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作家蔡崇达携新书《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及《皮囊》《草民》《命运》等作品，做客东方甄选直播间，与主播冯冯，一起讨论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找到内心的归处。
图｜访谈期间，俞老师惊喜现身直播间！🥰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时常会迷茫、会困惑、会孤单，不知为何而活，不确定努力的意义是什么……
在这次访谈中，蔡崇达老师梳理了《皮囊》《命运》《草民》以及新书《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创作的心路历程。
学会爱之前，先去发现爱，希望这次访谈，能够帮助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灵魂安放的地方，找到与这个世界的共鸣，为自己的内心找到归处！
以下为访谈全程回放，欢迎点击收看。
视频｜蔡崇达做客东方甄选 访谈全程（上）
视频｜蔡崇达做客东方甄选 访谈全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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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文字实录
这是一本写给女儿的书
冯冯：您在写这本新书的时候，您希望可以带给读者们什么呢？
蔡崇达：其实这本书是我女儿找我要的书。她看了《皮囊》之后跟我说：“爸爸，我提个建议。你里面写的一些东西可能只有我长大了才会懂，你能否写一些现在对小朋友来说，也能有很深共鸣，甚至以后还可以陪伴我的书？”
我一直觉得，好的写作者都应该试图为小朋友写作。在我的理解中，童书非常重要。童书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思想的基本模型，也是底层逻辑。其实好的童书作品，是把我们的底层模型用最准确、最干净的东西表达出来。
冯冯：童书很难写。
蔡崇达：非常难写。因为小朋友的成长历程，是在建立世界观、人生观，建立对世界的感受方式，建立他们的底层逻辑。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能把我们民族文化的底层逻辑给表达出来，才算是接过前人众多积累，成为了对下一代的托举。
其实比较遗憾，中国这几年来比较好的、畅销一点的童书，偏国外的比较多，这是我比较悲伤的事情。因为我会觉得，那些作品很优秀，因为他们写出了他们民族和文化的底层模型，但是我们也应该尝试去（写出我们的）。
第二个，我觉得真正好的童书不是幼稚的，它是回到更根本的、回到生命基础起点的（东西）。比如《小王子》，你不会把它当童书，你会把它当成一个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最根本的、最底层的模型。
所以在我心目中，童书、寓言、童话的位置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很高级的文学形式。甚至可以这样讲，写童书要有积淀，甚至是要有资格（才能写）。
蔡崇达：首先我还是得强调它是小说，但是我经常说小说它不是假的。虚构不是假，就像我们有时候看电影，会觉得这不对劲，说好假，其实你会发现你对虚构的要求还是真的。所谓虚构，是提纯的真实，是浓度更高的真实。这里面的故事，很多是有我自己内心的感受，也有我积累的，或者说是提纯了很多人的共同感受。冯冯：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就感受到，它有很多的部分是一个成年人回忆自己的童年过往，每一个阶段有见证者，有同行者，也有很多旁观者，以这样的一个视角再去反思和体味人生。它把我当年的一些想法，用今天的话说出来了，没有说教，没有教条，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去看的时候，都会把它往自己身上去套，去感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高级的写法。我之前看过您的访谈里也提到过这一点，就是不要讲道理。因为道理是冷冰冰的，而且道理跟道理之间很容易产生冲突，可能跟现实并不完全匹配，所以讲故事就很好，因为故事没有对错。蔡崇达：故事是最大的道理。逻辑是你拉出的一条线，甚至有时候那条线画了一个圆把你套进去了。就像你用线织成的网去兜水，是兜不住的。人为了找到爆炸的情感，找到了诗歌；为了表达那些流动的情感，找到了散文。