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兆骞
甲午战后，中华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等维新志士，毅然承担起领导改良、革命、推动中国向近代化方向发展以救国的历史重任，发动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在自我启蒙的同时，也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己任，鼓吹变法，以救亡图存，宣传民权、传播“新学”。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等总结失败教训，借鉴各国变法经验，认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击而成”，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发起一场以“新民”即改造国民精神为中心的全面、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
“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始流亡海外，办《清议报》，又于1902年创《新民丛报》《新小说》。其间“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他逐渐摆脱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三世之义理论体系，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进化思想为理论支柱，以“新民”改善和提高国民素质为目的，开始新一轮思想启蒙宣传，并以多种形式，批判传统思想，揭发社会积弊，宣传新学思潮，鼓吹“政治革命”，其宣传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漫长的流亡生涯，不懈的宣传斗争，使他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思想界之先锋”。
毅然归国，是战士转战新的战场。诗曰：“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陈子昂）
梁启超是在1911年11月6日搭乘日本轮船“天草丸”归国的。大海茫茫，寒风呼啸，他凭栏远眺，自然忆起漂泊流亡海外十三年的情景，海外生活不仅没有磨灭他的雄心壮志，反而成就了他胸中的韬略和自信。
梁氏之笔，抵得上十万雄兵，委实为近代学子最雄健的一支，“其文思墨渖，几如风雨骤至，流水汤汤，亦如泉之奔涌，不择地而出，常常是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世纪风铃》）。正如他自己所说，“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绝少”。一介书生，就凭手中之笔，参与晚清至民国几乎所有社会历史政治事件。其笔墨遗存非一般过眼烟云，直可作为重要历史资料。这些笔墨文字，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写就了他自己辉煌的一生。
想到就要回到家园，将要干一番大事业，梁启超胸中便涌出了诗篇：“冷冷黄海风，入夜吹我裳。西指烟九点，见我神明乡。昔为锦绣区，今为腥血场。嗷鸿与封豕，杂厕纷相望。兹括安可触，弛恐难复张。仰视云飞浮，俯瞰海汪洋。天运亮可知，回向恻中肠……”
“天草丸”三天后抵达大连港。
见到久别的故国山河笼在萧条肃杀的阴霾中，梁启超不禁倏尔泪下。一切变得扑朔迷离，将怎样收拾这旧山河！
梁启超的脚刚踏上故国的时候，袁世凯（字慰亭）派人到石家庄刺杀了吴禄贞，又罢免了蓝天蔚。而这两个手握重兵的人物，正是梁启超归国后要倚仗的重臣。此二人被除，袁世凯便控制了禁卫军等要害部门。这样，梁启超原来想挟兵勇入北京定大局的计划，灰飞烟灭。书生梁启超并未绝望，他认为，京城清廷内部在此乱局，会不利于立宪党和革命党，于是便冒险进京，“身赴前敌”，以占先机。
此时，对梁启超“终身敬之如师”的奉天（沈阳）督练所总参谋蒋方震（字百里），前来与其晤谈。这让梁氏心中大喜，有“百数十军士”可供驱使，可免去单刀赴会之尴尬。
接着又有在京师活动的亲信汤觉顿急匆匆来到奉天，告诉梁启超京师方面已有防备，万万不能飞蛾扑火。在大连的熊希龄（字秉三）也打来电话，云形势大变，劝其再返日本避难。
