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一个有太多的人把自己太当回事的年代，我时刻警惕着，千万别把自己当回事。自满是人的弱点，我也好不了多少，稍一不留神，就会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不过，这都是年轻时候的事儿了，这些年，我已经彻底没脾气了。
做教书匠，是我自己的选择，当初选这种职业，出于好为人师的毛病，觉得自己做老师，学校需要我，学生更需要我。做了一阵儿老师，吃了若干年粉笔灰之后，明白了学校其实根本不需要我。任何大学，只需要教育部的承认，教育部给它的定位。至于学校里面，管理人员显然地位要比教师高，因为跟任何一个衙门一样，维持运作的，是管理人员。至于课堂上站着的是阿猫阿狗，其实无所谓的。反正有学校在，课总能开出去。说大学一定要有大师，那是万恶的旧社会，我们现在只要有校名，有大楼，有管理人员，各级处长副处长和科长们，就足够了。如果喜欢玩的话，再弄几个各种名堂的所谓名师，像八大胡同的头牌一样挂出来招摇一下，也不过是个锦上添花的事儿。
更可悲的是，再后来，我发现其实学生也不怎么需要我。在来人大之前，我在一个不大的学校里教书。在那里，我是公认的学问最大的人，自我感觉，一直也不错。直到有一次，我教得很下功夫的一个年级的学生毕业，照毕业相的时候我恰好不在，但学生们几乎没有任何反应，谁都没发现这一点。那时候毕业还要分配，学生盯牢的，就是那几个有权的学官。
在人大教书，自以为也是很上心的，编一本自己所教的政治制度史的教材，能苦苦熬上五年。上课从来不靠点名拉住学生，不想上随时都可以走。课堂上虽说也一直都有人听，尽管真正该选这课的人，倒不见得有那么多。但是，学生也就是那么回事，有这个人，没这个人，有这门课，没这门课，其实无关紧要。上大学，学生最在意的，其实是文凭。如果能有这样的选择，说是可以多交点学费，可以无需上课就毕业，我想，估计得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做这个选择。课的内容，课的质量，你说学生完全不在意吧，倒也未必，但他们更在意的是老师能给多少分，是不是喜欢给人挂科，第三是这门课有多少学分。多数的学生，其实不在意能学到什么。既然如此，所谓名师之类，根本没有多少份额。仅仅在外面吹吹好听，而且就这个，也是少数明白点的学生才会这样做。民国时期，学生追着老师换学校的事儿，现在说起来，就像是在骗人。
我属于才疏学浅之辈，然而，即便是清华四导师活过来，北大的胡适和傅斯年再生，也不会有太多的大学生迷他们，他们在学生中的分量，不见得比一个官僚校长更重。至于小鲜肉的歌星影星，就没法比了。
学校在意领导的评价和认定，学生其实也是这样。一入学就跟领导密切联系的，显然要比跟教授的多。在教授和领导之间，毫不犹豫就会选择领导。当年我因为同事评职称不公，跟院长吵了起来，闹成一场风波。结果第二天我的课堂上，我们系的学生就基本消失了，女生跑光，男生还剩了几个。当时我的课是必修课，但是，由于有学院的支持，学生不上我的课是可以特许换课的。再过了一周，我的课堂才被外校的人填满。据说，不上我课的理由，就是因为我竟然跟领导吵架，这个边儿不能沾。
自打跟学院闹翻，我已经有十年不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照毕业相了。我们学院的学生，如果有机会能和我照一张穿着学士、硕士和博士服的相，相信还是有人乐意的。但是，他们更在意的其实就是那个方帽子的照片，而不是我。没有我，大家可能更开心。
教了一辈子的书，最后发现，学生其实对你，和你教的东西，并不在意的时候，的确有点悲哀。谁让你活在这个时代，赶上这样一批又一批精致的大学生们呢？这个时代不需要老师，尤其是不需要认真负责的老师，学生也是这样，他们不需要你。我们这样的老师，实在是生错了时代，生在这个时代，其实就两个字：多余。
幸好，这个世界还有喜欢我文字的人，我还能写点不三不四的东西，给喜欢我的人看。不过，要时刻警惕，记住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记得张岱在《夜航船》里，写过一段话，说当年江南的一只夜航船里，有和尚，也有士子。开始的时候，和尚见了士子，很是自卑，把脚蜷起来，躲在角落里。听者士子们闲聊，漏洞百出，于是长叹一声：且让小僧伸伸脚。那是个知识还被尊重的年代，放在今天，是该我们这些人蜷起脚来了，而且一直要蜷着，不能随便伸。夹着尾巴做人，一直做下去。
有句当下最时髦的名言是什么来的？千万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