那人为什么找到故事呢？因为故事试图建构一个生态，把人的所感所想、内心的所有反应，都在这个生态里面包裹着，呈现开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故事重要，所谓逻辑经常是一个剖面，而故事它其实是包裹住一个生态。举个例子，我们在城市里见到池塘，它永远是那样的景致。但你在乡下看到池塘，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有多么热闹的世界。而且你不同时候去，你进入到不同的领域，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冯冯：故事呈现在面前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可以去体味、去感悟很多东西了。这本书里讲了很多小动物的故事，我们作为成年人，可能在你的生命中，幼年时候也养过很多的小动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把它们放到了什么样的位置？有的时候它可能只陪了我一个阶段，但我生命的那个阶段，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或者说是一个陪伴者。蔡崇达：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底层模型，或者说是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底层模型，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是很懂得跟动物交朋友，跟植物交朋友，跟世界万物交朋友的。比如我们经常说唐诗有意境感，意境就是与万事万物寻求共鸣，试图通过万事万物看到我自己，又通过我看到万事万物。这种世界像镜子一样相互照见、相互共鸣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这是老祖宗提供给我们的一个财富。
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永远不缺朋友。因为全世界都在成为你的某种朋友，甚至在你不知道的部分，这世界肯定有某部分在陪伴你的。所以我才觉得，要试着写一本我觉得好的童书，故事是轻巧的，但背后我其实有做一些自己的思考。我从我女儿小学三年级开始思考，她现在是小学六年级，这三年来，我一直在琢磨，如果我要找到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底层模型，让这模型长出一些血肉，那么长出的故事该是什么样的？最终我找到了，就是我小时候养过的动物朋友们。这里绝大部分都是真实的，我确实养过鸭子、鸡、鸽子、兔子、小猫黑咪，还有那只大黄（狗）。而且其实我不止跟动物交朋友，受我阿太影响，我跟植物也交朋友。从小我是一个比较孤单的人，孤单是因为人经常表达不了自我，别人也无法通过你的表达走进你内心。小时候我还没掌握和使用文字，很多命题你是很难表达的，所以我早早就意识到这种孤单感。多亏这个世界的这些美妙的构成，这些动物、植物一直陪伴着我，其实这也是世界支撑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支点，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安放灵魂的地方。觉得人生孤独、没有意义时
要明白：亿万魂灵曾行至于此
被卡在这个点的一定不止你一个
冯冯：书里您也说过，小时候可能只是它们陪伴您过了一段时间，长大以后您有能力了，有自己的文字技巧了，您希望把它们记录下来。所以就这一刻，它既是您的过往，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对自己逝去的时间、一些曾经消失的东西的寄托和载体。
可能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在睡不着的时候，突然产生“天哪，时间都去哪了”那种感觉，像您只是把它具象成了这些小动物。
