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大多数和德威、杜波依斯同时代的思想革新的人，情况却并非如此。美国的例外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阵线”（the Popular Front）及之后几十年的的左翼自由派中实际上获得了发展，即便是推崇新政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自己也时常为战后摆脱帝国统治的秩序而沉思。日本的拘留，对东京和德累斯顿的轰炸，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这些归根结底都是剧作家谢利尔·帕特尔（Shaija Patel）称之为“帝国特权”的症状，这种特权已经存在数个世纪，并在未来将继续对下层民众制造暴力。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后，自由民族主义变成了左派的唯一选择。共产主义崩溃了，残存的社会主义者或进步派投降了，尤其是在1948年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在拒绝否认共产党的支持后，在总统大选中的尴尬亮相更是如此。
华莱士的轨迹说明了这个故事。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前副总统就转变成了一位激进的反共人士并号召对朝战争，这场战争据统计使得三百万人丧生。在那十年的中期，他是一位共和党人。
在之后那几年，美国的干预行动清单很长，从伊朗（1953年）到危地马拉（1954年），再到刚果共和国（1960年）。它们受到市场需求和意识形态热情的共同推动，受到几乎所有重要的人的支持，并且也都以灾难收尾。如果美国反对任何真实的存在，那它们可能会被避免。但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反对，并且其中最灾难性的干预，在印度支那战争中，被允许继续进行。这场冲突的恐怖之处不需要重现。需要强调的是新左派和黑人解放斗争一合并成全面的反对派，美国政府就结束了印度支那战争。
尽管如此，造成的损失还是巨大的，且这种损失也触及到了美国。执法人员作为顾问在越南执行任务，并带着新的压制性技能与装备回到了他们的战斗中。心理学技术、秘密情报收集、化学弹药的使用以及特殊武器与战术（SWAT）小组等反暴动标志从湄公河三角洲等平静的地区转移到了洛杉矶等大都市，正如全美的黑色或棕色的街区一样正日益被视作敌人。辛格认为，在美国的对外战争中，相同的例外或者紧急状态在内部变得更加制度化，而在内战中，相同的例外或者紧急状态则在没有这两者的时候变得更加制度化。
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程序（COINTELPRO）是一项非法追踪并中和了安全状态的异议（如马丁路德金或美国印第安运动员）的项目，其两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智利（尼克松政府）及阿富汗（卡特政府）等地的非法干涉也是如此。正如辛格在一个独立但相关的情景中所断言的那样，“关于‘敌国人’拘留，监督，驱逐等程式化的历史，经常性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要素，而后者始终在担忧纠结最大的‘外国威胁’究竟来源于国内还是国外。”
上个世纪70年代，进步派为了他们的信誉，的确设法迫使参议员弗兰克·邱奇（Frank Chruch）领导下的邱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召开，这是一次对数十年来广泛的调查情报机构滥用职权的全面调查，导致了延续至今的监督改革。1980年代，他们对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在中美洲地区政策的抵制，是非常真诚的，如果说还不够的话。
但到了1990年代，美国左翼又返回到了它的标准模式——帝国的好警察。
第一次海湾战争，像之后的制裁与占领一般，是两党的事务。（一场反对续集的大型运动终将成为现实，但它在巴拉克·奥巴马就任的一刻就失效了，它的要求从未接近过越南时期异议者的反帝野心。）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巴尔干半岛和非洲的自由人道主义干预，标志着里根在第三世界发起的反动混乱又进一步。但正如作家大卫·里耶夫（David Rieff）或历史学家萨缪尔·摩恩（Samuel Moyn）这样幻想破灭的追随者所说，道德平衡表证明是令人不安的。
那时，仅有少量极左人士对总统在海地的新殖民主义阴谋有所评论，而未来的伊拉克战争，鹰派的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似乎是唯一高调的左派人士（暂且不说可能最令人讨厌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他对于克林顿轰炸苏丹阿尔—西法（Al-Shifa）制药厂感到愤怒，这是一次冲动的行为，可能造成了数千人死亡，之后救命的药物短缺也是重要原因。
也许没有人比美国前任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德尔（Eric Holder）更能代表帝国主义留下的令人沮丧的弧线。辛格将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检察官霍德尔在华盛顿的“拦截盘查”的就职典礼，与他数十年后作为司法部长为奥巴马的无人机计划辩护相提并论，这个计划为人所知的是已杀害不计其数的公民。霍德尔在对美国民众的无人机战争和警察杀害潜逃的嫌犯间画了等号。他援引了一个法庭的裁决，认为“从宪法上讲，运用致命武器来防止（假定的暴力嫌疑人）逃跑并非不合理”，他辩称，在远距离暗杀所谓的恐怖分子时，即便被指控的恐怖分子是美国公民，“使用致命武力也不会违反第四修正案。”
这则轶事说明了毒品战争、犯罪战争和恐怖战争之间的联系。但它也同样象征着其他东西——也就是，在帝国官僚体系的上层，被大肆吹捧的黑人代表的怪异讽刺。过去辛格注意到，黑人精英逾期的提拔现在被用于否认结构性种族主义或“美国饱受折磨的种族辩证法”的存在。在他最新的研究中，他同样暗示了类似的色盲推销实际上是高度的种族化的国家安全状态。伴随着霍尔德打破玻璃天花板的不仅是奥巴马，还有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国务卿康多莉扎·莱斯（Condoleezza Rice）、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莱斯（Susan Rice）以及司法部长洛蕾塔·林奇（Loretta Lynch）。他们都发现自己陷入了无休止的战争、监控国家的扩张、反告密者的起诉，无限期的拘留、不道德的FBI诱捕、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驱逐、以美国为首的全球武器贸易的历史性增长，以及不计后果的扩大核武器库。所有这些政策都对有色人种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正如辛格在他的第一本书《黑人是个国家：种族和未竟的民主斗争》（Black Is a Country: Race and the Unfinished Struggle for Democracy）（2005年）中的坚持，以及他修订的《爬上雅各布的梯子：杰克·奥戴尔的黑人自由运动著作》（Climbin’ Jacob’s Ladder: The Black Freedom Movement Writings of Jack O’Dell）（2012年）一书中所说的那样，黑人激进的传统总是对帝国残忍之手发出最强烈的抗议之声。伟大的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是一位对美国民族主义和殖民野心的强烈抨击者。在他1852年的经典演说中“对于奴隶来说7月4日是什么？”，以及一年后那场从美国压迫的受害者的立场出发的、激动人心的演讲“一个国家中的国家”中就能看出来。在他1849年发表的墨西哥的演讲中，道格拉斯谴责总统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的战争为“残忍的战争——一场反对自由国家的战争——一场反对自由、反黑人及本国的工人阶级利益的战争”，表明了他对这种压迫的相互关联性的洞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