梁启超再次乘船到了日本，同时密切关注国内政局的变化，并著文《新中国建设问题》，纵论世界大势，指出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必要性，分析了单一国体和联邦国体的问题以及虚君共和政体和民主共和政体的问题，提出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政体适宜于中国：“吾民族中有孔子之裔衍圣公者，举国世泽之延未有其比也。若不得已，而熏丹穴以求君，则将公爵加二级，即为皇帝。”这反映了梁启超面临革命大变局的进退失据。梁公与康有为，一直想为中国人寻找皇帝，他们二位此举，在辛亥革命之后，实在不得人心。
在梁启超苦心孤诣地为中国设计“虚君共和”之时，他万万没想到，在1912年伊始，孙中山乘坐京宁线火车，到南京去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晚，孙中山在授任大总统的典礼上发表誓词：“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
孙中山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1912年为民国元年。
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听闻，震惊不已。短短时间，国内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奇迹般诞生了一个新的中国。他感到自己被国家抛弃，被时事抛弃，成了一个可怜的局外人。
但梁启超毕竟是一个在政坛沉浮多年的人，凭他的经验，中国的政局仍存在太多的变数，实力派袁世凯，将是一个能左右大局的关键人物。时袁世凯已向他做了种种不同寻常的表示，梁启超决定立即回国。政治舞台少不了他。
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溥仪成了逊帝。两天后，曾是清廷重臣的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任临时大总统之职。梁启超即发贺电，祝袁就任。接着，梁启超又写长信，献上安邦定国之策，并表示愿为其服务、与之合作之意。
梁启超除了联合袁世凯，已无路可走，但以他的性格，岂能表现得甘当别人的奴才，令世人耻笑？2月23日，他决定给袁世凯写信，表示愿意合作，颇费了一番心思。这信写得字斟句酌，既能让袁感到他诚心诚意为其效力，又不能显出卑躬屈膝之态：
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国民所为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
在袁世凯的催促和各界人士的敦请下，梁启超再度买舟归国，于1912年9月底自神户起程。
10月5日，邮轮抵达大沽，8日到天津。在给长女梁思顺（字令娴）的信件中，梁启超述舟中生活：
登舟吸纳海风，宿疾全愈，胃气逾壮。门司展轮之翌晨，风颇剧，第三日至平稳，第四日之夕，又遇大风，并我亦觉体中不适，荷丈（汤觉顿，原名叡，又名为刚，字觉顿，受业康门后号荷庵）则几于无心人世矣。惟尔二叔饮啖更健，真可人也。此次因船小无散步处，闷守小室中，殆无复海行之乐，幸同行有数人，得谐谈消遣耳。因风稍迟数时乃到大沽，初五晨十时到沽。遂不能趁早潮直至，今初五晚十时可进，明日破晓登岸也。船到步〔埠〕后，尚须候一日，此真天下所无，此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欤！
梁启超到天津后，住旬余日，几日来“无一刻断宾客”，唐绍仪及前直督张锡銮来谒，赵秉钧、段祺瑞皆派代表来问候，“门簿所登已逾二百人矣。各省欢迎电报，亦络绎不绝，此次声光之壮，真始愿不及也”（民国元年十月十一日《与娴儿书》）。
北京的《顺天时报》对先生抵天津后的活动也有报道：
先生因直督派人远迎，日本领事、王交涉使及杨警道招待一切，午后二时特分往各处投刺，除日领因病未晤，余皆延入畅谈。直督素倾慕先生，谈话尤为诚恳。谓建设民国事业，非先生莫属云……
时国民党欢迎其入党，也专人来劝驾，“然此安可者，只有拒绝之而已”。共和、民主两党大约两旬后联合，两党员皆有“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之决心。
为此，梁启超于10月20日入京。袁世凯致敬尽礼，“预备军警公所为行馆”，“各界欢腾，万流辏集前途气象至佳”。梁启超在京居住十二日，赴会十九次之多，每日都是沉于各界热烈欢迎的场景中，可谓“人气集于一身”。在梁启超看来，“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惟恐不及，下则全社会，举国若狂”。
梁启超于11月1日复返天津。不久，俄蒙协约案发生，京城风起云涌。“内阁殆将必倒”，此难题将落在梁启超身上。他是“抵死决不肯就”的，如相逼，他决定再次赴日。