您的家乡在福建泉州附近，当地的文化氛围可能造就了人们的情感特别细腻。而且我看之前您说过，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神？可能就是因为要管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蔡崇达：据我不完全统计，泉州有五百多路神明。过去这块土地生活过亿万万的灵魂，这些灵魂生下来，活下去，跟我们一样度过了诸多困难时刻，吞下了诸多不为人道、无法表达的难过。所以什么是神明？其实是当时的人们把他们好不容易熬过一辈子积攒的生命经验、精神秩序具象为一个个样子。所以在你觉得人生最孤独、最没有意义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白一个事情：这世界来过这么多灵魂，被这个点卡住的人，肯定不是只有你这个灵魂，肯定有亿万灵魂曾行至于此。只是你不知道，你没有表达出来，可能前人也没有表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写作者去表达，让大家知道。第二就是，当下我们同属于整个社会时代共同的风浪或趋势里，所以我们依然无法自我表达，经常不知道我们彼此其实是在作伴的。写作者就是要把这些表达出来，而这些东西具象化，有时就是一套套习俗、俚语。比如说你回想一下，你奶奶或者祖母曾经跟你讲过一句话，很土，但你长大之后一琢磨，觉得好厉害，很本质，其实那些都是此前的灵魂试图支撑和陪伴我们。生命托举生命，我们才能生生不息。冯冯：我翻开这书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我当然知道离世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在想，这是给孩子写的吗？蔡崇达：写这本书我经历了很多挣扎，这本书虽然是童书，但是它开头直接就是生命教育。其实我犹豫了很久，我觉得我必须这么做，我必须努力这么做。因为在我看来，小朋友童年最重要的就是经历生命教育，他得建立对生命的认识。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有些童书比较遗憾，这些书可能是追着小朋友的兴奋点、爱好点去写，但在我看来，其实这个时候是他们奠定跟世界、跟自我生命、跟他人关系的最重要的节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要逃避，这就是我一上来就直面这个话题的原因。所以，你看到的故事是轻巧的，里面探讨的命题其实是很沉重的。另外，我也在考虑表达，既希望小朋友能读，又不想写得（太幼稚），不要把小朋友当作小孩，因为他们也是一个个生命。这本书也不止是给小孩看，我觉得成人们很多时候都忘了，甚至有时候会迷茫——我们该怎么跟世界相处？我也希望这本书能提醒大家，回到生命的本源处，重新站在这个立场上来考虑和感受。蔡崇达：《皮囊》出版十周年我补了一个后记，叫做《所有曾经安放过我们魂灵的地方》。我为什么补这篇后记？跟我当时写《草民》有一个共同原因：什么是故乡？什么是家乡呢？所谓故乡和家乡就是曾经安放过我们灵魂，并且支撑托举我们灵魂生长的那个地方。在过去这几十年里，我们很幸运，放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过去这几十年可能都是少有的、急速发展的几十年。这是一种幸运，但是其实也带来某种挑战，因为发展意味着推翻、推进，发展意味着摧毁和建设。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有失去故乡的感觉？因为小时候支撑我们、安放我们那些记忆的地方被开发建设了，还有小时候那种行为方式、做事做人的方法、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这种人际关系不存在了。小时候的生命经验、父母的生命经验，对现在的你不适用了。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因为发展太快，才会有失去家乡的感觉。再拉到整个人类文明来看，人永远是在失去家乡和再造家乡中间去努力的。发展总要摧毁一些过去的秩序，建构新的秩序，所有人都在一起重新寻找自己灵魂的安放点。比如《皮囊》《命运》《草民》，我提醒的是让大家回到根部，回到曾经托举过、安放过我们灵魂的地方，因为你只有跟这些部分重新连接上，你才能像棵树，根扎得很深，才能长出枝，探向天空。并且只要根部相连，你就不是孤立无援的，你是永远有基础的立足点和托举点的。所以其实这是我写《皮囊》《命运》《草民》的原因，然后到《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的原因。我试图回到的更本质的那个点，就是生命教育本身。蔡崇达：其实也不能称为责任感。每个工作之所以被人类所需要，必定要承担它的价值、责任，这也是你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地方。所以在我看来，没觉得这有多了不起，这是本应该做的。冯冯：刚才老师说，我们每个人要安放自己的魂灵。我想到鲁迅的《故乡》，他小时候跟闰土一起玩，但是多年之后他回到故乡，和闰土见面之后，闰土突然间喊了一句“老爷”。一下子，这个人还是那个人，故乡还是那个故乡，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味完全不对了。