盛唐诗人大体一致，七律写作集中于贬谪期间，在盛、中唐演变历程中有开风气的作品，尤其是对以元白、刘禹锡为代表的中唐诗平易流转一派启其端绪。蒋寅《刘长卿与唐诗范式的演变》（1994）继叶嘉莹、邓仕樑之后继续探讨刘长卿的七律创作，指出刘长卿改变了唐代七律发展的趋向，并从贬谪与送别的主要内容、强烈的情绪化倾向、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以及洗练流畅的语言几个方面论述了刘长卿七律的艺术特征。林珍华《论刘长卿的七言律诗》
[118]
（2009）从题材类型、思想内容、审美意象、语言艺术及诗歌风格五个维度剖析长卿七律的主要特点，并探讨在唐诗体式演变历程中，刘长卿七律对初盛唐的承继、对中晚唐的启迪作用。总体来看，认为刘长卿在盛唐与中唐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七律与杜甫七律各为一派而分别影响了中唐诗歌，基本上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认识。对此，葛晓音在《刘长卿七律的诗史定位及其诗学依据》（2013）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看法，作者梳理历代诗论家对刘长卿及其七律的看法，尝试跳出初盛、中晚唐之争的视域，从意境营造、抒情结构、情景组合的变化三方面重新定位刘长卿的七律。她指出刘长卿七律并未明显改变“正宗”的盛唐韵调，却与被视为“变格”的杜甫共同致力于七律发展的必然方向，以期纠正学界局限于初盛、中晚之争讨论刘长卿的偏向，提出应该以其体式发展的建树作为诗学评价的依据。
诗歌用韵研究是学界开辟的刘长卿诗艺术研究的新领域，近年来有孙建峰《刘长卿五言诗特殊体式之考述》（2010）据储仲君《刘长卿集编年笺注》的诗歌文本，从句数、押韵、对仗、平仄四个形式要素来考察刘长卿部分五言诗的特殊体式。论文首次依据诗歌格律特征来校理刘集的异文，不失为一种有参考价值的校勘方法。孟爱华《刘长卿诗歌用韵考》（2010）一文从用韵的角度考察477首确定归属的刘长卿诗，讨论了其近体诗的韵部系统、古体诗与近体诗用韵异同、刘诗与杜甫、韦应物的诗韵比较，并从诗歌用韵来校勘刘长卿诗。孙、孟二文从诗歌格律的角度对刘长卿诗作了专门研究，结合诗作格律、用韵的规律校勘诗作，有助于刘长卿诗歌艺术研究尤其是用韵研究朝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刘长卿诗传播、接受研究成为研究者开拓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成果分别探析了刘长卿诗通过诗歌创作活动、诗话、诗歌选本等方式、文本传播与接受情况，有王玉蓉《唐宋时期刘长卿诗歌传播接受史研究》
[119]
（2010）一文探讨了刘长卿诗歌在唐宋两代的传播、接受，考察了在唐宋时期刘诗的交游唱和、题诗、干谒投献、诗歌选集等几种传播途径。在批评史、接受史方面，该文认为刘长卿诗歌史地位随时代更迭而越发拔高、唐五代人倚重五言及宋人渐重七律，并探究背后的诗学原理。赵星《诗话视野中的刘长卿诗歌批评》
[120]
（2012）一文探讨历代诗话涉及“五言长城”、刘诗艺术及诗法的评价。余翠翠《诗话视野下刘、韦诗歌批评研究》
[121]
（2012）一文梳理了历代诗话涉及刘长卿人品、诗品的批评，探讨以谢榛、许学夷为代表的明代批评家、以王士禛为代表的清代评论家的刘长卿诗批评与接受。胡君《刘长卿诗歌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122]
（2021）一文分列明前期、明中期、明后期三个时段，从前代重刊唐诗选本、新编唐诗选本、明人诗话、明刊刘集四类文本来考察刘诗在明代传播与接受及其原因。胡文提出明初的评价直接影响明中、后期刘诗批评，考察出明前期唐诗选本选录刘长卿诗居中唐诗首位，明中、后期选录数量有所起伏，然而有明一代对刘诗仍能保持相对高位的接受程度，从社会环境、审美思潮、选家旨趣方面探讨选本高度接受刘诗的原因，肯定了刘诗在明代接受度高的特征。
目前已有对刘长卿诗在唐代、宋代、明代诗话、诗歌选本、创作活动等方面的传播与接受研究，然而相较于刘长卿诗在明、清两代的高度接受与佳评甚多的实际，现有刘诗的传播、接受研显得冷清、单薄，尚有较大的开掘空间。目前来说，还缺乏对刘诗历代传播、接受的总体关照，尤其是考察以清代诗歌选本、清人诗话及刘诗评价与接受，尚待研究者作深入、立体的探讨。
质言之，从现有的刘长卿诗歌研究成果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其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版本考述、诗作考辨及整理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研究方向深入到诗歌风格、诗歌意境、诗歌意象、诗体及诗歌史意义方面，以及结合更深广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刘长卿诗歌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近年来，刘长卿诗歌接受、历代评价的研究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成为一个新进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