果然，俄蒙事发，梁启超家几成国务院。政府狼狈求救，社会沸热如狂，梁启超只能苦苦应付。他“烦躁异常，又见国事不可收拾，种种可愤可恨之事，日接于耳目，肠如涫汤，不能自制”（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与娴儿书》）。
1913年2月，梁启超正式加入共和党。他在给长女的信中说：“吾顷为事势所迫，今日已正式加入共和党，此后真躬临前敌也。”当时，国会议员以二百八十八人为半数，共和党得二百五十人，民主党约三十人，统一党约五十人，剩下的便是国民党。共和、民主、统一党欲推梁启超为第一内阁主政，梁启超不就，因他知道，“借款各路俱绝，政局危险不可言状，此时投身其中，自谋实拙”。
3月3日（阴历正月二十六），梁启超寿日，京、津诸友庆祝于天津孙家花园，“作种种娱乐之具”，放爆竹数万，热闹非常。诸友斗牌，梁启超“得博进四百余，足敷明日还席之用”。但“国事杌陧（不安定之意）”，他感到十分不安。果然，当月受袁世凯之邀，赴京开会的国民党领袖之一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被刺身亡，举国骇然。
梁启超对国事十分失望，“待议员到京后，训练月余，尚思往南省一行”。国内种种混乱腐败之象，笔安能磬，几与妖魔周旋，不知如何去办，深受其苦。更让他不解的是，宋教仁被刺，外界竟将自己列入重大嫌疑者。
3月25日，梁启超在给长女梁思顺之信中说：
第三十三号禀悉。吾多日来为政界恶现象所激刺，心颇不适，然每得汝书及作书与汝，总算一乐事也。宋氏之死，敌党总疑是政敌之所为，声言必报复，其所指目之人，第一为袁，第二则我云。此间顷加派警察，保护极周，将来入党后更加严密，吾亦倍自摄卫，可勿远念。南行则决作罢论矣。合党事中变与否，尚未可知。吾则俟一切整备发表时乃入都。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皆如击空也。东中游观之乐，只劳梦想耳。今日往友人处看了一日古董，稍解烦襟。
自宋案一出，梁宅每日无一刻断客，梁启超还要埋头写文，如“新党之宣言书”，所以他“精神惫倦已极”，苦不堪言。他认为，“新党亦决办不好”，自己既不能置身事外，又不值得与之俱毙，决定半积极半消极。自己“性质与现社会实不相容，愈入之愈觉其苦”。处天津可不常居京，计良得也。这也是他在天津购地，拟建居所的重要原因。
写作中的梁启超
关于沸沸扬扬的宋教仁案，梁启超曾表示：“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比闻元凶已就获，国法所在，当难逃刑，然虽磔蚩剸莽，曾何足以偿国家之所丧于万一者。诗曰：‘作此好歌，以极反侧。’辄为此篇，以寄哀愤。”（《庸言报》第一卷第九号）
过了几日，4月9日（阴历三月初三），梁启超邀集各界名士四十余人修禊于京西万牲园。万牲园是前清三贝子花园，京津第一幽胜地，牡丹海棠极多，时皆含苞待放。“老宿咸集”，修禊赋诗，林琴南、姜颖生有画配之。
4月14日，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字宋卿），也在万牲园宴请该党参、众两院议员，与会者达三百余人。席间，梁启超发表了三小时的演说，题为“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详细论述了共和党以后应持的态度和应注意的事项。
自政府下令召集国会以来，各党纷纷竞选，梁启超目睹国事、党事之无望，常常有消极态度。4月8日，国会开会，梁因见国民党胜利、共和党失败的结果，以及种种党事的纠纷，一度想放弃政治生活，心绪颇为恶劣，但又考虑“为今日之中国人，安得有泰适之望，如我者则更无所逃避矣”。
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问题，酝酿数月，方合并成功，名进步党。梁启超任理事。5月29日，进步党于京师举行成立大会。31日，《申报》记其事：
昨日进步党成立会到千五百余人，梁任公、孙武、王印川并有演说，秩序甚整。并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为理事。
6月15日，进步党开会讨论时局问题。梁启超为主席，其演说略谓：现今时局所极应研究者，为总统与宪法之问题。他主张先定宪法，后兴总统。总统仍推袁。
7月12日，李烈钧据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
8月15日，梁启超与陈焕章（字重远）、夏曾佑（字遂卿，又作穗卿）等人上书参众两院，请于宪法中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此议后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多数否决。
9月，政府军克复南京，梁启超被任命为司法总长。之后，梁对于安置同学、同志的事感到困难，发表《告乡中父老书》，当中说“启超顷以时局艰难，勉负职任，只图负责，不敢怙权”，仰乡中父老兄弟人等不要为谋私利而让他为难。