我上大学以后回到我高中的母校，老师还在，但已经不是当时教我的那个感觉了。蔡崇达：但没关系。你回到母校，其实你内心已经回到了曾经让你安心过的那个点了，你已经被安放了一下，这已经很好了。内心安放在当下太重要了。因为这个社会正处于一个急剧发展的时期，急剧的发展会带来很多内心的震荡。无论是写《草民》也好，还是写这本书也好，其实都是试图回到人的根部，陪每个人抓住自己的来处，提醒每个人你曾经安放在哪，被哪块土地托举过。人只要内心被安放了，你就有心力。其实人不怕困难，人怕的是不安定。人无论再辛苦、再脆弱、再难受，只要你给他一个支点，他就能生长。所以，我的这几本书都试图陪人回到他曾经的支点上，回到曾经安放过他灵魂的地方，现在更应该成为他再次安放灵魂的地方的那些点上。冯冯：您说过，你要打拳，你就不能在空中，你要踩住地面。冯冯：您这几本书里，我发现特别多的死亡、离开和失去。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说您过往的经历，让您会首先着眼于这样的视角呢？蔡崇达：我可以借这个提问梳理一下整个脉络。《皮囊》这本书，写的时候不是想要出书，当时我辞掉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主编，原因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活。我当时很困惑，所谓的理想、责任都让我特别迷茫，我当时的责任是，我想拯救我父亲，但是就在我攒够钱的时候，我父亲离世了，当时所谓的理想是，想在媒体圈当主编、得奖，但是我大学毕业第三年就当主编了。此前扔了很多块骨头，让自己像一只小狗一样去追，当你咬到那块骨头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目标的背后是一片白茫茫，你突然发现，其实你没有回答什么根本性的命题——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世界？怎么看待人生？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想活出怎样的生活？我是在那个迷惘当中退回到杭州的。那个时候我其实就跟《皮囊》这本书里写的一样，我们都是既告别家乡，又永远无法抵达远方的人。我们在成长的时候，总会突然间意识到家人、家庭、家乡的局限，或者说我们最容易意识到的就是托举我们的那些人和那块土地的局限。因为它托举出我们了，所以我们俯瞰它。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天空，于是就拼命想往天空跑，当时的我也是如此。事隔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其实大地和天空不是冲突的，故乡和远方不是对立的，或许只有根扎得越深的人，才能像棵树一样，才有能力长出枝芽，探向更远的天空。但当时的我不知道，我相信很多年轻人也不知道。《皮囊》这本书是我第一次转身向我的家乡求助，也是我第一次重新让自己的内心回到安放过我、托举过我的地方。再到《命运》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写作者的自觉了。作家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在我的理解中，人难以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的地方，就是作家工作的开始，很幸运的是，每个人本质命题是一样的，相通的。作家是人类面对自我灵魂一线的高精尖人才，就像是宇航员开着宇宙飞船要去抵达更深处的宇宙。而在我们内心那个宇宙，作家开着各种宇航工具，通过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文体，试图抵达一个个常人无法表达，但是又在我们内心共同作用的地方。冯冯：（作家）替你说出你说不出的话，但情感你能够体会到。蔡崇达：对，因为我意识到，当发展变得剧烈的时候，命运就开始无常了。无常就会让很多人一下觉得，自己失去了对命运的判断。人最恐惧的就是看不见的东西，一旦你看见了未知的东西，你就会先是好奇，再来观察。再难再痛苦你都会去观察它，跟它相处，甚至厉害的人还可以调戏它。所以当时我觉得，在大家都觉得无常的时代，我要拼命写出命运的样子，这就是《命运》这本书的得来。写《草民》其实是因为，我希望陪每个人回到根部，希望告诉大家，没有一个人、一根草是孤独的，你拔出一根草，你会发现所有的根系是相互连接的，因此也没有一个人是孤立无援的。我们彼此构成彼此的内心安放点，我们彼此构成彼此的命运，我们彼此构成彼此的支撑。冯冯：哇，这是我第一次听咱们达达老师梳理整个过程，感觉更深了一层。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同的生命阶段，可能在不同阶段我们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蔡崇达：或许有时候某个历史时期会让我们有一些误解。第一个误解是，好像不断生长和发展才是历史的常态，但其实每次发展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特别珍贵和稀少的。然后因此大家也经常会误解，好像在事业上的展开，才是人生的意义，其实从来不是的。
在大部分人类社会里面，人的灵魂来到这世界肯定不是为了所谓事业，而是为了来世界享受更多东西，享受与他人的共鸣，享受对自我内心的更多发现，享受跟这世界花花草草、天地万物的共鸣。我其实比较遗憾，因为过去经历的是急速发展的几十年。发展太快了，就像是坐在太快的车上，很多风景都是"唰"一下就过了。其实慢也有慢的好处，而且或许慢下来你才有机会重新扎根。前几年总有人会问我，怎么树立自己的理想？我觉得最重要的理想是，你要尽可能活出跟这世界的共鸣来，这样你才能收获最美好的人生，你才能真的享有这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如果你懂得跟世界产生巨大的共鸣，你会发现，那不是钱能买来的，也不是所谓的事业成功能得到的。如果你能享受跟这世界一切的共鸣，你就发现你来人间这趟太值得了。有时候绕远路、有些波折，你能看到更多风景。停下来，你才能看清楚那朵花是怎样的，那棵树是怎样的。冯冯：每一位正在奋斗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惑：我到底在努力什么？我到底为了什么？老师您觉得这个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的。蔡崇达：我举个例子，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是一个汉堡。那是我父亲生病的时候，因为父亲生病手术，我们全家当时经济特别拮据。我当时在外面做家教、到报社兼职，然后那天我生日，我就走进一家麦当劳店，对我来说那是奢侈品，我就买了一个汉堡，我们一家就我父亲、母亲、我和姐姐四个人，切成四块，一人吃一块，这是我至今为止觉得最好吃的东西。
那个时候如此困难，但我们的内心被拧在一起，在一个困难的境遇里，我们内心彼此构成彼此的支撑，我们内心特别地安定，它甚至能放大我们享受这世界的一切滋味，能提醒我们尽可能地珍惜出现在你生活里的所有一切。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钱能买来的，或者说，幸福感跟钱当然有关系，但不一定就是绝对的。过去十年的发展，我们总容易把一些功利性的目标当做我们人生的所有目标，但其实不是。回到你刚才问的问题，在我理解当中，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试着去建立跟生活真正的关系，让自己的内心跟这世间提供的所有可能，去相处，甚至寻找共鸣感。找到共鸣所在，就意味着你的内心永远有避难所，永远有安放点。哪怕跟你有共鸣的部分无法让你赚钱，无法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安身，但它绝对可以立命。此前一个媒体访问说，蔡老师，你怎么看“寒门难出贵子”这个事？我的回答是，不止寒门难出贵子，贵门也难出贵子。以前贵门出贵子是因为以前发展缓慢，知识和经验的流通、更迭是缓慢的，所以一个大家族只需要垄断某种知识或经验，就可以传承下去。但现在，我自己生活的朋友圈里有很多已经做得很好的父母，也会焦虑他们的生命经验无法支撑小孩。我觉得最根本的财富是，父母陪着你的小孩去发现、去找到跟这世界最根本的关系、有共鸣的地方、安放内心的方法，去享受这世界的回应。所有事情都是困难的，只有心定了，才能做成很多困难的事。蔡崇达：当下这个环境，很多人包括已经获得成就的人，也在不断失去。获得和失去是外物，真正失去不了的是，你跟世界建立了很好的共鸣。冯冯：这是一种情感，它恰恰是无形的，可以永远埋在你心底。就像泉州地区的那些神明一样，他们已经被凝结在这了，古往今来的人们都可以以他们作为安放自己魂灵的地方，或是作为自己的寄托。蔡崇达：我经常说，“作家是老天的农作物，老天把他们就放到那，他们就只能拼命地扎根、抽芽、开花、结果”。我作为泉州长出来的写作者，我经常说我是泉州的土特产。泉州人很可爱，每次中原发生战乱，那一群最注重内心秩序的人，为了自己的坚守，宁愿拔根而起，跑到天涯海角也一定要固守那样的精神秩序。泉州更可爱的部分是生活方式、理念本身，比如说像我们宗族，是来自晋朝的；泉州突然火出圈的簪花，是宋朝的。从唐宋元明等时期，老祖宗曾经安放过灵魂或支撑过灵魂的这些精神秩序，都碎片式地被保存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就是在那个地方长出来的。