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次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梁启超入阁，举国瞩目，都以为指挥当日政府者乃梁启超。所以国民党被解散后，全国舆论多归罪梁启超。当日进步党党员众议院议员刘伟致梁启超的一封信可证：
……自公等入阁，何为以破坏国会为初哉首基之政策耶……国事巅崄，人心疑虑，众怨既归，想先生亦百口难辞。不佞于公服膺甚至，忝在同党，谨以迂阔不入耳之言进，幸赐省裁。（民国二年十二月七日刘伟《致任公先生书》）
实则，刘伟诸人错怪了梁启超，7月25日其《上袁大总统书》中说“前日因公余俱乐部所逮捕之人，有数议员在内，国民党中大起恐慌，其议员纷纷出京，其党中魁杰之主持阴谋者，即思利用此时机，以消极的手段破坏国会”，暗指袁氏操纵，肆意抓捕议员，企图解散国民党乃至政府。
1914年，政府宣布停止两院议员职务。2月，梁启超被任命为币制局总裁。梁启超数次请辞司法总长一职，但袁世凯始终慰留，后来终于同意。梁启超向部属报告辞职原因，十几年后其部下余绍宋（字越园，早年曾用樾园、粤采、觉庵、觉道人、映碧主人等别名）给朋友的一封信，道出了真相：“袁氏颇欲尽废新立法院，恢复旧制，任公力争之。”（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余绍宋《致在君先生书》）不行，故梁启超请辞。但梁启超在维护司法，在困难环境中的奋斗精神，不少同人有文字记述。
辞去繁忙的司法总长之职，梁启超便投身天津寓所的建造工程。梁启超于1914年底购买了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今民族路）周氏的地皮，近四亩，由梁启超自己设计，经意租界工部局工程处审定后，开工建造。
梁启超原在北京是有住宅的，那是旧帘子胡同里一个偌大的四合院。他知道，京城乃天子脚下，是政治中心，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对一个政治家来说，非安全之地。所以他在从日本回国之后，就在天津日租界住了下来，租界地不归清政府管辖。
在梁启超的监督下，楼宇顺利建成，为砖石木结构二层意式楼房，简洁恢宏，与周边建筑颇为和谐。前后共有两幢，楼与后楼有走廊、天桥连接，成为一个主体，建筑面积总共是一千一百五十九平方米。前楼为主楼，有地下室、过厅、起居室、书房等，东北侧建有八角形塔楼。后楼有厨房、客房、杂物间、用人房和锅炉房等。
主楼外墙为水泥本色，与深色大门和无数长方形采光、通风极好的双槽窗套相映衬，显得典雅考究。楼内配备了当时先进的卫生设备和冬季供暖设备，房间陈设布置舒适。
梁启超全家是于1915年，宅院的房舍建好并装饰一新后搬进西马路二十五号新宅的。一、二层由互通的隔扇门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是梁启超专用，楼上是书斋、图书馆室和浴室，楼下是过厅、小书房、客厅和起居室。西部为家人居住之所和客人留宿之舍。
十年后，幼子梁思礼出生，家中总共有十几口人，梁启超的大量藏书也开始无处安放。院子里还有空地，1924年，梁启超请意大利设计师白罗尼欧设计，在西马路二十五号院内旧楼西侧，盖了一幢两层带地下室的砖木结构小楼。建筑面积比旧楼小些，约为九百五十平方米。
新楼建筑风格与旧楼迥然不同，颇具当时欧洲流行的风格，极富个性，楼门建有三连拱券廊厦，门顶有平台。两侧为石阶，一蓄水池居中间，一大理石雕成的石兽，口中常年喷出清泉，极具观赏性。
一楼大厅，光线明亮，宽敞高调，夏季梁启超就在此开办“饮冰室暑期讲学馆”。大厅的周围有五间房，其中四间是梁启超的书房和图书资料室，满墙图书，另一间杂用。二楼靠西北角，也是一间大厅，中间放一张长桌，周围放置十把红木椅。这里主要用于接待军政界人物及社会名流。靠东南角的几间房，是梁启超的卧室及图书资料室。
新楼建成，梁启超并未入住，而应友人之请，租为中原公司专营贸易之办公楼，后租赁期满，收回自用，将“饮冰室”书斋之名专用于此楼。
梁启超的幼子梁思礼回忆幼年生活时，写道：“饮冰室是父亲写作的地方……书房里面的大书柜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书柜上面摆满了线装书，他收集的许多珍本奇本，都汇集在那里。”
“饮冰”二字，语出《庄子·内篇·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意为极度恐慌、焦灼。成玄英疏：“诸梁晨朝受诏，暮夕饮冰，足明怖惧忧愁，内心熏灼。”梁启超自云：“性禀热力颇重，用世之志未能稍忘。”说得贴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