我跟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当时《皮囊》畅销之后，我也不知道畅销的原因是什么。后来有一个韩国的文学评论家说，《皮囊》的畅销，或许是作者试图调动中国传统的精神秩序，用以呼吁和疗愈当下的中国人。通过他者的眼光，我才恍然大悟，我当时想的是什么。我在漂泊无依的时候，既告别家乡又永远无法抵达远方的那种困难的状态的时候，我是向家乡求助，恰好我的家乡藏着我们好几代老祖宗积攒下来的厚厚的精神财富。蔡崇达：在《命运》的后记里我写道，这块土地一直在开口说话，说的都是如何生下来、活下去的话。有时通过神明，有时通过习俗，有时通过礼仪，有时通过谚语，有时通过爷爷奶奶唠叨你的东西……它们都在不断地对你开口说话。我也是无意中，回到来处，翻找到这些东西，结果恰恰开启了老天本来藏在我内心的种子，我或许要代老祖宗积攒的生命经验，开口说话吧。蔡崇达：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把你自己当人，把别人当人。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走进自我内心深处，是通往他人内心深处最快的路径。写作的过程也特别简单，首先驱动就是因为你作为人，你敏感于此。第二个是你拼命要去抵达你作为所有灵魂代表，试图去抵达的那个地方而已。
冯冯：我觉得这跟咱们开播之前聊的一个话题很像，就是质朴，一定要回到那个原点。蔡崇达：后来会发现，好的文字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尽可能地准确。举个例子，《草民》这本书曾经我写过 7 万多字，是精心雕琢的，写得很精致，但后来有一天我很反感，半夜突然间惊醒，醒来把它删除掉。因为我突然发现，《草民》这本书是要去抵达根部的，我用特别精致的语言的时候，就感觉你像是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知识分子，在俯瞰人家，这就失去了你写这本书的根本立场了。所以那一刻我就意识到这不是我想要的。第二天我重新回到最质朴、最根本的语言里面去写作。因为只有回到“草民”里才能写出《草民》，包括里面的语言，我可以去掉形容词，可以去掉任何不质朴的东西，因为它只能这样写。那反而比如像《命运》，当时很多老师说，可以说它是长篇小说，也可以说它是长篇诗歌，因为它有大量的堆叠，很多时候不是你故意的，而是得回到你试图要抵达的命题，只有你找到最准确的方式，才能抵达。在我理解中，每一本好书，都是一个纯粹的、敏感的、真挚的灵魂，试图往一个命题跋涉的过程。如果读者内心对这块命题没有敏感或者没有存在，那这个命题就跟他没有产生共鸣。冯冯：我在书里看到“讨大海”和“讨小海”的概念，这个我感触也特别深。“讨大海”就是去远航，在外边挣得多，包括书里父亲这个角色，他也是在宁波那边“讨大海”，回了家乡之后可能过得越来越差了。“讨小海”就是留在家里，更安定一些，更稳定但挣得少，甚至还可能遭受同村人或者是周边人的一些笑话。但实际上那个留下来“讨小海”的人，他可能是家里边的独苗，需要的是稳定。当我们想下意识地去评价某些东西的时候，它背后的故事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蔡崇达：所以我在《皮囊》里反复写一句话，理解是对他人和自我最大的善举。理解太不容易了！理解自己就很难，更何况理解他人，更何况理解一个世界，因为一个世界是由众多的他人和自己构成的，一个世界往往是很多人做很多决定产生的最终结果。你难过的时候，你说不出来为什么，那你如何能轻易地判断别人的难过、生气、愤怒，如此容易吗？不容易的。在当下，每个人为什么会有孤单感？因为你也意识到自我表达的困难，甚至自我理解的困难，以及他人理解你的困难。少年时总想判断，判断是一种权力感、一种快感，但当你扎进一个人具体的生活之后，你才知道是自己唐突了，是自己傲慢了，是自己无知了，是自己片面了。因为没有一个事情是简单的，没有一个决定是简单的。冯冯：蔡老师今天带来了《我人生中最开始的好朋友》《皮囊》《命运》和《草民》这四本书，我自己看完之后觉得它们是一套，当然可能未来还会再增加。《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看似是一本童书，但真的很适合亲子共读。你可能有非常高的身份、权力或者社会地位，但实际上内心的情感，人跟人之间差不了多少。对爱，对于这些亲情，对于那些回忆、童年，可能是大差不差的，所以推荐给大家。蔡崇达：很开心回来到这边，我觉得，每个工作都有必须承担的东西，在写作这件事上，我觉得我应该陪同每个人，在当下尽可能地去抵达根部，抵达自己内心的安放点，或者提醒大家回到这样的安放点。希望我的书能够陪大家一起再造家乡，发明家乡，安放我们的内心，那我们就永远有家可归，谢谢。
